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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康熙皇帝對日本人曾有過這樣一番真實客觀的評價：“倭子國，最是反覆無常之國，其人，甚卑賤，不知世上有恩誼，只一味懾於武威……故爾，不得對其有稍許好顏色”（《康熙朝起居注》）；宋太宗也有一番精闢的點評：“談及奴國（即倭奴）如豪賈之家奴，巧言令色，實有強取主人家財之心。前人自大，容他百年偽詐，恐養虎狼為憂患，當蔽之”；明太祖朱元璋的評價更是堪稱一絕，他在《倭扇行》這首詩中諷刺道：“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為便。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於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無論是從雄才偉略的明太祖朱元璋，還是睿智博學的清聖祖康熙皇帝，乃至宋太宗趙廣義，三朝帝王都對日本人的評價非常卑賤，“欺軟怕硬”成為了中原王朝封建帝王對日本人的共同認識。
那麼日本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民族呢？他們到底是不是一個“欺軟怕硬”的民族呢？國人給日本送人民幣又是出於何種心態呢？
恐怖的武士道
日本武士道修養書《葉隱》中有過這樣一段佐賀藩主鍋島直茂對其子鍋島勝茂的告誡：“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鍋島直茂為了讓兒子鍋島勝茂變成真正的武士，將十個人一字排開西方衙門內，鍋島勝茂一口氣連續砍下九名囚犯的項上人頭。
作為《葉隱》的編纂者山本常朝，其父山本神右衞門很小的時候就教導他，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十四五歲時就得實習斬首，在這種殘酷的馴養下，日本武士逐漸養成了殺人不眨眼、砍頭如切菜的冷酷和血腥。
除了練習砍瓜切菜般的斬首，日本武士還得接受上層統治者灌輸“忠君盡孝”的思想大洗腦，如：
“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曲禮》）。
在這種上層統治者長期潛移默化的教導下，武士們逐漸形成了以“名，忠，勇，義，禮，誠，克，仁”為核心價值觀的武士道精神，而根據《葉隱》的解釋，這八個字是從前到後依次遞減的。
而正是由於武士道精神的這種狹隘性，到了明治維新後，日本統治者為了加快對外擴張的步伐，直接省略“義，禮，誠，克，仁”而重點突出“名，忠，勇”三字為首的原則。
因此，日本軍隊開足馬力大肆宣傳“皇國至上論”、“大和魂”、“為天皇盡忠”等荒謬理論，並斷章取義地將武士道精神與大和民族的狹隘民族主義緊密結合。
於是，在後來的日俄戰爭和侵華戰爭中，日本方面的士兵就宛如打了雞血活着的“喪屍集團軍”，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中的旅順戰役裏，面對瘋狂進攻態勢的日軍，俄軍統帥馬卡洛夫下令將工事前方的鐵絲網接通高壓電，並在環旅順港東、西、北三面的山上修建40多個堡壘羣和70多座炮台，同時，配以那個時代最為生猛的馬克沁機關槍。
當日軍在統帥乃木希典揮舞着馬刀的指揮下，如潮水般湧向俄軍陣地時，俄軍陣地上的馬克沁機關槍噴射出一道道火光狠狠砸向人海戰術的日軍衝鋒部隊，瞬間，日軍衝鋒士兵就如同麥浪般齊刷刷地成排倒下，但日本士兵發揚武士道悍不畏死的精神，繼續施展“豬突一波流”的神功狼奔豕突地殺向俄軍前沿陣地，俄軍在遠遠的工事上繼續收割人頭，兇殘的俄毛子居然心裏發毛，這簡直就是骨灰級的“植物大戰殭屍”啊！
經過一波短暫的武士道集羣大沖鋒，日寇在旅順港工事外留下了多達4000具的屍體。
而在14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在付出了3500萬人的慘烈代價後，才將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驅逐出去，然而，我軍戰士卻發現一個很令人震驚的現象，那就是在無以計數的戰鬥裏，很少有能俘獲日軍記錄，日軍在兵敗後往往會採取武士道式的自殺，因此，在打掃戰場時很難俘獲活着的日寇，這也許就是日本民族劣根性的可怕之處。
日本人的等級制度
