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表了一篇引發爭議的論文，預言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如果中國在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取得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美國將遭受所謂淨福利損失。薩繆爾森的這個“發現”一度引起轟動，因為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即使會損害部分產業和人羣，但只會給兩國帶來總的淨福利增長。
薩氏論斷一出，鼓吹貿易保護主義者如獲至寶，將其作為“保護政策”的理論根據。
2018年以來美國向中國發起史上規模最大的關税戰，世界貿易進入自由化與保護主義激烈博弈的新階段。有人藉此提出“薩繆爾森陷阱”的説法，即認為中美經貿關係已經變質，它只對中國有利而對美國不利，經貿往來因此變成了兩國關係中的一個所謂結構性障礙。
薩繆爾森本意遭到曲解
薩繆爾森在文中指，中美根據各自比較優勢，通過自由貿易便可以提高兩國福利水平，因為自由貿易下的經濟總產出水平最高。進一步，如果中國在自己的傳統優勢領域（如襯衫）實現技術進步，兩國保持自由貿易，則中國福利因生產率提升得到改善，同時美國的福利也將得到改善，因為同等條件下進口成本下降了。這意味着自由貿易仍然是雙贏，與傳統貿易理論所見略同。
薩氏的“重要發現”在於第三種情況：如果中國在美國本來具備優勢的部門（如飛機制造）實現技術突破，大幅提高生產率，改變相對比較優勢，結果則會不同。這時繼續自由貿易，中國將獲得淨福利的增加，而美國將受損失。
那些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人往往就是拿着這一發現作為“證據”，主張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但這不但是對薩氏推論的一知半解，也曲解了薩氏的本意。薩氏在得出上述發現後，特別聲稱，他的分析無非假設了一國生產率提高可能帶來的變化，從中“並不能得出應不應該採取選擇性的保護主義的結論”。
開展自由貿易彼此受益
為什麼這樣説呢？薩繆爾森提出，美國在自由貿易中遭受的所謂福利淨損失，是相對於美國技術領先於中國時而言，而非中美開展自由貿易之前而言。換句話説，美國即使在先進技術領域遭受所謂福利損失，總體福利水平相對於開展自由貿易之前也是增加的，仍然是在受益。況且，這種變化也是因為中國取得了技術進步，而不是因為與中國開展了自由貿易所致。
事實上，根據薩繆爾森統計，只有當中國的技術進步精確到恰好與美國技術水平相當，兩國相對優勢正好消失，這時才會發生中國單方面受益，美國單方面受損。但眾所周知，現實中這樣的情形幾乎不會發生。中美都是超級經濟體，可貿易部門為數眾多，各領域、各部門、各行業的發展不可能保持絕對平衡和充分，生產率的內外差距永遠存在。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任何時候兩國均存在可獲利的貿易領域、部門、行業。幾乎可以肯定，即使按照薩繆爾森的推論，兩國開展貿易不論達到何種程度，均好於完全不貿易。
薩繆爾森的發現沒有否定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論，它的意義在哪裏呢？比較優勢論強調自由貿易帶來的福利總量改善，但忽略了福利在不同人羣、團體和國度間的不均分配。政治經濟學糾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偏頗，從國際貿易給不同人羣、階層帶來不同影響出發，分析其分配的合理性及國內政治影響，進而形成保護國內受損羣體的政策理論。一般來説，在發達國家，雖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帶來的收益是普遍的，但不同人羣的獲得感卻有差別。較之製造業勞工，技術精英和資本階層受益相對更多。但勞工羣體在選票數量上有優勢，因此最近幾年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得到了投票支持，這是近年來保護主義政策在國際間抬頭的重要原因。
薩繆爾森發現的新意則在於，如果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優勢逐漸喪失，這可能影響到此前在全球化中受益較多的精英，進而導致全球化的損益結構發生變化，這將改變技術和資本對全球化的支持。在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過程中，美國一些高科技企業對華態度的變化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薩繆爾森當年的論斷。
並非保護主義“理論依據”
如果説薩氏的發現真有什麼政策意義的話，那就是警示美國政府應當關注美國在高技術領域的優勢可能會被別國趕超，美國競爭力的衰退可能帶來國際貿易和全球化收益的重新分配，原先受益的技術資本可能轉而成為受損者。但這一發現並無具體的政策指向。如前所述，薩氏的發現沒有否定自由貿易，甚至也不能支持美國政府不分差別全方位加徵關税的作法，當然更不能證明中美經貿脱鈎“有理論依據“。
美方解決自身在高技術領域優勢消失的政策有多種，但任意提高關税限制貿易的作法肯定不在其中。相反，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搞得兩敗俱傷，比薩繆爾森設想的兩國完全不貿易的情形更差。薩氏的發現沒有改變“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以其命名“陷阱”實在欠妥。
對薩繆爾森提出的假設，學界也已從多個角度有所呼應。其中關鍵在於，儘管總福利水平不斷提高，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仍然改變了發達國家的傳統優勢，進而改變了其國內利益分配結構，造成國內政治分化、變化，從而動搖了對全球化的支持。這不是新問題，也不是薩繆爾森那個邏輯嚴密、限定嚴格的推論所能解決的問題。中國是全球化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承擔了參與全球化的成本。中國的解決辦法不是削弱或切斷自由貿易，不是從全球化抽身，而是調整經濟結構，通過轉移支付、加大教育培訓投入等方式調解收益分配。再就是最根本的，促進科技創新，不斷改進生產率，提高國際競爭力。（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