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中學新校園效果圖。受訪者供圖
陳忱在空中設計了一條交通環，串起了校園內的多棟建築。受訪者供圖
懸掛在陽台的衣服就像“萬國國旗”，遮擋大半的陽光和窗外的風景。受訪者供圖
校園建築不該只是“教育容器”
校長王德久覺得，校園裏再也找不到一塊地來裝更多的人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福田中學是一所位於市中心的高中。這裏的學生宿舍緊張，學校先騰出教師宿舍，再把實驗室、學生活動室、多功能室、藝術教室都改造成學生宿舍，就連文學社唯一活動的小教室，也給了寄宿學生。一位畢業生回憶，多次改造後，學生宿舍緊挨着教學樓，感覺每天“除了學習就是睡覺”。
王德久接任校長時，學校不得不租下300米外的酒店，改造成男生宿舍。為了保證學生安全，每天上下學，學校保安站在學校和校外酒店的必經之路上值勤。
學校的鄰居太多了。29層的大廈、房價每平方米超7萬元的住宅小區、新建的醫院，把學校團團圍住。周邊很難騰出一塊地給學校。除去田徑場，福田中學的建築量容積率達到3.87（容積率是總建築面積與淨用地面積的比率。一般中小學容積率低於1.0——記者注），幾乎是傳統中學的3至4倍。
王德久的困擾並不是孤例。在全國其他城市，有的學校一年級學生被分配到學校外200米的大型商場上課，而校方對此的解釋是 “學校本部實在裝不下這麼多學生了”。還有的學校沒有空間設計足夠長的跑道。跑步時，學生只能從校門口開始起跑，終點是學校的圍牆。有時候慣性會讓學生撞到牆上。校長不得不買了軟墊，貼在圍牆上。
根據深圳統計年鑑，從1979年成立特區到2018年，深圳人口增加了55倍，但小學數量僅從226所增加至244所。
深圳市政府規劃，2025年之前，深圳將新增公辦義務教育學位74萬個，新增幼兒園學位14.5萬個，新建公辦高中階段學位9.7萬個——公辦普高學校要新增49所，是當前數量的一倍多。
為了增加學位，許多中小學不得不與時俱進地“拔高”教學樓。但是一味拔高也不合規，深圳市規劃與自然資源局四級調研員周紅玫見過當地一所小學改擴建的初始報建方案：為了把24個班擴充到36個班，增加各種功能教室，設計師設計的教學樓層數，超出《中小學校設計規範》的要求——在這個規範裏，小學教學樓不超過4樓。因為經過測算，小學生爬上4樓，已經達到疲勞極值。
周紅玫想為這樣的學校找到突破的道路。從2017年開始，她發起“新校園行動”，聯合多個相關單位，在深圳福田區、龍崗區舉辦三屆建築聯展——邀請建築師為多所等待改擴建的中小學量身定製設計方案，評委會評選為第一名的設計方案，直接中標。
參加聯賽的設計師有的在國際上已經成名，是國外知名大學的建築系主任，有的來自年輕新鋭的獨立事務所。他們要在面積不變的用地上，設計滿足學校需求的方案，相互競爭。3.0容積率的校園，所帶來的消防、日照等難題正在等待他們逐一擊破。
更重要的是，周紅玫希望能通過建築設計，改變單調無趣的模式化校園，“好的校園會成為最好的教科書。”在她看來，好的校園建築能影響一代人的思想和世界觀，校園建築不該只是“教育容器”，而應是教育理想的物質體現。
“學生每天在學校裏成長。設計師的每個動作，將影響他們的生活”
建築師陳忱是第一屆聯展的參與者之一。去福田中學踏勘之前，她就看過這所學校改擴建的《招標任務書》，但走進學生宿舍，她仍然感覺逼仄、不舒服：懸掛在陽台的衣服就像“萬國國旗”，遮擋大半的陽光和窗外的風景，加上南方特色的天氣，整個宿舍潮濕悶熱。
一位2005年入學的學生回憶，當時，學校只有一棟宿舍樓，男女生各佔一半，從不同入口進宿舍，宿舍樓下的食堂簡陋狹小，每到飯點，跑得慢的學生，得排隊近20分鐘才打到飯。對於惜時如金的高中生來説，20分鐘讓他們等得焦急。
