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國際在線】；
西方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抗疫成果？CGTN法語頻道記者就此問題採訪了法國漢學家魏柳南。魏柳南表示，中國的抗疫成果有目共睹，不容詆譭。以下是採訪實錄：
記者：中國是第一個預警新冠病毒的國家，如今正陷入一場主要由某些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發起的觀點論戰，其中激進者要求對中國採取法律行動，甚至要求中國賠償。他們為什麼這樣做？這樣做會有效果嗎？
魏柳南: 首先，這場論戰是美國二月份發起的，主要動機很明確。早在一月初，特朗普總統就充分了解發生了什麼。特朗普總統很早就收到了有關中國局勢的詳細報告。他最初對中國的反應應該説是相當温和的，這持續到一月底。之後，他無疑是得到了助手和親信的提醒，意識到發生在中國的病毒流行是一次絕佳機會，他可藉此質疑中國，增加與中國在貿易談判上的籌碼。他可以藉此損壞中國形象。接下來病毒在美國的發展，更大程度上是損壞了特朗普及其政府的信譽。某些國家立即緊跟美國立場，尤其是所謂的“五眼聯盟”國家。對於其他國際議題也是如此。然後一些歐洲國家也開始有所表示，但比較謹慎。他們要求進行調查，但沒有要求賠償。必須強調的是，歐洲國家從未要求賠償，至少據我所知是這樣。他們只是要求進行調查。
記者: 事實證明，中國人對這種流行病的管理是最有效的，例如隔離措施，強制戴口罩以及利用先進技術進行流調追蹤等。西方國家一開始紛紛批評，後來自己也採取了類似措施。您如何解釋這種甚至有些前後矛盾的態度變化？
魏柳南：我認為有兩點原因。第一，也是我們最先看到的，是歐洲衞生系統完全缺乏適應性。面對這場流行病，歐洲的醫療服務和醫療系統瞬間陷入癱瘓，它難以應對突發衞生危機。有些人甚至把戴口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歐洲媒體還批評中國在抗疫過程中使用無人機。可是兩個月後，法國也打算採取這些措施。因此，我認為一方面是無力處理突發狀況的震驚茫然，另一方面與媒體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導向有關。從報道中國的第一步措施開始，歐洲和美國媒體就開始攻擊中國的政治體系。然而幾個月後，我們這樣的議會民主制國家選擇採取相同的措施。我認為媒體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性。
記者:中國的應對切實有效，甚至可以説是做的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將此歸功於他們的政治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我們幾乎沒有聽到西方對中國的讚揚。似乎對於西方國家和西方媒體來説，中國政府的表現是不能説的禁忌。這是真的嗎？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魏柳南：這個問題必須跳出疫情問題來看。去年我們就看到，歐盟宣佈中國為系統性競爭對手。今天，我們處於意識形態衝突之中。我們無法承認這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我認為我們必須考察西方領導人的心理。他們難以承認，一種歷來飽受譴責和攻擊的政治體系居然能把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認為，正是由於政治體系的巨大差異，歐洲領導人不可能對中國能做正面評價，當然美國就更不可能。
記者：新冠病毒還不會很快消失，您認為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給人們最重要的教訓是什麼？
魏柳南：當地球處於特別嚴重的狀況時，每個人都決定保護自己。儘管我們處於歐洲“聯盟”，但我們卻看到，歐盟成員缺乏統一協調。可見，面對此類威脅，尤其是這種無法控制和不瞭解的威脅，人們總會退回自我。我們從疫情中吸取的主要教訓是：人類需要共同面對健康威脅，如同共同面對氣候威脅一樣。在氣候和環境問題上，我們討論了很多合作。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談論過如何通過健康領域的合作來應對諸如新冠肺炎這樣的重大威脅。無論是疫情還是氣候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對抗。所以最重要的教訓是，除了氣候問題，還必須優先考慮健康威脅。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把重點放在健康威脅上，那是因為在現實中它們往往隻影響了較少一部分羣體，甚至有人認為只有發展中國家才會受到影響。而這次疫情，歐洲和美國都直接面臨真正的威脅，我們必須清楚，電視屏幕上播放的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畫面也可能會發生在我們身邊。因此，我們必須保持國際間的團結合作，而不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