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許會嘲諷，現任15位“大法官”，舉目盡是現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人馬，要他們宣告黨產條例“違憲”，豈非緣木求魚？但若多數“大法官”理解“大法官”在“憲政”秩序中的正當角色，也理解他們在促進民主進程中的功能，就必然會有“不要考慮政治後果，無論後果多麼可怕”的認知與作為，那些基於黨派意識而來的嘲諷，不過廢言一句，不值“大法官”一哂。
2018年2月，“黨產會”認定“婦聯會”是國民黨附隨組織，“婦聯會”隨即提起行政訴訟；2019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黨產條例有“違憲”具體理由，而聲請“釋憲”。但“婦聯會”痴等了一年多，等不到“大法官釋憲”結果，最近卻被台內務部門以“違反‘政黨法’”理由廢止立案。
也就是説，即使將來有一天，“大法官”終於作出解釋，判決黨產條例確實“違憲”，但台“婦聯會”早已形神俱滅，永無回覆原狀可能。但“大法官”見死不救，應作為而不作為，“婦聯會”雖是首例，卻可能並非孤證。
“黨產會”成立以來，對國民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已作過15次行政處分，每次處分，例必引發一場行政訴訟，其中“黨產會”有勝有敗。但迄今為止，卻有三件系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因為合議庭法官認為黨產條例“違憲”而停止訴訟進行，並且先後聲請“釋憲”。但三庭九位法官的三項聲請案，卻如同石沉大海，“大法官”至今未作處理，任憑那些附隨組織因生死未卜而惶惶終日，也坐視“黨產會”恣意妄為而不聞不問；但等待“釋憲”猶如等待戈多，等待“釋憲”而讓政局終日紛擾，“大法官”豈無責乎？能無愧乎？
“大法官”職司“釋憲”，面對各式各樣的聲請案，經常會感到困擾：什麼時候應該表達觀點而管得多一點？什麼時候應該保持沉默而管得少一點？
但一則黨產條例是否“違憲”，具備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上原則重要性，“大法官”當然要管；
再則黨產條例攸關“轉型正義”的“民主進程”，“大法官”也當然要管；
三則黨產條例關係政黨之存續，應屬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保留，“大法官”也非管不可；
四則黨產條例涉及法人團體的財產權是否被恣意剝奪，“大法官”更當然要管，而且管得越早越好，否則，類似“婦聯會”那樣的案例，還會層出不窮。
換句話説，黨產條例是否“違憲”，有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原則與現實政治的重要性，也有組織存廢與台灣民眾財產被剝奪的急迫性。“大法官”先是以程序要件不符而不受理台監察機構的“釋憲聲請案”，也許還有仁智之見，但三件法官聲請案並無程序要件不符問題，“大法官”卻遲遲留中不發，視重要性如無物，置急迫性於不顧，讓人不得不納悶：台灣民眾在等“大法官”，但“大法官”到底在等什麼？等政治風向？等同僚共識或社會共識？等時機成熟？或者要等國民黨與其所謂附隨組織，一個接一個被“黨產會”消滅殆盡後，“大法官”才宣告出手？
“大法官”每年收受聲請案件，約有四百多件，忙碌可想而知，而且案件有先來後到的考慮，“大法官”依時序選案，也無可厚非。但“刻板的公正即是最大的不公”，黨產條例擾亂政局近四年，國民黨與其所謂附隨組織之財產被行政處分約七百多億新台幣，法人團體被宣告死亡也有一例，“大法官”如果仍然死守依時序辦案的刻板決策模式，而不思重新調控“釋憲”議程的設定，這就是形式的公正、實質的不公，“大法官”與法匠又有何異？更何況，法官最早一件“釋憲聲請案”是在2018年6月提出，即使排隊也該輪到了吧？
（作者為台灣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結束語>人生如車,或長途,或短途;人生如戲,或喜,或悲.很多事,過去了,就註定成為故事;很多人,離開了,就註定成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積攢的故事,這些都是歷練.人就是在歷練中慢慢成熟的.一些事,闖進生活,高興的,痛苦的,時間終將其消磨變淡.經歷的多了,心就堅強了,路就踏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