福田中學傳媒中心主任劉真真回憶，2016年她當班主任，在新生軍訓旁的辦公室裏，用網絡地圖，逐一查詢學生從家裏到學校的路線、距離，然後按距離遠近排序，離家遠的學生優先入住。由於沒有足夠的學生宿舍，中考同等分數的學生，不願選福田中學，更青睞選擇有寄宿條件的學校。
除了學生宿舍，王德久還需要考慮的問題包括：招生人數從2600人擴充到3000人的計劃；校內經鑑定的危樓等待拆除。他萌生一個大膽的想法，能不能把原校園拆了，重新建造？
建校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土地只是制約因素之一，還有建築規範的制約。《中小學校設計規範》不僅要求中學教學樓不應設5層以上，還要求普通教室冬至日滿窗日照不應少於兩小時，田徑場以及各種球類場地宜南北向佈置。
陳忱知道設計一所學校需要面對多少難題：施工圖要具體到每一處細節，如扶手、窗户、傢俱、燈具；還要鳥瞰這個校園，在有限的空間合理規劃教學區、生活區、圖書館、體育館、巨大的操場——一個學校是N種不同的公共建築類型的大集合。
但是她還是對校園建築着迷，“學生每天在學校裏成長。設計師的每個動作，將影響他們的生活，要對得起學生這麼多年的時間。”
“教育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但我們的教室還是火柴盒”
在中學工作20多年，王德久見慣了每到寒暑假校園要維修改造的場景。老校園總有先天不足的毛病，哪個地方老了、壞了，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一個寒暑假是安寧的”。
他告訴記者，按照以往的流程，如果想在校園裏蓋樓，學校只負責提交《招標任務書》，不再參與後續的立項、招標、設計等各個流程，等到房子建好了，再把“鑰匙”交給校長。 “交鑰匙工程”的模式，使得新建的校園建築，無法滿足教學需要，學校不得不二次裝修。
“就像在一列行進的列車上，我們明明知道有問題，卻下不了車。”王德久説。
周紅玫也發現，很多學校的設計，只要符合《中小學校設計規範》和城市規劃，哪怕設計平庸同質，規劃局都會通過審批。
這一次的聯展，她決定鼓勵學校校長和師生參與新校園設計，邀請校長旁聽評選過程。
福田中學開始重建前，周紅玫建議，王德久應該做好前期規劃調研，最重要想清楚，未來的福田中學是什麼樣子?
王德久的回答是，要建成中心區不一樣的學校。“教育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但我們的教室還是火柴盒。”
王德久召開教職工大會，幾乎用“打雞血”的方式，號召老師們參與新校園的設計， “不設限”，讓老師大膽提出教育需求。
隨着討論深入，老師的想法爆發式增長。體育老師發言，學校的體育項目不應該只由體育老師提供，如果學生想學跆拳道，可以自己成立跆拳道俱樂部，號召其他同學加入。
語文老師希望，新建一間獨立的語文學科閲覽室，提供純文學作品，還給書蟲們準備一個“書吧”，互相交流讀書心得。多年前，福田中學文學社的教室，被改造成宿舍，語文老師只能在教學樓之間的空地上，每年組織一次活動。
劉真真一口氣要了8間功能教室。她組織學生製作微電影，需要演播、導播、表演、模擬演播、錄音、放映廳等，但當時，這些活動都擠在一間只有半間普通教室大小的功能教室裏。傳媒學科和微電影節，已經是福田中學的特色，劉真真還想“做強做大”，讓福田中學的傳媒課成為深圳標杆式的課程。
王德久把各科老師提出的要求，盡數記錄在《招標任務書》裏，最後一統計，計劃建築的面積居然近13萬平方米。當時，福田中學教學用建築面積只有3萬多平方米。
好的設計可以幫助學校解決問題
地少人多的矛盾並不是今天的學校才第一次遇到。優秀的校園設計，能儘可能裝下所有教學需求。
教授級高級建築師黃匯曾設計過北京13所中小學，也是《中小學校設計規範》的起草人之一。今年83歲的她曾經負責設計北京市第四中學的改擴建方案。
