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年農民工在內的中年勞動力算不算人口紅利的一部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先生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近日在分析為何農民工市民化有利於再獲人口紅利時指出：“由於農民工不能落户，很多人40多歲就回老家去了。因此，和城市勞動者相比，農民工一生相當於少工作了20年，雖然回到農村也可以幹活，但主要從事的是相對效率低、收入低的農業。如果全國2.9億農民工，每人在非農產業多幹20年，60歲退休，相當於增加1.5億勞動力，這是多大的人口紅利！”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是贊同楊偉民先生的看法的。但也有觀點認為，只有包括青年農民工在內的青年勞動力才算人口紅利，而中年農民工不算。現實中，恰恰是與這種觀點相符的做法廣為流行。因此就有必要探討，為什麼説中年農民工也算人口紅利。
兩種人口紅利觀
各界公認，人口紅利與人口的年齡結構有關。但究竟什麼年齡段的人口算紅利，什麼年齡段的人口不算，兩種人口紅利觀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分歧。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尤其當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於非勞動年齡人口時”。當一國的勞動力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50%到60%時，通常就認為該國有人口紅利。這應該也就是楊偉民先生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既然在非農產業幹到60歲退休的中年農民工，屬於勞動年齡人口，他們就是人口紅利的一部分。讓他們“40多歲就回老家”，當然是人口紅利的損失。
但在人口紅利問題上，還存在着另外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把中年勞動年齡人口排除在人口紅利之外，認為只有30多歲以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高，才算有人口紅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注意到，與整個勞動年齡人口相比，今後10年，中國20~34歲的青年勞動力或20~44歲的青壯年勞動力要多減少3500萬~ 5000萬。他們認為，青壯年勞動力勞動生產率高，又是社會創新的主力軍和社會消費的主體。青壯年勞動力的減少，會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降低、社會創新能力弱化以及消費能力降低。他們主張通過鼓勵生育甚至開放移民來補充青年勞動力，而不是通過落户等方法留住中年農民工。
用工方要的是青年農民工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農民工用工方的做法一貫與青年人口紅利論一致，他們歡迎的一直是青年農民工。
中國全國性的民工荒爆發於2004年，此前由於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都供過於求，用工方在農民工年齡上極為挑剔。舉例來説，2004年，在當時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主的廣東東莞，全市企業“年齡在18~25歲之間的勞動力約佔八成，25~34歲之間的佔一成多，其餘約一成為35歲以上”。即便如此，企業仍覺得青工的比例不夠高，對新招收農民工的要求是：“年齡結構上17~25歲之間的佔87%，26~35歲佔10.8%。”
全國性民工荒爆發以來，中國青年農民工數量不斷減少，且越年輕的農民工減少得越多。2008年，全國農民工中，16~20歲與21~30歲的比例分別是10.7%與35.3%，2019年，這兩個比例分別下降到2.0%與23.1%。2008年與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分別為22542萬與29077萬。11年間，16~20歲與21~30歲農民工的數量，分別從2412萬與7957萬，下降到582萬與6717萬。
即使如此，城市用工方還是儘可能地多用青年農民工。2019年，進城務工的外出農民工中，2/3年齡在40歲及以下；而留在本鄉鎮務工的本地農民工中，2/3年齡在40歲以上。
楊偉民先生認為，農民工“40多歲就回老家”的原因是不能在城市落户，筆者不同意這種説法。至少最近10年，進城務工的外出農民工中，四五十歲農民工的數量是不斷上升的。2010年，41~50歲與50歲以上農民工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的比例，分別是13.4%與4.7%，由此算出其絕對數量分別為1643萬與576萬。到2019年，上述比例分別上升到19.2%與13%，其絕對數量分別為3346萬與2265萬。從2008年到201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從14041萬增加至17425萬，增加了3384萬；同期，全國40歲以上外出農民工就增加了3392萬。
筆者認為，農民工“40多歲就回老家”的真正原因是用工方對他們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不得不用，另一方面又儘可能少用。而這種矛盾態度又緣於不同年齡段農民工的勞動能力差異。普通農民工就業以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在這類行業中，論體力、論反應靈敏度、論動作準確度，中年農民工都不如青年農民工；隨着年齡的增長，中年與青年農民工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用工方不願使用中年農民工，説到底，是為了降低用工成本。
中年農民工算人口紅利嗎？
儘管中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不如青年農民工，但筆者仍然認為他們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組成部分。理由如下：
首先，勞動力的計算是以人而不是以年齡段為單位的。
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遠高於現行法定退休年齡。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勞動者會依次經歷青年與中年年齡段。如果某一年齡段的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收入，則就個人而論，他一輩子中勞動年限縮短，被撫養年限延長；就社會而論，能夠撫養他人的人減少，而需要他人撫養的人增多。這將大大增加中國社會的撫養壓力。可見，中年農民工找不到工作，才真正會減少人口紅利。
中年勞動力就業不足會影響到方方面面。舉例來説，為什麼普通勞動者對延遲退休會有那麼大的意見，就是因為退休前10年他們就成了就業困難户。對他們來説，延遲退休不是在工作還是退休之間，而是在失業還是退休之間作選擇。中國正在逐步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體系，中年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將影響養老保險的推行與順利運轉。
其次，優勝劣汰難以解決年齡因素造成的就業問題。
作為激勵機制，優勝劣汰本應促使勞動者努力工作。但對大多數職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職業來説，一定歲數以上的勞動者，其工作能力隨着年齡的提高而下降，這是普遍現象，是無論怎麼激勵都無法改變的。
對用工方或農民工流入地來説，優勝劣汰確實可以淘汰“劣者”。但中國是人口大國，絕大多數被淘汰的中年農民工仍然在國內謀生，根本“汰”不掉。用工方不管、流入地不管，農民工家鄉政府卻不能不管，而且首選的辦法是讓這些回鄉中年農民工通過工作獲得收入。家鄉投資環境差，企業不容易盈利，地方政府只能補貼；地方財政收入有限，補貼只能靠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而轉移支付的來源往往就是沿海農民工流入地的財政盈餘。換句話説，所謂“劣汰”只是換一種方式解決中年農民工的就業。
最後，即使一部分中年農民工回鄉後不再從事非農生產，他們在家帶孩子也是人口紅利的表現。
作為勞動者，農民工同時承擔着兩項職能：一是掙錢養家；二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殘。千里迢迢去外地務工的農民工之所以能“996” 式地高效加班幹活，是以家中有人照看留在家鄉的老幼病殘為前提的。
照看家人不創造GDP，但普通家庭少不了這方面的勞動。經歷過“生了孩子誰來帶”的糾結，這個道理誰都明白。何況現在已經不能把留在鄉村照看家人的爺爺、奶奶、媽媽們看成剩餘勞動力了。2010年代中期以來，新增農民工幾乎都是50歲以上的農民工。舉例來説，2019年，全國新增農民工241萬，總量中5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為24.6%，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近五年來佔比逐年提高。新增加的農民工中，還有大量非現有勞動年齡段的人員。2017年，6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就比2016年增加了222萬。當照看家人與進城工作爭搶勞動者時，我們只能承認，回鄉照看老幼病殘的中年農民工，也應該是人口紅利的一部分。
總之，歷史上中國鄉村曾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這種現實使用工方可以專門聘用青年農民工。用工方的行為理論化，就是青年勞動力人口紅利觀。隨着鄉村剩餘勞動力的減少，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年農民工進入非農產業就業，青年勞動力人口紅利觀已越來越落後於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