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支付嚴監管仍在持續加碼中。10月10日，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監管已披露至少49張罰單，總計被罰沒超1.28億元。從數量來看罰單有所增多，但觀察被罰金額較上年減緩，主要是千萬級鉅額罰單有所減少。
整體來看，前三季度支付罰單還有一點值得重視，那就是雙罰制愈發明顯，針對責任人的處罰更為嚴厲：今年首次出現了針對責任人的百萬元罰單，更是罕見有責任人被罰金額較公司更高的情況。從罰單事由來看，反洗錢不力仍是違規重災區，而觀察監管趨勢，防風險、嚴治理仍是主基調。
49張罰單金額超1.28億元
梳理今年前三季度的支付罰單來看，行業首個關鍵詞仍是“嚴監管”。
10月10日，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年內支付機構罰單至少已披露49張，罰沒金額達1.28億元，相較去年同期統計的44張罰單被罰沒1.66億元來看，罰單數量增多但金額總量略減。
具體來看，49張罰單中，包括3張千萬級鉅額罰單，分別由快錢支付、銀盛支付、錢袋寶3家公司認領，其中快錢支付違規事由是違反賬户管理規定、違反清算管理規定、未按規定履行客户身份識別義務、與身份不明客户交易，被罰1004萬元；銀盛支付則涉未按規定履行客户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户進行交易，被央行處罰2245萬元，刷新了今年以來支付機構被罰金額新高。
而錢袋寶1165萬元的罰單中，違規行為包含了“上傳交易信息錯誤，未落實交易信息真實、完整、可追溯的要求”“未嚴格落實客户身份實名制審核要求，未按規定留存客户身份證件”“違規設置收單結算賬户”“侵犯金融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等17項。
除了3張千萬級鉅額罰單，今年百萬級罰單仍然頻現。包括易寶支付、得仕支付、易生支付、北京數碼視訊支付、聯動優勢、中付支付、商盟商務、匯付支付、國通星驛、現代金融控股、快捷通支付、廣東信匯電子商務、易智付、匯元銀通、北京愛農驛站、滴滴支付、寶付支付、東方電子支付等近20家支付機構均領到百萬級罰單，比例佔被罰機構近五成。
被罰的機構中，也不乏多家罰單“常客”，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包括開店寶、銀盛支付、匯付支付、中付支付、東方電子支付、現代金融控股、聯動優勢等公司，年內已被罰兩次甚至以上。從違規事由來看，反洗錢不力頑疾仍是主因，此外，銀行卡收單也是違規重災區。
針對前三季度罰單，零壹研究院院長於百程認為，這一結果顯示出在監管加強的背景下，支付領域特別重大的支付違規事件在減少，但數量依然不減，行業合規問題依然有一定的普遍性。合規問題背後，一方面與行業競爭壓力增大下支付公司的內控漏洞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支付日常監管的更加嚴格和深入。
“嚴監管將是常態。”一位支付機構從業高管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時同樣坦言，今年以來，各地監管部門都加強了對支付機構的現場檢查，由原來主要針對法人機構的監管和檢查，擴展到對支付機構分支機構的檢查，且無論是檢查的頻率還是檢查的力度都呈加強趨勢。
從監管的方向來看，主要是加強了對客户身份識別的管理，對支付機構反新型電信詐騙、反洗錢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落實主體責任，加強責任追究；同時加強了對支付機構的穿透式監管，如加強同銀聯、網聯、公安部門的協同，具體到業務上，主要加強了對套現、套碼的管理和處罰。
罕見有責任人被罰上百萬
支付嚴監管是行業共識，並不僅僅只在今年。事實上，近幾年針對支付違規處罰的金額持續上升，例如2020年大額罰單頻出，合計罰沒總金額超過了4億元。2021年罰沒情況雖比2020年有所緩解，但千萬以上罰單仍然不少。