那是1981年，她記得，當時學校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黑板反光時，坐在角落的學生看不清板書；老師聲音小了，後座的同學聽不清。為了保證公平，老師只好每兩個星期換一次座位，學生輪流“看不見、聽不清”。
為此，每週日，黃匯在清華大學的建築物理實驗室裏，做光學、聲學實驗，研究如何設計教室，讓教室的每個座位，能像劇場的甲級座，擁有最好的視野。
她慢慢調整視物的角度，把教室設計成五邊形，再把黑板兩側微微曲折5度，如此，最角落的學生和黑板呈30度，正好能看清粉筆字，後座的學生離老師的距離更近。
建設單位犯難——五邊形教室所需要的建材結構太厚，造價昂貴。黃匯再三調整，最後設計了六邊形教室，拼組後像一朵盛開的花。
當時，北京四中的體育老師希望設計一個游泳池，但學校附近用地緊張，黃匯向上級部門申請擴大用地時，對方很為難，“多一平方米都沒辦法給”。
怎麼在原有的面積上新增一個游泳池？黃匯琢磨，可以掘地80釐米，設計室內地下游泳池，如此，能保證水温穩定，節省後期學校管理費用。
而她參與設計的德勝門附近的一所小學，因地勢低，衚衕裏的水經常倒灌進教室，學生只好隨身帶一塊布，進校前提前脱鞋，光着腳蹚水進教室，落座後擦乾腳，踩在課桌側邊的橫樑上，上課。放學了，他們蹚水離校，用布擦乾淨腳，再穿上鞋。
黃匯想幫幫這羣蹚水上課的小學生。她設計一棟四層的教學樓，教學樓二層和街道平齊，就像一道大壩，再在校門口設計一個小緩坡，把水攔在校外。
好的設計可以幫助學校解決問題，黃匯説。
在深圳的建築聯展，周紅玫尋找的也是這樣的設計。為了保證建築聯展的專業性，周紅玫組建了陣容豪華的專家團，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朱競翔就是其中之一。
在朱競翔看來，好的校園設計能讓他人發現，學校真正的價值所在：不僅讓學生感覺好玩有趣，老師覺得對教學有幫助，還要啓發學界、甚至下一代人思考。好的設計師能超越性理解既有的規範，再針對學校規模、師生特質、所在城市、鄰里環境等特點，設計方案。
在建築聯展裏，為深圳市福田區人民小學設計方案的建築師，有意地保留了學校附近的“小樹林”。20多年前，這所小學的原址曾是工業廠房，後來工廠遷走後，在閒置的土地上，長出一二十米高的榕樹。設計師設計了三面圍合的建築，包裹着小樹林，跑道就在綠蔭之下，學生奔跑時，有大樹遮陰，不用在太陽下暴曬。
在所有改擴建的中小學中，福田中學的挑戰難度最大，號稱為“高密度之王”。
在57家報名福田中學的機構中，陳忱的團隊最初沒有入圍，等到有團隊退出，她作為“替補隊員”正式入選。和她競爭的選手，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張永和的團隊。
“六進三”的選拔賽，在一羣資歷深厚的評委面前，陳忱自我介紹的聲音有點發抖。只有15分鐘的展示時間，她需要充分展示多日思考的成果。
她堅持要把操場放在西側，教學樓在東側，因為西側毗鄰深圳市中心公園。東高西低的設計，可以讓學生站在教學樓天台上，從遠到近，看到福田區的天際線、COCO Park碩大的標誌、深圳中心公園的樹林和湖泊、偶爾在操場上停歇的池鷺。
她還把操場逆時針扭轉了20度，抬升了10米，在操場下塞進六個籃球場、一個游泳館、一個千人報告廳。在操場和校門口的銜接處，她設計了入口廣場，一側是學生入口，另一側是社會入口。到了寒暑假或週末，居民可以通過社會入口，享受校內操場——那是周邊2公里範圍內唯一的標準田徑場。
坐在台下的王德久馬上聯想到，陳忱的設計還照顧了接送孩子的家長，有了寬敞的入口廣場，校門口再也不會出現家長堵車的難題。
她還模仿蘇州園林彎彎繞繞的園路，在空中設計了一條交通環，串起了校園內的多棟建築。這條空中走廊把10層樓的教學樓攔腰截斷，變成2個5層建築，節省學生爬樓的時間。
