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有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信守規、欠債還錢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僅是一個人立身處世之根本，也是維繫社會良性發展之基礎。然而，自從人類社會有了經濟交往與借貸關係，便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言而無信、違契不償的"老賴"。
"老賴"，專指欠了別人錢遲遲不還的人。今天人們説的法律意義上的"老賴"，一般是指在民商領域中的一類債務人，他不是沒有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而是基於某種原因拒不償還。從主觀上説，"老賴"有故意拖延履行債務的惡意，客觀上有拒不履行到期債務的行為。"老賴"不但是指一類社會羣體，也可以説是社會轉型階段的一種社會現象。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於2010年7月14日下發了《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建立"失信者黑名單"制度，目的是通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避免惡意逃債，最終迫使其主動履行義務，最大限度保護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權威。但由於目前中國的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等原因，一些被執行人仍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令人十分頭疼，也嚴重破壞了我們的道德體系和公序良俗。
"老賴"並非當今社會才有，古代任何一個朝代都有一批這樣言而無信、違契不償的人。那麼在古代,如何懲治老賴，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呢？
早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議》中就規定："諸負債違契不償一疋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備償。"
從這條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在唐朝欠債達到1匹布的價值，違約20日不還就要被處以"笞刑"20下的處罰；如仍不還錢，每過20日加一等，直至從笞刑20下升級為杖刑60下。欠債達到30匹，就要在杖刑60下的基礎上加二等，達到100匹的話就要加三等處罰，也就是杖刑90下。
捱了打，並不意味着可以免債。《唐律疏議》還規定："百日不償，合徒一年；更若延日，及經恩不償者，皆依判斷及恩後之日科罪如初。"也就是説，被處以杖刑之後，過了 100天還不償還，就要處以有期徒刑1年的刑罰。宋朝的《宋刑統》對於債務人的處罰也有明確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為不理，家資盡者役身折酬；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 明朝《大明律》和清朝的刑律也同樣規定：官府對於破產的商民，可以實施拘禁，債務人家族須在兩個月以內返還欠債，否則要被判處勞役。
如果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又無財產可執行時，該怎麼辦？不要着急，唐代開始，歷朝政府都規定，如果債務人無法償還債務，允許以債務人及其家屬的勞役抵債，每日折算為絹三尺。這種以勞役充抵債務的做法須嚴格遵守官法的規定, 即必須儘量以家資清償債務，只有出現家資不足清償時才能"役身折酬"。 "役身"也只能"役通取户內男口"，女性不"役身"充抵債務。這是唐代法律對女性的一種特殊保護。對於未成年人，唐代法律也會予以保護和照顧。未成年人未經過家中長輩同意，擅自和他人簽署契約處置家中財產，契約無效，保人也不能為這種契約作保。
對於那些有錢不還的"老賴"，唐、宋法律允許債權人採取自救的辦法取得補償。也有是説，面對債務人惡意不償還債務的，債主可以經官府批准，自己去取債務人的財物、奴婢或畜產，但有一條，取得的財產不得過債務數量。債權人強制奪取超過債務的行為，構成《唐律疏義》中的"負債強牽財物條款"，這則條款規定："諸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也就是説，自己強奪的財物超過債務，超出的部分視同贓物，債權人就要受處罰。
唐、宋時期的民間借貸中，為了保證債務關係的履行, 一般都會有債務擔保人，稱為"任者"；也會有見證人。從岀土的唐代契約中可以看出，這些契約不但註明了擔保人和證人，而且還會註明用酒、肉等物品中，付給擔保人和證人做報酬，從而取得保人的人保條款。為什麼會對保人和證人如此厚愛，是因為《唐令》中規定："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國家從法律層面上對保人的義務進行了具體的規定。