等級森嚴制度在日本社會中是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日本的身份等級制度產生於日本原初文化時期的史前繩紋時代，到了公元前4-3世紀後，也就是在彌生時代，身份等級制在日本歷史上真正開始形成了，德川家康為此還制定了“士農工商”四級封建身份等級制度。
不過，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制定的等級制度不同，日本的“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得到了嚴格的貫徹和執行，
以《家康遺訓百條》中的話來説：“士乃四民之首，農工商輩於士不得無禮。無禮，即心中無士也。於心中無士，士不妨擊之”，
換言之，也就是倘若一旦有人逾越既定的身份等級，高層級的人物有權斬殺任何逾規者。
而日本進入明治維新後，身份等級制度不僅沒有伴隨着近代文明的開啓而沒落，反而在職場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在日本企業裏，有專門的年功序列制，所謂年功序列制，就是員工在企業裏呆的時間越長、年齡越大，相應的，他的工資就越高。
雖然，年功序列制對於企業的人事結構穩定有着積極的意義，但其消極意義也是非常明顯的，具體表現在年功序列制不論職務、不論貢獻，只論以企業員工的工齡來決定這個人的價值，簡單來説，你的學歷、能力和貢獻在企業內部就是個渣渣，完全不在人事行政部門考慮的範圍之內。
年功序列制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剛開始年功序列制對於穩定企業僱員、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等方面有着顯著的效果，但隨着市場經濟日趨白熱化的競爭加劇，按資排輩的年功序列制無法真實反映員工的貢獻和能力，內部“啃老族”就成為日本企業的常態。
但如果追根溯源，年功序列制的實質是師徒傳承的封建登基制度的延伸，在日本，新進入企業的員工要在內部立足必須得投靠到有資深工齡的前輩門下，而一旦形成了師徒等級森嚴的人身依附關係，新晉員工就得在這個企業裏乖乖幹上一輩子，倘若一朝退出，那麼先前的努力全部都化為泡影，因此，這種封建登基餘孽毒瘤極大的限制了日本人才的流動，同時，也對日本國民性造成了更深層次的壓抑。
日本人的羞恥感文化
什麼是羞恥感文化？簡單來説，在日本人的世界觀中，無論做了任何事情，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只有羞恥的區別。即日本人作惡犯罪，只要沒被發現或被揭穿，沒有讓他們感覺到羞恥，他們就不會認錯。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一旦做了惡行昭彰的事情，那麼，他們會千方百計的進行掩蓋。但倘若惡行敗露，他們則會採取切腹自殺等非常極端的方式來遮擋自己的羞恥心。這就是日本人的羞恥心。
很多去過日本旅遊的人會發現，日本人在本國的公眾場所極度規矩，説話輕言細語、排隊按部就班，哪怕是在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的車廂內相互發生碰擦時，彼此之間也會主動相互致歉，因此，在日本國內經常會聽到“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給您添麻煩了）。
最典型的例子據説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當時的一羣日本人到中國旅遊，其他日本人都準時準點在大巴車內集合，而此時有一名日本人遲到了三分鐘，這頭遲到的日本人上車後竟然像個罪人一樣誠惶誠恐地向車內所有日本同胞挨個道歉，完了後還躲在車廂的過道里大氣不敢出的低着頭。
而與之形成截然反差的是，日本遊客一旦離開了本國文化氛圍的束縛，他們就會像脱繮的野馬一發而不可收拾，至於文明、素質、修養什麼的，全部都拋諸腦後。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發生在泰國海邊30名日本男遊客裸泳的事件。當時這則視頻經互聯網傳播出來後，世界各大媒體將目光死盯在中國人的身上，泰國媒體也習慣性地將中國遊客作為了頭號嫌疑對象。
然而，讓人打臉的是，根據事後核實調查，這30名黃種人並不是一貫以惡行示人的中國人，反倒是有着彬彬有禮的日本人幹出來的齷齪腌臢勾當。
除了這起發生在泰國海濱的烏龍事件，日本人近年來在國外頻傳抽煙酗酒、調戲婦女、放縱言行和集體買春等劣跡。這些行為倘若放在日本國內簡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到了國外卻成為了日本人的家常便飯。
