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大清政府拯救股市始末

那一年，席捲全球的橡膠股市“奔牛”終於趴下，熊市捲土重來。東南亞橡膠企業,約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為全球橡膠股市的“發動機”之一,吸納的中國資金高達4000多萬兩白銀，將近國家財政年收入的一半。如今，“發動機”驟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謙餘、兆康三家錢莊，率先於7月15、16日兩天倒閉。這三家錢莊的莊主，把錢莊當做私人提款機,濫發莊票，大肆炒作橡膠股票，結果股市狂跌後，造成數百萬兩資金被套，週轉失靈,只好關門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為恐慌。外資銀行見狀,為免遭受池魚之殃,準備收回拆借給中國錢莊的所有資金，這等於是火上澆油。隨後,森源、元豐、會大、協大、晉大等錢莊相繼倒閉在危機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動可謂相當迅速。在正元錢莊等停業的當日，就將相關錢莊的有關人員及賬本等控制羈押。上海道台蔡乃煌與商會人士緊急磋商，決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攜商會會長(“總理”)周金箴乘坐專車前往南京，向上司兩江總督張人駿彙報請示，返途中又到蘇州向另一上司江蘇巡撫程德全請示。當時錢莊的信用已經崩潰，從外資銀行再借款的話，必須由政府出面進行擔保。張人駿立即電奏中央，北京隨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錢莊從外資銀行借款，以維持市面。北京外務部將此救市決定照會各國駐華公使。8月4日，匯豐、麥加利、德華、道勝、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荷蘭、華比等九家外資銀行，向上海借出了總數為350萬兩的款項，錢莊則將相應數額的債票押給銀行,由上海道台在債票上蓋章背書，作為政府擔保，錢莊還款後債票交道台註銷。這麼大筆的緊急借款，各外資銀行並未趁機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釐，大大低於市場行情，等於是金融援助。但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別約定了本項借款 “由現任道台及後任道台完全擔保”。

在出面擔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補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機構的責任人。當時最重要的責任人、正元錢莊的股東陳逸卿，因是外商的買辦，受到美國政府的庇護，拒絕由中方進行審訊和逮捕。而兆康錢莊的股東唐壽江曾經花錢買過三品的道台頂戴，也算是個“紅色資本家”，兩江總督張人駿只好先請旨將其革職，然後查抄家產:但剛脱掉了這位唐壽江的“紅”帽子，又發現他還戴了頂“藍”帽子:他已經加入了葡萄牙國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華人了。張人駿也不示弱,趕緊“依法辦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確規定，不准他國的官員申請入籍,而唐壽江畢竟是大清國的堂堂三品道員，正好不符規定,照抓不誤。一邊借款，一邊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預下，上海的市面穩定了下來。但上海的股災幕後，還有着政府行為失措的深層原因。

作為中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上海不僅集納了中國民間的大量資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關收入及對外的鉅額賠款也都集中於此。1904年,大清商務部(“商部”)就盯上了這筆國有資金，向慈禧太后打了個報告，説這筆國有資金閒着也是浪費，不如在動用前先拿來生息，算下來每年可得近50萬兩，劃給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這“實於商務大有裨益”。在官員們信誓旦旦下,老佛爺便同意了將上海的國有資金投向“殷實莊號”生息。表面看來，這是一樁官民雙贏的好事，但如何選擇“殷實莊號”、利息如何計算，就完全屬於經辦官員們“研究研究”的範圍內了。在上海的橡膠股票投機狂潮中,這些鉅額的國有資產，自然也通過“殷實莊號”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對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機的第二衝擊波來自上海最“牛”錢莊源豐潤。源豐潤老闆嚴義彬不僅是個“紅頂商人”，而且“紅得透頂””:他的錢莊吸納了大量國有資金的存款，甚至連由政府擔保、剛從外資銀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頭上:更為牛氣的是，純國資的海關收入，按規定應存在官銀號中，但海關銀號“源通”也是這位嚴義彬名下的資產。這樣“又紅又專”的錢莊，在危機中便儼然中流砥柱，而官員們也是以維護老嚴就等於維護上海的穩定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公款儘量長時間地留在它的賬上。問題是，“牛”透了的源豐潤卻已外強中乾:嚴義彬的另一錢莊德源,在股災中虧損嚴重，源豐潤的資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豐潤其實已經被蛀空。被蛀空了的源豐潤終於被一陣來自北京的微風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強支付當期“庚子賠款”190萬兩的最後日期:但在還剩9天的時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電財政部(“度支部”)，説賠款專用的200萬兩白銀都存在各錢莊，無法提取,請求由大清銀行緊急撥銀200萬兩墊付。度支部認為，這是拿穩定市場作為藉口,骨子裏是地方官們“罔利營私”,立即對蔡乃煌進行彈劾,並警告説:“倘此次無銀應對，外人必有枝節，貽誤不堪設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煩，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將蔡乃煌革職，並命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會同蔡乃煌，必須在兩個月內將所有經手款項繳清。

鉅額公款提取後，源豐潤終於轟然而倒，餘波殃及全國。清政府無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從大清銀行緊急調款100萬兩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擔保，從匯豐銀行借款200萬兩，給各錢莊應對危機。張人駿、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親臨上海“災區”現場辦公。 一邊是體制層面的“放火”，一邊是技術層面的“救火”，大清國在不斷的自我折騰中，迅速地消耗着殘存的能量。此時，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經隱隱出現在天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