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敏 來源|界面新聞（ID:wowjiemian）
“寒門貴子”是胡靖在20年前對留學生羣體的印象。
那時他在英國一所大學負責亞洲區市場拓展工作。“地鐵裏逃票的中國學生很多，他們最關心的也不是學業，而是哪裏能打工。”他向界面教育記者回憶道。
從2007年回國工作後，胡靖發現熱衷找兼職的中國留學生們“消失了”，他們的家庭環境也變得富裕。
藉着國際化浪潮，出國留學在近二十年裏快速走向大眾，中國的留學總人數從2001年的約10萬人，竄升至2018年的66.21萬。
財富增長為中國學子們提供了燃料。據招行與貝恩發佈的《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高淨值人羣約50萬人，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為15萬億元，這兩數字在2018年變為197萬人與61萬億元，增幅近三倍。
在K12階段提供“本土留學”服務的國際化學校勢頭強勁。其範疇不只限於外籍子女學校，還包括招收本地學生的民辦國際化學校（後統稱國際學校）。校方會針對學生個性提供多種課程與雙語小班教學，評價體系不以考試為唯一。學生們普遍進入海外高校就讀，進入牛津劍橋等世界名校的也不少。
儘管其收費從一年8萬元到30萬不等，卻吸引着大量生源。據德勤中國數據，2017年國際學校在讀人數已達25萬名，市場整體規模約436億元。據國際學校服務機構新學説的數據，其數量實現“大躍進”式增長，從1999年的86所達到2019年的861所。
繁榮背後，國際學校行業生態也變得複雜多樣。老牌學校們佔據先發優勢，但也未出現絕對龍頭。新玩家們高調出現，試圖掙得更多生源，但敗退者也不少。二十年裏，資本與教育相互滲入，在國際學校身上呈現共進而矛盾的一面。
從外籍子女到本地學生
2002年李立維從台北來北京時，被兩件事震撼到了，一個是長城的壯觀，另一個是國際教育的匱乏。早在十年前他就在台北成立了自己的教育品牌，旗下擁有15所雙語幼兒園及培訓中心。但在北京和上海，民辦教育機構寥寥無幾，國際教育只限於外籍子女學校。
通過熟人介紹，他認識了協和教育的創始人胡衞，這位教育企業家當時在內地已開設多所海富與精英幼兒園。雙方在國際融合這一教育理念上達成共識，本想品牌合作的李立維轉而與胡衞一同開闢新路：參與創建一所民辦中小學。
那時，國際教育圈還是外籍子女學校的天下。1999年，全國86所國際學校中，38所為外籍子女學校。北京順義國際學校、耀中國際學校、上海美國高中、上海中學國際部等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但它們僅接收外籍子女，且學費高昂，幾乎由外派企業支付。
中國加入WTO後，教育部開始允許中外辦學，並在兩年後頒佈《民辦教育促進法》（後稱《民促法》），民辦教育得以加速發展。
2003年，第一所協和雙語學校在上海虹泉路辦起來。校內硬件設施向外籍子女學校靠攏；辦學上，除招聘外籍教師外，還引入海外教材輔助雙語教學。
“當時很多韓國人來中國創業，他們不像歐美家庭，子女的學費由外企全包。我們提供國際化課程，學費又低，自然吸引了這部分人。”李立維向界面記者表示。當時協和將定位放在“中西融合”這點上，發展出“國際部與中西融合部”兩部共榮的模式，同時招收外籍子女與本地學生。
但中西理念的差異讓初創過程佈滿荊棘。
因為無可借鑑案例，小到衞生間內放不放廁紙，大到中外校長理念不合時該怎麼處理等，都需要重新制定體系。本想待上三五年的李立維發現，他根本騰不出時間做其它打算。
