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發佈:取消券商、基金外資股比限制,放寬製造業、農業准入

6月24日,發改委、商務部發布《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0年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0年版)》,自2020年7月23日起施行。

本次修訂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將加快服務業重點領域開放進程,放寬製造業、農業准入,繼續進行自貿試驗區開放試點。

據瞭解,本次修訂是自2017年以來,我國連續第四年修訂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跨國投資帶來巨大沖擊,世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發佈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展示了我國堅定不移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跨國投資的決心,將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環境,以更高水平開放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專家認為,負面清單的壓縮和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促進了外資的流入,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對現有外資穩存量也具有現實意義。

加快服務業、製造業、農業領域開放

據瞭解,本次修訂是自2017年以來,我國連續第四年修訂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按照只減不增的原則,本次修訂進一步縮減了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其中全國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由40條減至33條,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由37條減至30條。

從具體來看,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主要呈現三點變化:

一是加快服務業重點領域開放進程。在金融領域,取消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壽險公司外資股比限制。在基礎設施領域,取消50萬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網的建設、經營須由中方控股的規定。

二是放寬製造業、農業准入。在製造業領域,放開商用車製造外資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資放射性礦產冶煉、加工和核燃料生產的規定。在農業領域,將小麥新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須由中方控股放寬為中方股比不低於34%。

三是繼續在自貿試驗區進行開放試點。在全國開放措施基礎上,自貿試驗區繼續先行先試。醫藥領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資中藥飲片的規定。在教育領域,允許外商獨資設立學制類職業教育機構。

除了進一步擴大開放外,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還與《外商投資法》在法律法規上進行了三方面的銜接:

一是落實外資准入管理。在負面清單説明中,規定有關主管部門在依法履行職責過程中,對境外投資者擬投資清單內領域,但不符合清單規定的,不予辦理許可、企業登記註冊等相關事項;涉及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核准的,不予辦理相關核准事項。

二是調整中外合作經營限制性規定。《外商投資法》實施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已經廢止,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部分條目中限於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方式投資的規定已經過時,不再保留。

三是增加負面清單豁免規定。外商投資構成較為複雜,為了與法律法規做好銜接並考慮特殊情況,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在説明中增加了負面清單豁免規定。

發改委有關負責人還表示,發改委、商務部將根據《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要求,落實好2020年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負面清單之外給予內外資企業平等待遇,同時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在擴大開放中維護國家安全。

壓縮負面清單有利於外資擴增量穩存量

對於壓縮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崔凡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有利於外資擴增量穩存量。

對於擴增量,崔凡表示,負面清單的壓縮和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促進了外資的流入。在今年4月1日全國範圍內取消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的當天,路博邁(Neuberger Berman)和貝萊德(BlackRock)兩家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就向中國監管部門提交了在中國設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請。可以説,每一個負面清單條目的取消或放寬都意味着一個更加開放的領域,會帶來相應的外資流入。

2018年新能源汽車與專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直接迎來了特斯拉在上海的落户,擴大投資規模的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加速建設。崔凡預計,今年對商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和最晚2022年對乘用車股比限制的取消也將帶來各大汽車業巨頭對中國的進一步投資。

對於穩存量,崔凡表示,股比限制的取消或放鬆對現有外資穩存量也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現有的外商投資企業在更容易進入業務相關的新開放領域之後,它們更能優化部署其組織結構和產業鏈,從而使得他們更願意長期留在中國拓展業務。另一方面,部分由於歷史原因存在協議控制問題的企業在負面清單不斷壓縮的情況下,其原來通過變通方式進入的領域已經可以明確合法進入了,這使得它們能夠放下歷史包袱,安心經營,進一步擴大投資。

“壓縮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讓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這正在成為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方式。”崔凡分析,未來幾年,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還會進一步壓縮。當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的條目越來越少,剩下每一個條目的取消或者放鬆都會對監管部門帶來很大的挑戰。開放的壓力不僅會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推動我們的監管部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從各方面提高我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政府服務能力,從而使得我國的營商環境質量在現有水平基礎上持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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