唐代的"保人"所起的作用，並不是現在的擔保人制度中的"連帶償還責任"，而是防止債務人躲避債務。"負債者逃，保人代償"的規定明確了，一旦出現債務人跑路，保人就應該代替債務人償還債務。也就是説，保人的最大責任是保證債務人不逃跑，而並不保證債務人的實際支付能力。只要債務人在原地未逃跑躲債，保人就不負償還義務。這一點和現代的擔保制度是不一樣的，也是封建社會保人的特徵。
古代的債務糾紛也有訴訟時效。《宋刑統》規定，債務人、保人逃亡超過三十年，政府就不再受理這種糾紛。當然，封建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債務關係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古代的法律傳統裏，"父債子還"是一種傳統，是得到政府和整個社會認可的，也是處理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的基本準則之一。"父債子還"實際上是一種法律規定的擔保，也可以看作是民事中信用機制對債之保證。
不但國家法律將"父債子還"列入其中，在廣大鄉村和宗族的村規民約中，也把"父債子還"當成約定俗成的"民間法律"。《明清鄉約制度大典》中記載：明代大儒王守仁制定的《鄉約教諭》裏，就有如下規定：在里老聽訟受案範圍內的"錢債"範圍中，對"父債子還"的實際操作是"嫡全庶半"。也就是説，嫡子要完全承擔父親的債務，庶子則承擔一半。我們就古代社會的實際以及這種規定的效果上看，"父債子還"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是將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相結合的一種貼近生活的債務擔保體系。
明代法律中，對欠錢不還的老賴處罰最為嚴重。《大明律》特設了"違契不償"罪名，負債逾期不還的，官府可不是勒令你立即還錢，而是拉到官府打板子，執行笞刑。然後發傳票告訴你："百日不償，徒一年，更若延日，及經恩不償者，皆依判斷及恩後之日科罪如初"。也就是説，100 天內不還錢，老賴將會被判處"有期徒刑"1 年。對於破產的商民，官府可以實施拘禁，債務人家族須在兩個月以內返還欠債，否則要被判處勞役。
從明朝起，保人的責任便加大了，出現了"負債者逃，保人代償"的條款，反映了明代對保證責任的態度：一旦出現債務人逃脱的情況，保人就應該代替償還債務。保人的責任不再是像唐宋時期一樣保證債務人不逃跑，而是有了連帶責任。
我們知道古代高利貸非常盛行，有很多人還不上錢，是因為借了高利貸的緣故。那麼政府在這一塊有什麼具體規定呢？
現在的法律規定，利率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 4 倍，即為高利貸。在古代，各朝也規定了法定利率的上限，但大多遠超現在的利率水平。不同的是，根據現在的法律，利率超過法定上限為無效；而在古代，超過法定利率不但無效，還要受罰。
唐代以來，民間借貸活動非常盛行，很多貴族官僚和商人熱衷參與借貸，以牟取高利，放貸取息成為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債務人往往因到期無力償還而發生逃亡和盜賊事件，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為了限制高利貸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唐朝廷制定了《貸錢它物律》，規定借貸利率不得超過月息六分。明令限制利率，控制高利貸的盤剝程度。
宋代繼承了唐代的法律規定，《宋刑統》中明確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宋仁宗時，曾頒佈敕令："今後應有舉放，又將產業等，上契取錢，並勒依官法，不得五分以上取利。"如果違反法律規定的利率上限，不但契約無效，放債人還要被科以重額罰款，以此保證社會的穩定。
古代的老賴為了賴錢，也是無所不用其極。《聽雨軒筆記》裏記載了一個假造賣身契賴賬的案例，很是典型。
乾隆二十三年，江寧人李韞華在廣西蒼梧任縣令。一天，縣城西門外的餘阿呂到縣衙告狀，聲稱：邱以誠從康熙五十九年起，賣身至餘家為奴，在餘阿呂父親病故後，邱以誠外出自行謀生，頗賺了不少銀錢。餘阿呂則因父親去世後不善經營，導致家境破敗。餘阿呂便找到邱以誠，想讓他花錢將當年的賣身契贖回，但邱以誠矢口抵賴，還將自己打傷。要求李韞華做主。
李韞華將邱以誠傳喚到案後，邱以誠供説：自己開了一家米店，餘阿呂多次前來賒米，已欠下店裏銅錢一萬文，有其親筆簽字為證。今天自己向餘阿呂索債，餘阿呂不肯償還，還惡人先告狀，説自己是他家奴僕，這完全是憑空捏造的。李韞華看邱以誠神情確實像受了冤枉，但賣身契上又有他的筆跡，一時無法決斷。
回來後，李韞華看了案卷，又拿着那張賣身契反覆琢磨，忽然拍掌叫道："這是一張偽契！"李韞華從哪裏看出來的呢？原來"邱"字在康熙時期是沒有"阝"旁的，直到雍正年間，因為要避孔聖人孔丘的名諱，雍正規定將"丘"加了個"阝"旁。賣身契上的落款是"康熙五十九年"，當時還沒有"'邱"這個字，所以李韞華斷定這張賣身契是假的。
李韞華當即升堂傳喚餘阿呂，餘阿呂見事已敗露，只好交代了自己偽造契書的原因：原來餘阿呂欠下了邱以誠不少米錢，這天邱以誠向餘阿呂索賬，餘阿呂無錢償還，便找人模仿邱以誠的手跡，寫了一份假的賣身契，誣告邱以誠，想借此賴掉債務。李韞華於是按律將餘阿呂以"誣陷良民"罪加重懲治，併為邱以誠追回了欠款。
總體來説，古代對於欠債不還的"老賴"，主要的處罰方式有刑罰、監禁和"父債子償"等方式，貫穿始終的是儒教與法家思想，也是可以被我們現代法律借鑑的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