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至8月，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總額達至4165億美元，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6.5億人口意味着充足的勞動力，近年來，東盟吸引着各國資本“下南洋”。從服裝、製鞋到電子科技，從中國轉移的部分製造業進入東南亞，比如富士康、夏普、耐克。今年3月，三星在越南選址建設東南亞最大的研發中心。
東盟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嗎？此外，東盟未來的消費市場也備受期待，國際科技巨頭和初創公司已經進駐。
但廉價勞動力並非東南亞的唯一吸引力，近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專訪，他認為，這一輪下南洋的中國製造需要打破一系列認知誤區。
澎湃新聞：談及中國的海外投資，國有企業的大型基建工程項目是通常的觀察對象，近年來中國的科技類出海企業也引發關注，為何強調需要研究民營資本的海外投資？
黃岩：國有企業是中國海外投資的傳統主力軍，但民營資本正成為新興力量。從佔比上看，2006年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佔比約為19%，而到2019年上升至49.9%（編者注：根據2010年9月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的《201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涉及行業也有所不同，國有企業主要投資的是基礎設施、能源礦業等領域，而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服務業。
從產業轉移的角度看，我們需要關注民營資本，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的遷移。早年一些製造業從珠三角等地區遷去了內陸城市。據觀察，在2010年前後，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外遷，去東南亞、南亞設廠，當時“一帶一路”戰略尚未正式提出。而在今天越南的海防、河內、胡志明市，中國企業已經遍地開花了。
澎湃新聞：東南亞的人口紅利讓人們關注這一地區的製造業未來，這裏會不會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但您曾提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並非外資進入東南亞的唯一因素。
黃岩：人們通常認為，東南亞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出於成本考慮，資本會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價格最低處。但這是一個常見的誤區。
以越南為例，其人口接近1億，吸引了包括富士康、三星、寶成、耐克、LG等外資企業在此設廠。但勞動力真的廉價嗎？
越南已經通過國家立法確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將全國劃分為四類地區，每年統一調整。製造業集中的河內和胡志明市屬於一類地區，2016年其最低工資標準為3500000盾，約合人民幣1070元，同一年，廣西南寧和河南鄭州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400元，廣東省韶關、清遠為1210元。外企需要開出更高的薪水才能吸引本地勞動力，考慮到本地勞動者的生產效率並不高，對於外企而言，用工成本並不算低廉。
越南的勞動力供應也並不樂觀，河內、胡志明、海防都出現過用工短缺現象。未來20年內，人口紅利可能被消耗完，勞動密集型企業投資越南應有所預警。
用工成本之外還有多種因素。我們曾調研了越南一些不同類型的中企，他們有着多種驅動力。比如，一些襪業代工企業看重越南的出口低税率政策，一些中國產品看重的是東南亞的消費市場，還有一些光伏企業的考量在於，越南可以避開歐盟和美國對中國光伏產業的雙反限制。
澎湃新聞：看重東南亞消費市場的也包括一些科技類出海企業，比如今年引發關注的TikTok。但這一市場有多個競爭者，既有國際科技巨頭，也有東南亞本土的科技公司。在東南亞市場上，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如何？
黃岩：這裏存在另一重認知誤區，一些中國的企業家和消費者會認為，東南亞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消費力有限，所以中國產品有很強的競爭力。但我想強調，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普通民眾，都需要放下傲慢心態，冷靜客觀地看待變化中的東南亞市場。
