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人們對能夠證實(而非證偽)自己想法信息的天然偏好，二是後期反饋的無效性。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著名的實驗，Peter Wason 將下面這張圖片呈現給被試，並告訴被試，每張卡片都是一個字母和一個數字。然後提出一個猜想：“如果卡片的一面是一個元音子母，那麼它的另一面就是偶數”。那麼，你會選擇翻動哪些張來確定這個猜想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1]
他們發現，很少人能夠給出正確答案——“D 和 7”(僅有 4%)。“A 和 4”是回答最多的，“A”是另外最多的選項。換而言之，人們更偏好於去翻動那些能夠正面證實我們提出的陳述的卡片(A、4)，而不是證偽的(D、7)。
另一個實驗更能反映這一點，Watson 告訴被試，他會給出三個示例數字，比如 2 ,4, 6。然後讓被試猜測這三個數字這樣排列的規則。被試可以列出另外的三個數字，然後詢問是否符合規則，不限制次數，直到被試確定自己明白“規則”以後，告訴主試。
他們發現，很少有人能一次判斷正確。例如，示例數字 2,4,6。主試心中的規則是“數字以從小到大依次排列”。那麼被試往往是這樣的反饋的：
[2]
Watson 發現，被試更多去選擇證實規則的做法(如圖 2)，而非證偽的做法。
我們稱這種傾向為“證實性偏好”(Confirmation bias)。
回到題主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更容易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因為證實偏好的存在，使得人們更多去尋找證實自己猜想的證據，而不是證偽的。
這就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在面對新信息時，那些潛在可證實人們想法的證據往往就被第一印象認為是更加有價值的，而那些不具有潛在證實性的證據就會受到高度的批判性和懷疑性的審查(Lord et al.,1979)[3]。也就是我們要談的，後期決策反饋的失效。
事實上後期反饋的失效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因為這不僅僅包括對新信息的態度 —— 決定哪些信息有價值而哪些信息沒有價值。而且由於人們對環境的主動性，人們控制瞭如何獲取信息的渠道。這裏面最著名的要屬“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也即大名鼎鼎的 皮格馬利翁效應。比如，當我們認為自己是優秀的，我們就會表現的舉止更加得體，更積極、主動表現自己的才能，這也使得我們更容易被他人認可，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賞識，從而反過來又加固了我們認為自己優秀的念頭。而當我們認為自己並不優秀，我們就害怕失敗，更不喜歡錶現自己，也就喪失了被他人瞭解以及被上司賞識的機會，這又反過來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優秀。Rosenthal 的實驗中，那些被隨機選為“智力優秀孩子”、“智力低下”的學生，正是由於老師的自我實現諾言而讓他們對貼上“智力優秀孩子”標籤的學生更加耐心，給他們更多表現的機會，而對隨機選為“智力低下”標籤的學生相反，這反過來加固了老師心中的刻板印象。這裏面可以看到，刻板印象的形成，本身是人們主動性參與環境的導致的——“黑人智力低下”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們更少有被教育的機會，黑人學校申請教育經費更加困難，請來的老師水平相對更低，也使得黑人孩子成績更不好，這又反過來加固了“黑人智力低下”。
這種人們與環境的互動，使得我們的證實性偏差更難被校正。而且可能由於反饋的失靈，使得壞的行為被加強，比如動物的迷信行為(斯金納的鴿子~)。
如果這還不是最糟的，那麼人們的行為本身就有改變人們認知的能力才更讓人無語，也就是著名的 認知不協調理論 和 自我知覺理論。我們做出的行為，哪怕是非情願的，也會改變我們和他人對事物的看法。比如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讓隨機到的一位被試並不贊同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的人當眾讀這位獨裁者的文章，事後發現這位被試對巴蒂斯塔的觀感有所上升——而“不明真相的圍觀羣眾”們，即便知道這位同學是被迫和隨機的，也更傾向於認為他更贊同巴蒂斯塔。
綜合上述，人們由於證實性偏好(Confirmation bias)和後期反饋的失靈，導致人們更容易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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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探討一下為什麼會這樣?或者説，為什麼這種決策行為會被進化保留下來?
由最初的實驗 1 和實驗 2，我們發現，與尋找證實性的證據相比，那些證偽和否定性的證據可能更能夠幫助我們尋找到答案。比如實驗二，如果人們認為這個規則與偶數有關，那麼他只有試驗一個含有偶奇數的數列才能檢驗這一點(也就是説大量符合偶數數列的例子並不能推導出這個規則)——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強調枚舉法可能的危害，以及吐槽(中醫等)經驗性學科的不嚴謹。那麼為什麼人們不積極尋找否定性的證據呢?事實上，這很可能面臨實用和倫理方面的問題。比如當你面臨一種罕見的疾病，你餵了一大包不知道哪個起了作用的藥物下去，結果病人康復了……此時，為了確定哪些東西起了作用，你分別給那些人喂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料想，必然有一部分病人沒有及時得到治療。或者你是一名服務員(老師)，你突然發現今天小費多了起來(學生成績提高很大)，為了弄明白原因，你可能故意不做某些東西，這必然導致(你的消費在實驗中減少&一部分學生成績不能提高)。
另外，最後我們談談，為什麼進化保留了這些偏差?誠然，我們知道，如果使用更好的決策模式，那些人可以更好的生存下來，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這是由於人們決策資源(精力、認知資源、環境的複雜性)的有限制，使得人們很難採用非常好決策模式。而我們認為具有改進意義的決策模式相較之最優的決策模式，相距也是非常遠的……舉個具體的數字，大抵改進的決策模式，能夠讓我們對自然的預測從 0.1% 到 0.8%……但帶來的資源消耗卻上升了太多。而且由於進化的性質，使得我們失敗的成本非常的大——死掉就沒有了後代。所以使得那些被保留下的基因，都是目光相對短淺的——因為長遠點兒的都在試錯和忍耐中掛掉了……
這是很有趣的，一方面，進化鼓勵我們按照因果圖式的思維解釋世界——這種因果圖式的思維保持了經驗的一致性(Kahneman & Tversky , 1979)，並且讓我們感覺身心愉悦(一些探求真理的興趣)，另一方面，進化的規則導致了失敗高昂的成本，使得我們不能去選擇更優的決策規則(因為會耗費太多精力和認知資源)。所以我們現在得到的，就是一種折中的妥協……
畢竟，那句話怎麼説呢?
在瞎子的世界裏，獨眼龍就成為國王。——Tom Walls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