同路人陸續多起來。在上海，平和雙語學校於2002年實施全英語教學；世界外國語學校在2005年轉為民辦，成為均瑤集團旗下一員；2007年，包玉剛學校成立。國際教育在公立學校也開始變得時髦。在北京，人大附中國際部在2002年成立，十一學校國際部在兩年後辦起來。
“這些雙語學校在創辦時都有點‘誤打誤撞’，卻都發展成了名校。”胡靖認為，這些有年份的學校的確有先發優勢。“廣州碧桂園學校創辦時是為了提升周邊房產附加值，這離博實樂擴張還挺遙遠；均瑤集團納入世外是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初衷，沒想到辦成一所名校；平和也類似，想辦成特色學校，結果走向國際化。”他評論道。
據新學説數據，2000-2009年，國內新增國際學校總數達到270所，民辦校以117所的數量佔大頭，公立學校國際部從10所漲至84所。
從招聘外教用英語上課，到整件制引入海外課程，再到從各色課程裏優中選優，國際學校們也在迭代。
“協和在閔行區的幾所學校相隔蠻近的，但為區分市場，不同學校分別使用英式課程、美式課程、加拿大課程和IB課程。”李立維説。
教學稍有成效後，一批批生源接連而來，民辦、國際學校變得比公立學校還搶手。“從2003年建校開始，公辦學校5月招生，我們就安排到3月，當教學品質出來以後，提前招生策略就吸引優秀生源，慢慢形成了良性循環，質量口碑肯定越來越好。”李立維解釋。
據胡靖回憶，當年上海民辦學校為了挖生源，可以三顧茅廬到學生家裏談條件。“學費每年8到10萬，但對好學生免費，還給你獎學金。學生考上好學校，老師獎勵5萬。”這些都是公辦學校難以實現的。
“學校設施設備好，課時又開得足，老師背景牛，為什麼不選？”
資本快進
優勢結合着出國留學大潮，讓圈外資本也盯上國際學校。新學説數據顯示，自2011年開始，民辦國際學校數量增速以每年10%以上飛昇，2014年起提速，並在2016年達到22.54%。
李立維對此感受明顯。2013年開始，他遇到各路資方的“挖角”與邀約，但以集團化運營的協和教育發展也相當迅速。成為協和教育集團副主席後，他需要與團隊一起管理9所學校的34位中外籍校長和上千員工。
在國內的國際教育圈摸爬近五年的胡靖則選擇自主創業，在2011年創立雅力教育集團，並將業務集中在留學、大學合作課程與公立高中國際部三塊，重心逐漸向公立學校國際部傾斜。
“當時政策允許公立校和外部機構合作辦國際部，課程設置以學生考試能力為主，模式可快速複製，再加上收費相對獨立國際學校要低，發展速度快起來。”據胡靖介紹，公校國際部發展最高峯時，全國運營該業務的民辦教育機構約有七八十所。
2014年政策緊縮後，胡靖開始謀劃獨立辦校。他的判斷是，隨出國留學愈發普及，國際教育將下沉到K12階段的民辦學校。
“新建學校是重資本模式，我們需要一顆‘大樹’，以獲得資金和公信力背書。”胡靖接洽過不少投資方，最後在2015年選擇併入A股上市公司。
此時教育圈資本滿天飛。原有業務增長乏力的A股上市公司通過收購跨界教育，實現雙輪驅動；BAT也出手佈局在線教育；創新工場、真格基金等私募基金出手多筆教育機構融資。
“也有想過走輪次融資，但後來發現國際學校並不適合。”在胡靖看來，輪次融資更適合快速複製的商業模式，但辦學校就好比干農活，春耕秋收才能有所回報。
有錢之後，入場者還需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如何在市場上講出新故事。論資歷和實力，新玩家很難與平和、世外、及協和這類前輩競爭，他們需要另闢蹊徑。
英國私立學校提供了一種思路。