近年來，東南亞吸引了全球的科技資本，有人會好奇，能在東盟地區複製出中國的阿里巴巴和騰訊嗎？由於各種市場要素基本完備，越南也已經吸引了很多互聯網公司。但我想舉個傳統制造業的例子。中國製造的摩托車就在越南遭遇過浮沉。
越南是“摩托車上的國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車市場，僅次於中國、印度和印尼。最早，本田、雅馬哈等日本摩托車企業幾乎壟斷了越南市場，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摩托車企業進入，迅速依靠價格優勢搶佔市場份額。從製造成本看，中國摩托車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較低，臨近越南，運輸成本也較低。
但很快，中企打起了惡性價格戰，隨之而來的是大打折扣的產品質量和售後服務。一些中國品牌的摩托車壽命只有幾年，售後網點也極為有限。消費者對於中國摩托車的認可度降低，市場份額節節敗退，日系品牌重回優勢，即便許多日系摩托車是由中國工廠代工的。
惡意競爭的背後是短視，企業滿足於賺快錢，忽略品牌價值，這不是個新問題了。我們常説一些國際品牌有上百年的歷史，中國的企業家可能“等不及”，熬不過技術創新，也不願意做品牌塑造和維護，寧願為其他品牌代工。
中國產品的競爭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只是傳統制造業的問題。
澎湃新聞：前面提到了中國光伏產業，其進入越南的驅動力之一是為了規避歐美的貿易限制，但近些年，從業者也在擔心，未來越南也會面臨類似的貿易限制。
黃岩：確實，東南亞不應是中國去產能、去庫存的替代國。越南的經濟發展迅速，確實需要大量工業原材料。一些工業企業曾因環保問題引發爭議，比如2016年，台塑河靜鋼鐵公司因工業污染導致河靜、廣平、廣治和順化四省魚類死亡。此後，越南政府加強了對外資項目的環保審查。
光伏也一樣，作為資金和科技密集型企業，越南政府對光伏產業非常歡迎，但越南能否承接中國過剩的光伏產能，這是一個問題。
澎湃新聞：東南亞的人口紅利也與去區域範圍內的勞動力跨境流動有關，今年新冠疫情暴露出了移工的結構性問題，廉價勞動力的背後是缺失的勞動保護，身在異鄉的勞動者無法得到當地的社會保障。您曾研究中國的農民工，其成因相似嗎？
黃岩：中國的農民工羣體離土又離鄉，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東南亞也有類似的結構。
在中國製造下南洋之前，中國的台資、港資企業已經先一步進入東南亞。台資大約在2000年前後進入越南，包括民主化之後的緬甸，工業園區大量出現。一些台資的製鞋廠、製衣廠已經發生過一系列問題。
相較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珠三角的港資、台資，如今東南亞國家處理勞資衝突時的解決程序、處理結果都有了很大差別。最早中國工人的表達意識和權利意識尚未成型，也有人出於經濟理性，暫時忽略了勞動風險和利益受損。
如今，一些東南亞國家開始重視對本國勞動者的保護，工人權利意識也已萌發，當然不同國家有所差異，一些國家的政局變化也會影響勞動關係。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這些國家的勞動政策會帶來哪些挑戰？這將如何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這也是我目前的研究課題，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勞動政策。
從勞動關係角度我們關注兩大挑戰，一是當地的勞動力，會不會出現與中國的農民工問題類似的矛盾；二是中國企業帶出去的中國籍員工，他們如何融入當地的社會和文化。
澎湃新聞：新冠疫情加劇了一些國家的排外情緒，最近，新加坡的反對黨就將矛頭指向了外籍精英，認為他們“搶佔”了本國人的就業，與國籍和種族聯繫。未來，這種排外情緒會是中國企業的隱憂嗎？
黃岩：實際上，不僅在新加坡，很多有反對黨的國家都會存在這種情緒，將矛頭指向外資和外籍僱員，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這個問題需要拆分來看。
首先是一種經典的批評，認為中國的海外投資本土化僱傭程度不高。實際上，遷至海外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要想降低用工成本，必然會最大限度進行本土化僱傭。我們曾調研越南的11家中企，其本土化僱員超過90%，中方僱員主要從事技術和管理工作，一些企業也注意培養越南籍技術人員，以降低成本。比如華為走的就是本地化思路，儘可能在當地進行人才招募和培訓。
當然，外資進入確實會帶來產業調整。比如中國製鞋廠進入，一些本地的小型鞋廠可能會關閉。這在非洲可能更為明顯，中國的便利店大量進駐，衝擊了本地傳統的夫妻店、雜貨鋪，也衝擊了當地的小商業系統。
目前，我們在東南亞尚未看到對中企的指責，但這種排外情緒已經在非洲個別國家出現。這也是未來考驗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