在這條交通環上，她設計了許多邊邊角角，放入了各種傢俱，供學生玩樂、觀影、陳列作品等，是除學習以外，可以自由玩樂的“非正式空間”。
“如果我沒有用6年體驗過中學，我可能不會那麼感同身受。”陳忱回憶，22年前，在天津上中學時，她極度渴望有“非正式空間”玩樂。有一次，她選中了自行車棚旁邊的疏散樓梯——這裏沒有老師經過，也遠離教室，和同伴比賽跳泥坑，雨天路滑，她不小心摔倒，頭磕在樓梯角，嘩嘩流血。
許多人描述母校時，很少會提到隱私、安靜這類詞語。對於陳忱來説，母校是一覽無餘的，嚴肅的，便於老師管理學生，學生想玩樂，得偷偷摸摸，和老師鬥智鬥勇。
她第一次去福田中學勘探時，學生正圍成一圈，在教學樓前的空地上操縱機器人，啦啦隊在旁吶喊助威。走廊上貼着科技公司青少年科技夏令營的招生信息。
“學生生活改變了，容器沒有改變。”她找到母校和福田中學的相似之處。
“做一次小賭博”
讓學生愛上上學，是深圳“新校園”建築聯展的目的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崔愷參與過聯展的終審。他總結，深圳的嘗試，是在土地稀缺的背景下，動員最好的設計力量，設計高品質的中小學建築，對全國中小學建設有啓發性，尤其是臨時校舍的實踐。
臨時校舍是周紅玫提出的辦法：在福田區閒置儲備用地上，用輕型建築材料建築可拆卸、可移動、可組裝的臨時校舍，建築材料96%可回收，當學校開始施工，師生們騰挪到過渡校舍裏。周紅玫給臨時校舍取了一個詩意的名字，“諾亞方舟”。
在過去，校園改建時，大多會採用交叉騰挪，原校園劃分兩半，一半用於施工，一半用於教學。周紅玫擔心，交叉騰挪帶來的施工粉塵、噪音，會影響學生上課。
在崔愷的設想裏，未來，這類過渡型臨時建築可以幫助解決附近10所學校改擴建的騰挪難題，並重復拼裝使用。
“建築學總關注那些永不落幕的建築，但這種快速靈活的輕量建築，在城市化的節奏下，很值得力推和嘗試。”周紅玫説，目前，深圳已有多個學校的師生在臨時校舍上課。
更實際的考慮是，一個城市的學位需求是動態的，當龍崗區的學位需求滿足後，臨時校舍可以搬到福田區再組裝上，“想象一下，它就像建築游擊隊，哪裏需要就去哪，多酷！”周紅玫笑着説。
陳忱和福田中學各科老師成立微信羣討論，想打造一個大峽谷博物館，把知識糅進有限的空間裏。地理老師提出一個天馬行空的構想，能不能利用教學樓的下沉空間，模仿温度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在下沉空間種植不同温度帶的植物？
陳忱擔心，不同緯度的植物無法在深圳存活，如果用塑料植物代替，會影響校園景觀。“我們改用經度行不行？”她提出折中的方案，在3層空間裏，種植不同經度亞熱帶的植物，從下往上看，你能看到亞洲、非洲、南美洲的亞熱帶景觀。
有老師擔心，緯度改成經度會造成學生混淆。王德久當即支持了陳忱的想法，“我們要對高中生抽離事實的理解能力，有充足的信心。”
2020年12月17日，福田中學搬遷到臨時校舍裏，原校園開始施工。
朱競翔回憶，評選福田中學時，評委們曾在陳忱和另一家資深事務所裏糾結，討論得很激烈，最後，評委一致決定，把“高密度之王”交給年輕的團隊。
以往，參與公共建築招投標的單位，往往有工程設計建築行業甲級資質。陳忱所在的獨立事務所沒有相關資質，一直難以真正參與公共建築設計。那時，陳忱的團隊真正建成的建築不足2000平方米，她自嘲，“可能比福田中學新校園所有的廁所加起來的面積都少。”
“給她機會是對（建築業）未來的長期投資。”朱競翔解釋，“我們願意做這樣一次小賭博。”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12月01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