英國的私校不僅歷史悠久、學生學術成績過硬，且樂於在海外拓展業務。根據英國私校協會（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的最新數據，其成員校在海外開設69所學校，中國校區共有29個。校方主要以品牌授權等“輕資產”模式與海外“重”資本合作。而引進方可借與國際教育天然契合的英式品牌吸引生源。
英式新品牌和老品牌在這一時期動作明顯。比如， 2013年惠靈頓公學落户上海浦東；哈羅公學則先後在9座城市建成或在建11所學校；老牌外籍子女學校德威則設立雙語子品牌德閎，以覆蓋本地生源。其中，惠靈頓公學是上海陸家嘴集團引進，上海哈羅則由上海外高橋集團推進合作。
這一趨勢在2018年後迅速升温。當年特蕾莎·梅訪華時，萊爵公學、阿德科特學校及米德爾頓公學、聖比斯公學、威雅公學等英國學校還與中國合作方簽訂協議。胡靖創辦的雅力教育也是簽約方之一，旗下阿德科特學校於2018年正式開校。
當然，也不是所有資方都需要新故事，自帶“光環”的地產商們有自己的邏輯。在萬科梅沙書院於2015年在深圳創辦後，萬科於隔年在上海開設雙語學校。碧桂園則在2017年將教育業務獨立出來，並以博實樂教育（NYSE:BEDU）於紐交所上市，目前已有7所國際學校和15所雙語學校。此外，綠地和魯能等房企也在積極佈局。
“2014年之後，地產行業處於轉型期，他們辦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學校賺錢，而是拉動自有物業的房價。”久宇思跨文化指導中心主任羅莎接受界面教育採訪時説。
羅莎在2017年轉行踏入國際教育圈。她認為，地產商在拿地、審批、規劃和建設校園等方面有優勢，在辦學上也有宏觀統籌的思維和企業管理制度，這與傳統的辦學思路完全不同。
劣勢則在於，它們對新領域的認知未必足夠。曾有地產商向胡靖提出疑問：如果一所學校每年能盈利2000萬，資方配置10所學校，是不是總利潤能達兩個億？
“培訓機構可以，全日制學校做不到。”胡靖解釋説，土地房屋可以做標準化，但學校管理團隊、本土化需求都不一樣。“你沒辦法把上海北京模式照搬到成都，越有本事的校長其個性也不同，難以複製。”
企圖“批量化”辦學的還不止地產商，民辦教育集團也不少，港股上市的楓葉教育與成實外，以及赴美上市的海亮教育都借力資本加速建校。體量最大的楓葉教育在最新半年報中披露，其在全球已擁有100所學校。但無論是從其價格定位，還是學生學術表現，旗下遍地開花的新校很難與圈內已有地位的“前輩”相提並論。
“早年間國際教育圈的矛盾來源於教育家的不同觀念，但現在則是教育家和資本方的矛盾。”在談到這一時期國際學校的發展時，李立維評論。
標準難統一
資本催生了四百多億的市場規模，國際學校的格局也在變化中。
從地理分佈來看，北上廣深國際學校數量佔比約四成，比江浙多出近兩倍。而在北京、上海兩塊高地，儘管未有絕對的龍頭校，但各學校在生源、師資上也體現出微妙區分。
“包玉剛學校學生整體氣質肯定跟惠靈頓這類英式學校不一樣，而惠靈頓學生又跟楓葉的不同。”在羅莎看來，二十年發展已讓國內國際學校的生源出現圈層差異，但其階層高低卻未必代表學校的好壞。
上外附中高中部的孩子多是學霸，學校更注重學術和第二外語學習，升學成績也較其他國際學校更好 。“但去包玉剛學校的孩子，家庭富裕程度可能更高，這可能是國內唯一一所能接受正規捐款而獲得入學資格的學校。”羅莎解釋道。
而在北京，教育資源更傾向公立校，公校國際部的整體表現要更勝一籌。“想了解最前沿的國際學校，可以看北京十一中學和三十五中學的國際部。”羅莎認為，北京民辦雙語學校發展迅速，主要是由於公立校學位門檻高，“沒有學區房和當地户口，又想尋求好的教育，多半隻能選擇民辦雙語學校了”。
