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話題談的是中國製造業被過重的税負所累，引發廣泛討論。事實上，在中國，減税的呼聲一直很有市場，近年來減税的行動也未曾間斷，從“結構性減税”到降低宏觀税負，減税政策不斷變化，但企業真正享受到的福利卻十分有限，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更是直言不諱，斥責5000億的減税是“假減”，減税面臨巨大阻力。為何在減税的大背景下，還會出現大量不減反增、明減暗增的現象?這值得好好分析。本專題為“三問赴美辦廠”系列第二篇。
要點速讀1“結構性減税”並未帶來總體税負水平的下降，是一種“假性減税”，企業並未真正獲利。2“重税主義”影響下，地方政府有着盲目的徵税衝動，並把它作為政績進行誇耀。3“增值税”需要立法改革，公共行政支出也需要約束。“假性減税”：不減反增、明減暗增、税減費增，企業並未真正享受到減税帶來的優惠
中國的税負到底是不是“死亡税率”?官方和民間數據不同，説法也各異。不過，雙方可以達成的一個共識卻是：中國的製造業正面臨困境，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税負過重。減税也就成了增強中國製造業實力、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應有之義，“結構性減税”隨之產生。
所謂“結構性減税”，通俗點講就是對税負結構進行調整，具體税負有增有減，但總體税負水平並沒有大的變化。
這樣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在減税，但其實效果並不明顯。經濟學家馬光遠直接把“結構性減税”斥責為騙局：“有增有減的結果就是增的多，減的少。宏觀税負不斷上升，減負成為一種口號。”
經濟學家馬光遠認為“結構性減税”是騙局
事實也是如此：有的税負被上級取消，轉眼下級還在繼續徵收;有的地方政府表面上在減税，實際上還在增税;有的原來不徵的税後來又重新繳納;還有的税收雖然減少(取消)，但相關的行政性費用依舊飛漲。
這些都可以被稱之為“假性減税”，其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企業在減税的大背景下，並沒有真正感受到減税政策所帶來的具體福利。
《經濟觀察報》報道過這樣一個案例：一位大型進出口企業的税務總監告訴記者他們並沒有明顯感覺到税費的減少，報關費雖然取消了，但是一個月幾萬塊錢對企業來説沒有太大影響。另外，公司在省裏的堤防費(河道堤防工程維護管理費)雖然取消了，但是市裏依舊在徵收。而從整體來看，税收雖然減少了，但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卻相應增加了。
意識到“結構性減税”存在問題，財政部門也開始對總體税負“開刀”，今年5月1日全面推廣的“營改增”就號稱要保證所有行業的税收只減不增，並且給企業送出5000億元的税收減免大禮包。
問題是，這些真金白銀真的能讓企業享受到嗎?