而觀察今年前三季度的罰單，支付機構罰單違規情形主要包含：違反支付清算管理相關規定、違反收單業務管理規定、違反外包業務管理規定、違反反洗錢相關規定以及違反規定將境內外匯轉移境外等。其中，從被罰頻率和處罰金額來看，反洗錢違規仍是罰單重災區。
“從處罰原因來看，處罰種類場景範圍均在增加，監管向着支付全流程和縱深化演進。”博通諮詢金融業資深分析師王蓬博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目前來看，合規要求已經滲透至支付業務的全流程之中，雖然反洗錢和商户管理仍然是重災區，但可看到在經營範圍、材料報送、備付金管理和清算以及外包管理等方面都有被處罰的案例存在。
另外，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是，雙罰制愈發普遍，有責任人被開出上百萬元的罰單，甚至出現了責任人被罰金額比公司被罰金額更高的情況。
例如，6月29日，央行廣州分行發佈的行政處罰信息顯示，廣東匯卡商務服務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被罰50萬元，比公司被罰的24萬元還多，這一現象較為罕見；另外，4月8日，央行廣州分行公佈的罰單顯示，廣東信匯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因違反4項支付結算法律法規，被警告並被罰沒近686萬元，其2位相關負責人被警告同時各被開出100萬元的鉅額罰單，這一情況在往年來看也較為罕見。
“雙罰制已經是常態。”對此現象，前述支付機構從業高管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為落實主體責任。在他看來，高管和相關重要崗位是支付機構的主要決策者，影響了一家支付的經營方向和理念。加強對高管和責任人的追究，可以提高相關人員對於合規工作的重視，提高支付機構的管理和合理經營的水平，促使支付機構加大在風控和合規上的投入。
華東一名支付機構資深從業人員對此感同身受，他指出，不僅僅是支付機構，從銀行、證券、保險等整個金融行業看，監管機構確實加大了對反洗錢工作的檢查和處罰力度，其中，雙罰制與終身追責制在國際範圍內都是對金融機構監管的重要手段，這也是為避免持牌機構的高層決策人員因道德風險損害公司、客户、合作伙伴的利益。
“雙罰制”比例越來越高亦可起到一定警示作用。於百程進一步稱，可以看出，當前合規問題依然是支付領域的主要問題之一，行業正處於牌照續展階段，合規問題突出的公司將影響牌照續展，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業務層面的持續。
低谷期如何破局
一面是罰單壓頂，一面是夾縫求生。
回顧前三季度支付公司發展來看，對於大多數機構來説都不樂觀。正如華東支付機構資深從業人員坦言，受疫情和跳碼事件的雙重影響，今年多數支付機構的日子不好過，正處於行業低谷期。但也正是這樣的環境給支付機構敲響了警鐘，留出了轉型的時間和空間。
“支付機構普遍存在業績增長乏力，營利能力降低的困境。隨着斷直連工作的推進，支付機構的通道質量、價格趨同，交易量將繼續向頭部機構集中，獨立的第三方支付機構越來越困難。”前述支付機構從業高管同樣感慨，如今在支付行業競爭趨於白熱化，大的支付機構可以通過服務長尾客户、下沉市場獲得支付增量，但中小支付機構很難有這種能力，或許找一個有背景的大樹依靠是更現實的選擇。
這一現狀並非虛言，整體來看，今年支付行業產業鏈結構仍然比較穩定，但發展速度在放緩。“例如央行公佈的數據可以看出，二季度支付行業幾大業務線的交易規模和筆數都在同比降低，對仍然以手續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支付機構來講意味着利潤的降低。”王蓬博提到。不過，他也指出，此境況下支付機構也要意識到，疫情等影響因素之外，網絡支付整體交易規模或許已經到頂，如果場景滲透和邊際效應也不再發揮作用，介入交易和增加服務深度，幫助更多中小微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也成為支付機構必修的功課。
北京商報記者 劉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