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席捲全球，“新冠疫情防控”成為今年兩會的重要議題。我國作為最早走出疫情危機狀態的大國， 在“後疫情”階段，我們有必要對“硬核”類疫情話語作一理論反思，構建“暖核”話語，以順利啓動“戰疫”退出機制，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
2020年新冠病毒席捲全球，成為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衞生突發事件。在防止新冠疫情擴散和遏制新冠病毒傳播的過程中，形成了各種疫情話語。在疫情肆虐的早期，“抗/戰疫”等“硬核”類話語是主流。 如今，我國成為最早走出疫情危機狀態的大國，在後疫情階段，我們有必要對“硬核”類疫情話語作一理論反思，以順利啓動“戰疫”退出機制，儘快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
這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全球陷於“疫”字當頭的極端危險境地。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國古代歷朝歷代屢遭瘟疫之災，對於“疫”的認識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從造字法來看，“疫”是會意兼形聲字，東漢許慎編寫的《説文·疒部》註釋：“疫，民皆疾也。從疒，役省聲。”“疫”的本義為瘟疫，是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通稱，如唐代房玄齡等人合著的《晉書·李矩傳》裏記載：“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卹，百姓賴焉。”古漢語中“癘”與“厲”意義相通，均釋義為“惡，災疫”，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其現代義與古代義保持一致，均指流行性急性傳染病。
戰爭隱喻與“戰疫”話語的構建
“戰爭”概念由來已久，從原始社會的部落之爭到現代社會長年不斷的局部武裝衝突，戰爭始終伴隨着人類社會的演變和發展。戰爭概念常被用做敍事工具來構建和闡釋人類社會活動中較為複雜或抽象的事件，形成一種基本的概念隱喻認知模式： 危急事件的應對是戰爭，如“價格/人才/升學/競爭是戰爭”等。戰爭隱喻思維已經成為人類文化中的一種較為固定的認知模式。 戰爭隱喻不僅使話語內容緊緊圍繞戰爭框架展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公共衞生緊急事件的認知。
在有關新冠肺炎的疫情話語中，“疫情是戰爭”隱喻以真實的武裝鬥爭類比新冠疫情這一全球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強調疫情戰爭的殘酷性和艱鉅性，凸顯人類與疫情、人類與病毒之間的強對立關係，在話語層面具體實踐為“堅決打贏肺炎疫情防控仗”“嚴防死守阻病毒”“打一場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人民戰爭”等隱喻性語言表達。
從整體上看，戰爭隱喻使話語內容緊緊圍繞戰爭框架而展開，以戰爭隱喻為核心的隱喻鏈凸顯戰爭框架裏的基本語義元素及其語義關係，實現疫情話語構建的表層銜接和深層連貫，形成疫情話語的“硬核”特點。例如“前線”是戰爭框架的基本語義元素之一，其基本義是指作戰時雙方軍隊接近的地帶。就作戰位置而言，前線在空間距離上與敵方最近，作戰人員必須直面危險，屬於戰爭中最容易受傷或最可能犧牲的區域，故在疫情話語中，“前線”隱喻“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武漢”，凸顯病毒肆虐時期武漢地區的危急狀況。
此外，“戰場”“部隊”“主戰場”“最前線”“出征”“老兵”“戰士”和“武裝”都屬於戰爭框架的基本語義要素。在疫情話語中，“戰場”隱喻“疫情地帶”；“出征”隱喻“出發前往疫情災區”；“部隊”隱喻“參與救治的工作人員”；“主戰場”和“最前線”隱喻“急診科”“門診部”和“感染科”；“老兵”隱喻“那些具有多次抗擊疫情經驗的醫護人員”；“戰士”隱喻“基層醫院的醫護人員”；“武裝”隱喻“醫用防護設備”。“出征”“前線”“老兵”等隱喻共同使用，凸顯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踴躍報名加入武漢“抗疫”行動。
反思“戰疫”等“硬核”類疫情話語
在東方文化中，死亡是人們生活裏的一個忌諱話題或默認的言語禁區，死亡概念通常會引發人們心理層面的害怕、恐懼、悲慘等情緒體驗。新冠病毒是本次全球疫情的“肇事者”，其被隱喻為 “入侵者”“襲擊者”“隱性殺手”“恐怖分子”和“敵軍”等，其對人類的死亡威脅被認為達到了最高級別，即“染上病毒意味着死亡”。“今年上門，明年上墳”“如果不想在房間，那就請進太平間”“今天到處亂跑，明年墳上長草”“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一人傳染全家倒，財產全跟親戚跑”等 疫情宣傳標語運用死亡威脅加詛咒的極端話語方式最大限度地激起受眾的恐懼心理，以期達到説服公眾待在家中、不出門走動的話語目的。
然而，這些標語的勸誡、説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語言暴力攻擊，在引發大眾恐懼心理的同時也容易激起受眾的反感心理，甚至會對某些人造成心理應激障礙。從公共話語的文明構建層面來看，這些標語屬於“冷漠生硬、缺乏人文關懷的標語口號，就算能夠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也會拉起一道人心的隔離牆” 。