即使是保證各行業税負只減不增的“營改增”，也因為税率和税收檔位的不合理，無法產生相應的減税效果
“營改增”就是把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者銷售不動產等以前繳納營業税的應税項目，改成繳納增值税，允許進項抵扣，僅對增值部分納税。這項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減少税負，改在服務業，利在製造業。
不過自2012年1月1日就開始試點的“營改增”並沒有讓製造業的整體税負出現明顯下降，有人把原因歸結於“營改增”只是試點還沒有完全展開，政策效應具有滯後性，同時它的範圍也沒有覆蓋所有行業，減税的效應也得不到充分體現。如果這個理由説得通的話，那麼“營改增”政策在全面推行之後應該不存在上述問題，減税效果相當明顯才對，結果卻不盡然。
根本原因還在於增值税自身税率存在問題，一方面税率檔次過多(共有17%、13%、11%和6%四檔)，不同企業的類似業務適用於不同税率，不利於企業的公平競爭。例如，一家電視生產服務企業如果要送貨上門並進行安裝調試，可能出現好幾種情況：售賣電視適用17%的税率，電視送到用户家裏按運輸算的話適用11%的增值税，按派送算的話則適用6%的增值税，對電視進行安裝調試又適用6%增值税。對企業來説，這幾項服務是按單獨業務來確定相應税率，還是作為混合銷售統一按17%來徵税，不同的企業策略不同，類似業務帶來的税負也不等。另一方面17%的基準税率也遠遠高於那些和我國有直接競爭關係的國家和地區，直接導致我國國內市場產品價格與海外市場產品相比競爭力偏弱。
所以，即便有5000億大禮包的刺激，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情況下，企業所能感受到的真金白銀的優惠也十分有限，況且這5000億大禮包還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地區有的行業不僅沒有享受到優惠，反而由於供應方和生產週期等原因，進項税額較少，或無進項税額，或者無法取得增值税專用發票，最後這些企業的税負不減反增。
到2015年底，官方統計“營改增”試點共減税6000億，這一數字遭到質疑
“假性減税”的存在説明減税面臨巨大阻力，體現了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重税主義”思想
地方政府不執行減税政策也好，税率改革過於保守也罷，無非説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減税行為一直面臨巨大阻力。表面上看，這種阻力是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財政收入，不得不增加税收，其實背後反映了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重税主義”思想。
這一思想首先體現在對税收的認識上。在復旦大學教授韋森看來，各級政府還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中政府税收都只是一種“必要的惡”，所謂“必要”，是因為政府必須提供公共服務，需要錢來運轉，這些錢只能取之於民。但是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角度來看，任何形式的徵税都會產生“無謂損失”，減少社會總福利，甚至對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產生削弱作用，所以税收又是一種“惡”。税不是越收越多越好，過重的税收會使經濟陷入困境。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並不明白這個道理，還在徵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其次還體現在實際行動中。我們的政府已經從單純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轉而變成投資型政府，所以它看到的只有利益計算，有着無窮的徵税衝動。這樣的衝動不僅沒有任何制衡，甚至還得到變相的鼓勵，很多地方依然還把徵税能力視為一項政績來誇耀。馬光遠就提到今年一季度河南某地税收增加了40%，就在網站上當成政績來進行宣傳，可見重税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要想政府真正主動地減少税收存在不小的難度。
河南地方媒體報道徵税情況
另外，從實際操作的角度來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衡和博弈也使得減税政策的制定和真正執行存在很大的差別，這就是通常所説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要求減税，地方表面上答應，暗地裏拒不執行。以“營改增”政策為例，因為營業税是地方的主體税收，主要部分歸地方所有，但是增值税則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種，所以從營業税轉變為增值税，地方政府的利益會受到很大影響，這也是“營改增”政策一度步伐放緩的原因。
消除“假性減税”需要對增值税進行立法改革，更要從根本上對公共行政支出進行約束
要真正減少税收，激發企業活力，就需要打破“假性減税”，讓企業真正享受到減税帶來的便利。具體到“營改增”，一方面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另外一方面也要合併同類項，減少增值税檔次。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就提出建議將製造業增值税税率從現行的17%降低至12%。此外，其他很多學者也呼籲財政部應儘快對增值税進行立法。這兩項政策都是切實可行的，應該加快推動。
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改革，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中央應該調整財政轉移支付，保證地方政府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從而遏制地方政府盲目徵税的衝動。
歸根結底還是要控制公共權力的擴張，以及公共事務性支出的增加。財經評論人葉檀把近十年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原因之一歸結為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這話不無道理，公務員隊伍的擴大，也就意味着政府公共權力的邊界在擴大，公共行政事務性支出也在不斷增加。減税先要減支，只有真正從根源上控制政府的規模和事項，才能真正減少税收的徵收。
“三問赴美辦廠”系列第一篇：美國製造更划算：中國製造何時能不為税費所傷?
陷入困境的中國製造業需要減税來解套，但減税不能嘴上叫的響亮，結果福利誰也沒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