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轉型是大勢。人力資本市場結構模型不是單一的僱傭，而是僱傭型、合作型與自由型相結合的多元化模式。”2021年底發佈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寫道。根據調研數據，靈活用工在企業應用的普及度和深度均在增強；人力資源服務業發展態勢良好，在市場規模、機構數量、從業人數上都有所增長，我國靈活用工市場正呈現持續發展趨勢。
根據藍皮書的定義，靈活用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靈活用工形式有互聯網平台用工、傳統零工和實習等類型；廣義上的靈活用工形式則是在此基礎上，還涵蓋了勞務派遣、業務外包、人力資源外包等用工形式。
這本藍皮書的主要撰寫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吳清軍日前接受了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的採訪。他指出，數字經濟讓企業人力資源的配置方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既要支持企業的這種靈活的資源配置，達到效率最大化，同時也更要考慮勞動者的權益保護。關於平台勞動者的傷害保障的問題，政府部門正在着手解決。各個平台根據自己的業務模式和商業模式，也在探索養老、醫療及其他保險的新模式。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吳清軍 受訪者供圖
數字經濟改變企業人力資源配置方式，靈活用工數量呈上升趨勢
新京報：今年是你們第二次發佈藍皮書了，跟往年相比，我國靈活用工有哪些新的趨勢？
吳清軍：企業的靈活用工，在用工數量和涉及的崗位上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包括我們常説的“互聯網大廠”，正在把越來越多的崗位轉為外包用工。此外，原先一直採用勞務派遣作為補充用工的國有企業，現在對更加機動靈活的外包用工也越來越開放了。
而另一個趨勢，就是比較受關注的互聯網平台用工。從總體上來看，這兩年用工數量沒有太大的變化，趨於穩定。消費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創新在過去兩年也趨於平緩，也沒有再產生新的“現象級”互聯網平台，因此這類平台的用工數量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增長。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消費互聯網平台帶動就業的效應近期很難再有大的突破。
新京報：這些現象背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需求變化是怎樣的？
吳清軍：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數字經濟讓企業人力資源的配置方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原先企業的用工模式都比較單一，要麼是正式員工，要麼是勞務派遣，其他的用工模式很少。而現在，數字經濟讓企業能夠把工作拆解，把很多工作流程和環節外包出去，交給第三方公司或者是人力資源公司來做。
對於互聯網公司，他們可以把一些邊緣性的崗位外包出去，比如客服、審核及數據標註等崗位外包出去。對於國有企業來説，例如要實現業務數字化，但缺少數字技術人才，專門養一支團隊的成本又很高，外包出去，既能夠降低成本，也使得用工更加靈活。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東南沿海的製造業企業，許多都是訂單式的生產方式，拿到訂單馬上就要開始生產，訂單完成後用工的需求也會大大下降，這也產生了靈活用工的需求。企業這麼做的動力是降低成本，倒不是説降低工人的工資，而是降低人力資源的持有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也是有話語權的，工廠給的工資低了，工人立馬就會到別的工廠去。
新京報：靈活用工在國內能夠得到大範圍的使用，其原因是什麼？
吳清軍：現在經濟發展的模式，包括技術發展的水平，要求企業在人力資源配置的時候更加靈活多元。傳統的用工模式、用工方式比較僵化，一定程度上無法適應目前的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平台用工、靈活用工，確實也使得勞動者獲得收入的渠道和機會比以前多了。
不過，需要澄清的是，我們既要支持企業的這種靈活的資源配置，達到效率最大化，同時也更要考慮勞動者的權益保護。
靈活用工帶來多種挑戰，政策要補齊勞動者權益保護短板
新京報：在靈活用工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政策層面是否有相關動作？
吳清軍：早前，國家相關部門發佈了一系列政策，通過促進消費市場來帶動更大的就業。在中央提出的“六穩”和“六保”政策中，就業都是放在最前面的。而最新的政策趨勢是，在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還要補齊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短板。交通部、人社部、工信部等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對網約車、快遞、外賣員、貨運司機等平台勞動者的權益都進行了保護。
新京報：除了直接的勞動者權益外，靈活用工還可能會帶來哪些問題？
吳清軍：對企業來説，企業的管理模式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沒有長期穩定的勞動關係，靈活用工的員工與企業之間就不會有很強的忠誠度。員工隊伍不穩定，員工質量也不高，這是最大的挑戰。而企業對於外包員工的管理，目前基本上也是一個空白地帶。比如幫助他們進行技能提升，給予職業晉升等等，這些管理的缺乏，也限制了靈活就業者的發展空間。
此外，在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職業中，基於算法的管理也可能會給靈活就業者帶來不平等的對待。哪怕表面上看起來，所有就業者是平等的，但是如果算法對部分員工進行歧視性的管理，例如給在多個平台接單的員工派質量較差的訂單，員工與平台協商的權利也相當有限。而在平台抽成比例等方面，員工與平台相比，也非常缺少話語權。
尊重勞動者在市場中的選擇，平台勞動者保障正在醖釀新解法
新京報：即便存在這些問題，靈活用工仍然成為很多勞動者的選擇，甚至出現了年輕人“願意送外賣不願意進工廠”的現象，這是為什麼？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吳清軍：對自由、不受約束工作的追求和嚮往，並非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專屬，實際上從勞動力市場建立以來，每一代年輕人都在追求自由和不受約束的工作方式。
對於年輕人更喜歡送外賣而不願進工廠，我個人的意見是：第一，尊重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選擇，政府過多幹預市場，反而破壞了市場的基本規則。第二，互聯網的紅利正在逐漸褪去，目前年輕勞動力已開始逐漸迴流到傳統就業方式當中，當年輕人當騎手、快遞員無法獲得預期收益時，自然就流向收益更高的工作當中去了。第三，政府要引導製造業改善勞動條件，提升工作待遇，提高製造業工作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一味擔心年輕人流向平台工作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製造業仍希望通過低成本獲得勞動力資源，那想改變現狀非常困難。只有不斷提升製造業勞動條件和工作待遇，才有可能改變年輕人工作流向的問題。
新京報：近期一位外賣騎手意外身故的事件引起了人們對於靈活用工人身權益保障的關注，對此政府和企業需要哪些事情？
吳清軍：關於平台勞動者的傷害保障的問題，政府正在着手解決，目前已在廣東、浙江和四川等地試點職業傷害險。從目前制度設計的思路來看，表現出來兩個特徵：第一，平台勞動者的各項保險不再捆綁在一起，在勞動關係的用工模式下，基本養老、醫療以及失業、工傷和生育險種是捆綁在一起的。這次職業傷害險就打破了這種制度設計模式，單獨為平台勞動者設計了類似於工傷保險的職業傷害險，這是政策上巨大的突破。
第二，各個平台根據自己的業務模式和商業模式，正在探索養老、醫療及其他保險的新模式。比如滴滴正在探索按照第三支柱的制度模式，設計司機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新模式，這些創新模式對未來社保政策的制定都將提供非常好的借鑑。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許諾 孫文軒
編輯 白華兵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