國際學校整體隊伍壯大，有人開始制定標準以挑出好壞，包括胡潤百學、遠播教育、京領新國際等在內的多家機構都曾做過學校排名，但業內人對此並未認可。
“百來個家長樣本，再加上幾十位專家，對這樣的排名我表示懷疑。可能還不如媽媽羣裏的意見領袖，她們會逐校做踩點和調查，並收集大量入學家長的反饋。”她説。
李立維則認為，評價國際學校的標準並未統一，特別是在學生軟實力培養上。另外，國際學校在內地發展年限太短，數據不公開透明，特別是年輕學校，很難在辦學初期做出評價。
“新校會經歷一次5年大考。前兩年可以鼓吹品牌，但到第3、4年時，家長和市場需要看到教學成果。這次疫情會加速這一過程，新校能不能過關很重要。”羅莎説。
重新洗牌
井噴式發展後，逐利資本也在經營學校時暴露短板。
一些老牌國際學校在各地連開分校，但因資方和運營者不同，教學質量水平難以統一。
據羅莎介紹，論資歷，香港耀中曾是國內最早一批國際學校，在落户北京後還發展成圈內的“黃埔軍校”，2008年時就給教師開出約30萬的年薪。但隨關鍵辦學人離開，教學骨幹跳槽，其發展勢頭也難恢復。近年來轉型後，雖開闢“耀華”這一民辦雙語品牌，但又面臨適應新規、與新玩家競爭的局面。
新入局者面臨更大挑戰。“部分英國學校只提供品牌使用權，不匹配國際師資和管理體系，甚至連與國內對接的K12課程也無法完整配置。這些學校若不能落地、經營不順、教學品質不過關，很難有好口碑。”李立維説。
此外，隨新建校增多，市場上的教師資源變得緊缺。2014年後，李立維不僅自己遭“挖角“，其團隊教師也有流失，課程主管被其它新校聘去當校長的案例時有發生。
“經常聽説北上廣的老師半年一換工作，一年內薪資翻番。還有地產商辦的學校，三年內換四個校長。”在胡靖看來，許多新建校對人才招聘更像是在“揠苗助長”。
資本缺乏耐心，使得行業氛圍浮躁。資本與教育的博弈也顯現出二者難以兼容的一面。
“做教育沒有錢不行，但若資本追求短期進出，可能會死得很慘。”胡靖算了一筆賬，以佔地面積100畝為前提，辦一所國際學校的價格從兩億到十億元不等。即便輕資產運營，學校開辦費也在5000萬元以上。如果每年學校利潤率在15%-20%之間，一所學校要運營五年以上才能營收平衡，逐步回本。
“許多投資人覺得國際學校的現金流好，可以先收費後教學，以為這樣就能打包上市，認定過於簡單了。”胡靖發現，從2019年開始，一些新建校招生工作還未完成就停工了。“老闆們發現原來賺錢沒那麼容易。”
辦學門檻挑戰着資方耐性，政策調整則可能讓剩餘熱情急速降温。公民同招政策施行後，幾乎所有民辦校被迫拉至同一起跑線，無法提前招生。政策還對民辦學校教材和課程使用、海外資本介入，以及義務教育非營利等內容做出規範。接連“受挫”的業內人開始思考政策背後的深意。
“民促法出台時，我們天天在思考是不是政策後退了？琢磨後才發現，這其實是對市場的規範和優化。業內人眼光要更長遠，看重辦學能力，而不是賺錢能力。以前是挑好學生，現在是教好學生。”胡靖説。
在2018年開出第一所學校後，胡靖仍在尋求更多機會，雅力教育在義烏的校區也將於明年開學。羅莎入行時曾立下一個小目標——辦一所國際學校。在英美澳加，芬蘭和以色列等地拜訪百所學校後，她開始思考教育創新的真正內涵。
李立維在離開協和後開始實踐“地產 教育”的升級模式。“當有足夠多的資金，你就可以建更好的校舍，提供最先進的管理，在全球招最好的教師，引進更多元的課程，做足教學教研，全方位以學生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