1644，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年：寒冷、瘟疫，氣候改變了中國
1.
中國有些話真的經不起細想，比如：在開始做一件事的時候，會説，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等這件事徹底失敗了，還會説，無力迴天。
普通老百姓也會經常無可奈何的説，人的命，天註定，胡思亂想沒有用... ...
天呀，怎麼會這樣呢？
中國人歷來是把天看做是至高無上、主宰人類命運的位置，事實上，也真的是氣候和環境改變人類歷史。
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力量非常渺小。
2.
崇禎皇帝是明朝歷史上最為勤勉的皇帝，被評為大明王朝的“勞動模範”，大明王朝的覆滅，一方面是統治者施政有誤，更重要的是貫穿崇禎施政始終的，是氣候的惡劣和環境的惡化，使崇禎皇帝即便是再努力，也依然“無力迴天”。
包括對現世影響最大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也這樣説：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曆、天啓之後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養成，而在這上面更加以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
郭沫若先生沒有説到直接導致明朝滅亡的鼠疫，但在他在文章裏接下來引用了崇禎二年四月馬懋才寫的《備陳大飢疏》裏描述的陝西災情，已經有了疫情的出現：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
一年無雨，顆粒無收，人們開始吃草、吃樹皮、吃石頭，最後是人吃人。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
馬懋才所説的“食人之人...?...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事實上應該已經是瘟疫流行了，而且是鼠疫。
3.
1958年，上海市傳染病醫院院長張孝秩等人編寫的《傳染病手冊》，對鼠疫有過詳細的描述：
鼠疫本來是齧齒類動物如田鼠、家鼠、鼷鼠、旱獺、黃鼠、兔及其他鼠類的特殊傳染病，但可以借鼠蚤為媒介，傳染給人，犬蚤和貓蚤也可能成為媒介，人蚤則帶來人與人間的傳播。
鼠疫傳染極快，潛伏期很短，腺型為2—8日，肺型為數小時—3日。兩種鼠疫中，以腺型最為常見。腺鼠疫常發生於流行初期，急起寒戰、高熱、頭痛、全身疼痛，偶有嘔吐、瘀斑、出血。發病間有淋巴組織腫大症狀，其部位多在鼠蹊、頸部和腋下。於3—5日內因心力衰竭或繼發敗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死率約為30—70%。
肺型鼠疫可原發或繼發於腺型，該病發展迅速，急起高熱，伴有全身中毒症狀，數小時後出現劇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鮮紅色血痰。搶救不及時，大多於3日內因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病死率高達90%以上。
此外，還有敗血型鼠疫，病死率幾達100%。
1900年，東北爆發鼠疫，1911年1月，年僅31歲的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並出任所長，僅用4個月的時間就撲滅了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被譽為國內外的防疫權威。
武連德根據歷史資料，分析認為明代萬曆、崇禎年間西北地區確實發生過鼠疫。
這個時期的鼠疫是怎麼爆發的呢？
根源還是在於氣候的異常。
4.
曹樹基在《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一文裏對明清之間華北鼠疫大流行有這樣的闡釋：
嘉靖十二、十三年(1533—1534年)，大同邊衞發生變亂，殘餘的黨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這批漢人叛民不僅從事軍事方面的活動，而且在蒙古地面從事建築和農耕，並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蒙古地面專事農業生產，導致山陝長城邊外地區的農業人口迅速增加。
牧場變成農田對原有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土地的墾殖破壞了長爪沙鼠原有的生活環境，人鼠之間的大量接觸在使人類鼠疫不斷髮生。
崇禎元年，在西北尤其是陝西，乾旱與饑荒到處肆虐，人間已經成了馬懋才《備陳大飢疏》裏描述的情景，飢餓的人們不但把老鼠洞裏的糧食挖出來吃，而且連死老鼠也吃，在人與老鼠密切接觸的過程中，跳蚤把疾病傳染給了人。
5.
崇禎皇帝很不幸的遭遇了非常反常和惡劣的氣候條件，《哈佛中國史》把他這一段兒歷史叫做“崇禎之淵”。
崇禎剛一上任，乾旱和饑荒和寒冷接踵而至，這次寒潮一直持續到17世紀40年代。
《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收錄各地方誌記載：
崇禎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夜，江西南昌無風自寒，第二天，魚浮蔽江，盡凍僵者；十月十八日，九江、湖口江魚、池魚皆凍死；十一月，湖北仙桃下凌，湖河魚凍死，撿魚者凍死，凌重，樹木倒僕... ...。
感受到這一變化的不僅僅是明朝人。在17世紀30年代，俄羅斯人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至少要經歷一個月嚴寒。
女真人也許是受到明朝財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動他們南進的因素也包括寒潮。
持續的自然災害直接帶來的是糧食歉收，商品交易停止，糧食價格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直接導致了社會治安的不穩定：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檔次之。"（見《明季北略》卷五）。
救災，成了崇禎皇帝上任後的第一件事。
6.