其實，原因也很好解釋，那就是掩藏在大和民族性中的羞恥文化在作怪，在他們看來，國內那種壓抑的氛圍就如同被千萬個攝像頭盯着，而一旦脱離日本國內的那種環境，壓抑的本性就徹底暴露無遺，這就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
國人的文化不自信
既然日本人有那麼多深藏在本性裏的齷齪和不堪，那麼，國人為什麼要去日本旅遊、購物，甚至像發了瘋樣地爆買日本的馬桶蓋？
其實，這個原因也很好解釋，那就是文化根源的不自信，具體表現在對內不自信和對外不自信。 我們先來説説對外不自信。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後，原本極度孤傲的“天朝上國”美夢被帝國列強無情地擊打的粉碎，中國人的心理從俯視大東亞文化圈周邊蠻夷的態度，迅速轉變成為仰視高高在上西洋人的蜕變。
且當時的西方工業文明遙遙領先小農經濟模式，而由工業文明生產出來的物質成果碾壓晚清的各個層面，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國人的內心逐漸埋下了崇洋媚外的種子，以至於當時長期受中華文化薰陶的日本，甚至公然高呼“脱亞入歐”，而彼時的晚清為了繼續苟延殘喘，開始了轟轟烈烈全面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洋務運動，可以説，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已經開始滋長。
其實，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要發憤圖強，“崇洋”未必見得就是件壞事，但就在“崇洋”的過程中，以儒家四書五經立國的中原封建王朝，卻發現原來西方列強的工業文明是如此先進，進而在兩種不同文明的激烈融合和碰撞中，中國人由此滋生了嚴重的“媚外”心態。
然而，伴隨着這種對外不自信的愈演愈烈，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方方面面都取得不俗的驕人成果。
但在部分人的腦子裏卻始終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他們相信“外國造”始終領先“國產貨”，且虛榮心的攀比又驅使部分國人寧可放着國內物美價廉的國貨遠渡重洋爆買日本的馬桶蓋。
可當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地從日本揹回馬桶蓋時，卻發現所謂的日本“高級貨”馬桶蓋竟然產自國內的杭州地區，這種無情的諷刺，很能説明國人對外文化的不自信。
那麼，對內文化不自信呢？看看前些年曆經的三聚氰胺、地溝油、瘦肉精和染色饅頭等系列令人作惡的醜陋事件，部分國人的劣根性也暴露無遺。
為了實現低成本高收益的回報，不法商家以次充好、以劣冒優，甚至“以毒攻毒”的咂舌行為曝光後，無數國人對這些昧着良心發大財的無良奸商痛斥以鼻，而在這些奸商中，巨頭奶粉行業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引發的“三鹿奶粉事件”，讓國人對中國製造的信心保守估計整整倒退了至少二十多年，甚至其餘毒風波深刻影響至今。
這一連串令人心寒造假、售價事件緣何會不斷頻發呢？歸根結底除了政府監管缺位，最根本的源頭我認為還是企業、商家對國人身心健康嚴重不負責所致，如果説，日本人以羞恥文化作為遮羞布來鞭策本國的商家企業來恪守社會道德的最起碼底線的話，那麼，國內部分不法商家，近乎沒有任何顧忌地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路數來拾取昧良心的黑惡利潤，畢竟，對於這些製假售價的奸商來説，以他們的思維角度來講：“反正我不吃這些染色饅頭”，言下之意就是其他人生死天命無我無關。
看到這種奸商肆虐的風氣腐蝕了社會道德文化底線，我們又何談重塑對內文化自信呢？當然，近年來，隨着大批諸如華為、淘寶、小米等良心行業的龍頭引擎效應以及國家立法監管逐漸趨於完善，民族自信似乎又緩步回升，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民一定可以拿出優秀的業績樹立起文化根源上的自信，因為，我們等待着這一天已經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