作為阻擋病毒、預防傳染的一種基本方式，“口罩”一詞在疫情宣傳標語中出現頻率較高，如“出門記得帶口罩，否則麻將都點炮”“省小錢不戴口罩，花大錢卧牀治病”“神仙也要戴口罩，疫情不是開玩笑”“出門不戴口罩，等於在病毒裏裸奔”“我宅家，我驕傲，我為國家省口罩，我為自己省鈔票”。為了強調不戴口罩可能會傳染他人或被他人傳染的危險，部分話語構建者也採用了基於死亡隱喻的勸誡話語，例如“不戴口罩亂聚集，家人含淚過頭七”“不戴口罩到處走，遲早閻王要召見”“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 這些話語雖然在凸顯戴口罩的重要性方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在話語構建時採用簡單粗暴的強區分模式，容易導致和強化戴口罩和不戴口罩兩類羣體之間的對立衝突，不但不宜作為公共宣傳標語，而且涉嫌非法語言暴力，在任何場合都當竭力避免。
鑑於病毒對人類生命的威脅，一些話語構建者將疫情重災區或疫情重災區的人與病毒相關聯，將病毒隱喻為疫情重災區的人，由此構建出來的疫情話語公然宣揚地域歧視。例如在疫情宣傳標語“武漢回來莫亂跑，傳染肺炎不得了”和“湖北迴來的人都是定時炸彈”中，話語構建者首先以地理位置轉喻來自該地理位置的人，然後基於湖北和武漢是疫情重災區這一基本事實，將來自湖北和武漢的人轉喻為攜帶病毒或可能攜帶病毒的人。這些所謂“硬核”標語背後的認知模式是：來自疫情重災區的人都是極端危險分子，甚至是公敵。
基於類似的認知模式，“隨意出行的人”被隱喻為“殺人犯”和“社會的罪人”；“帶病回家的人”被隱喻為“不肖子孫”；“發燒不説的人”被隱喻為“潛伏在人民羣眾中的階級敵人”。這些隱喻在凸顯病毒極端危害性的同時，強化受眾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容易引發受眾對疫區人民、病毒感染者以及潛在病毒感染者的歧視、仇視，甚至是仇恨。
基於“疫情是戰爭”構建起來的所謂“硬核”類疫情話語凸顯人類與疫情的對抗性， 卻可能誤導公眾對人類與疫情、病毒與病毒感染者、疫病和疫病防護的科學認知，同時隱藏了疫情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考驗和啓示作用，且一味強調疫情緊急行動中的無情打擊，而忽視了必不可少的“暖核”要素，如社會個體之間的情感傾訴、情感支持、心理連接和心理支持，以及社會組織之間和國際社會之間的對話、協商、合作、平衡與和解等。
亟需構建“暖核”疫情話語
如今，復工復產和恢復正常社會生活成為當務之急。 在後疫情階段，如果我們仍然主要依靠戰爭隱喻來構建疫情話語，必然會導致很多社會心理問題，抬升復工復產的社會心理成本。鑑於此，亟需構建“暖核”疫情話語。
“暖核”疫情話語旨在通過激活話語背後的人文關懷認知聯想，激發社會個體彼此間感同身受的心理體驗，達到以話語“抱團取暖”的社會效果。“暖核”疫情話語以同情心和同理心為話語內核，強調人與人互助友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社會共享、合作、共渡難關。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認為，人類文明的起點源於同伴之間懂得在困境中互相幫助，即人類有了同理心。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通過鏡像神經元研究發現，同理心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能力，它使得我們能夠理解彼此之間、與其他生物之間以及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繫，當自我與他者的區別變得模糊時，信任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但同理心需要不斷強化，否則就會衰退。
“暖核”疫情話語的構建順應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生態文明是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撥和超越，語言文明是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疫情之下，大家都是“戰友”，可以基於“生死兄弟”“共面險境”“同甘共苦、共患難”“共同戰疫”和“共生死、同命運”來講述“戰/抗疫”故事。另外，對待疫病患者，不應將其看成是公共污染源或者公敵，而應將其看成是公共安全警示：“疫病患者既對公共衞生安全起着一種預警作用，也對社會羣體的健康管理起着一種警示作用。把疫病隱喻性地看成是公共警示或警報，凸顯的是疫病之於社會的考驗性，可以有效避免各種針對疫病或者疫病患者的成見、仇視或者仇恨。”
此外，應該認識到：疫病患者是公共安全危機狀況的受害者，而非公敵。面對全球疫情大爆發，愛爾蘭修士理查德寫下《封鎖》一詩：“我們有恐懼，但不必有仇恨；有隔離，但不必有孤立；有恐慌，但不必有卑鄙；有疾病，但不必有心隕；有死亡，但也有愛之重生。”
“暖核”疫情話語以“熱乎乎”的情感温度激發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與“關懷力”，能夠有效緩解民眾因疫情而產生的焦慮感，撫慰因疫情所遭受的心理創傷，進而有效增強人際之間的信任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於3月19-24日對美國成年人之間的信任度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不同社會羣體對他人的信任度存在差異，顯著影響他們對他人行為及疫情的評價，並且信任度越低的人，遭受焦慮、抑鬱和孤獨等負面情緒的頻率就越高。
後疫情階段，“暖核”話語是一味心理安慰劑，有助於把因疫情而分割開來的一個個人際“孤島”變成一片愛的天地，“進而有助於通過付出較低的綜合性社會‘心理成本’達到使疫情消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