救災，就需要錢，打仗，也需要錢。
可錢這東西最不是東西，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沒錢人，都不願意把錢拿出來，包括皇帝本人。直到崇禎上吊後，李自成打開他的銀庫時，其“ 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為了籌集救災資金，在崇禎年代，還有過一次關於去哪裏融資的大討論，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裏也寫到了這件事：
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璡蒐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蒐括臣宰助餉。
士升上言：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
武生李璡，在後來的《明亡述略》裏寫作李璉，他以“為富不仁”為立足點，提出“蒐括江南富户，上報姓名向官府交納，推行向官府交待犯罪實情沒收財產的方法”。通俗的説，就是官方打土豪，開倉放糧，穩定社會。
禮部尚書錢士升反對這種辦法，他上疏説：
鄉邑中有富裕人家，本來是貧民衣食的來源。地方有水災旱災，主管官吏命令他們出錢糧，均勻穀物救濟饑民，一遇敵寇侵犯的警報，命令他們幫助城堡守禦，富裕人家不曾無益於國家。如今把兵荒歸罪於富豪人家剝削，討論蒐括他們的錢財而沒收，這是秦始皇不施行於巴清、漢武帝不推行卜式的原因。
國家到處需要用錢，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繼續開源節流。
開源，加大税賦的徵繳力度，於是人們把崇禎叫“重徵”。
節流，崇禎二年，關閉了數個驛站，郵遞員李自成下崗。
於是，崇禎的麻煩大了。
7.
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
連續多年的自然災害，地裏不長糧食，已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朝廷還依然徵收税賦。
李自成下崗回村，被推為里長，村幹部。
當時的陝西，已經是他的同鄉馬懋才描述的那麼悲慘，可村幹部李自成還要承擔收税的任務，收不上來就要捱打或戴枷。
反了吧，於是就造反了。
此時，正是湖北、江西奇寒，河池魚皆凍死的時候。
有故事説，在崇禎元年的元旦，兄弟們就推李自成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説：“當問天。”於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與矢齊；不然，則否！”結果，漫天大雪飄然而下，雪沒過箭羽。
寒冷中一場沒過箭桿兒的大雪，給了22歲的李自成以信心。
而李自成最響亮的口號則是“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人心向背，於是，各地“流寇”蜂擁而起。
本來，李璉建議的朝廷主動打而沒打的土豪，被起義軍打了一乾二淨。
8.
終於，李自成打進了北京城。
北京城已經沒有了像樣的守軍，瘟疫爆發前，明朝駐京師軍隊10萬人，瘟疫過後，只剩下5萬多。面對殺來的闖軍，守城官兵連一萬也湊不齊。守城兵士“鳩形鵠面”?，“鞭一人起，另一人卧”，不是不愛國，實在是病的沒有了力氣。
《明史·五行志》記載，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第二年駱養性在天津督理軍務，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若大的北京城已是一座不設防城市。
朱由檢把宮中3000太監都派去守城，就這樣， 平均5個城垛才均一人。
也是大明朝氣數已盡，崇禎從登基到上吊，趕上小冰河期，沒有一年風調雨順。
9.
李自成看雪問天，找到了信心，
崇禎也派人去測字，卻看到了衰落。
相傳，崇禎派一個太監去民間找人測字，宦官就説了一個“友”字。
測字先生就問：你要測問什麼事呢?
宦官回答：國事。”
測字先生説：此字不佳，反賊早已出頭了。
宦官聽了吃了一驚，忙改口説：我要測的並不是這個“友”字,而是“有無”的“有”。
測字先生説：此字更為不祥，“有”字是“大”字掉了一半,“明”字去了一邊，大明已去一半，此乃亡國之兆也。
宦官又改口説：非也，非也，我要測的是申猴酉雞的“酉”。
測字先生不慌不忙地説：此字更是不佳，天子為至尊，至尊已經被斬頭截腳。”
宦官咋舌而還，估計也沒敢告訴皇帝。
可憐的崇禎皇帝，貴為天子，至死，也沒明白，是老天逼死了他。
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才是人間正道。
本文參考資料：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
蔡磊? 鄭泉寶《大明日落》
《哈佛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