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沙漠》4k最新修復版首現資料館，展示現代社會的愛慾消亡史

因疫情原因，原定於八月中旬舉辦的北京電影節再度延期，在影迷心中，電影資料館的學術放映此時顯得格外珍貴。意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因聲名在外，最新4k修復版又是首度現身資料館，更是一票難求。

《紅色沙漠》劇照

這部拍攝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彩色電影故事寡淡，卻以強烈的視聽風格深刻展示了現代人的異化。影片以一個神經質女人朱莉安娜的視角，描述了一個工業港口人們的生存狀態：朱莉安娜經歷了一次車禍，但並沒有因此獲得丈夫更多的關愛；有一天兒子突發腿疾，最後發現那只是兒子的謊言；崩潰的她尋求婚外情人的慰藉，卻又陷入了更深的迷茫。

也許從任何角度評價這部經典電影都會顯得不自量力，但本文仍試圖追問：異化的人如何會丟失了愛慾？這個問題已經被電影語言闡釋得足夠清晰而感性，以至於我需要藉助一些電影之外的語言來談論它。

在夢想與現實的海灘

看過《紅色沙漠》的人應該都不會忘記一個場景，它在片中顯得如此突兀與異質，但卻是進入人物內心最關鍵的一把鑰匙。那是女主角朱莉安娜給兒子描述的美麗海灘：那裏天空碧藍，帆船雪白，岩石像肉體一樣，因被微風彈奏而發出天籟。這與其説是朱莉安娜的白日夢，不如説是人類曾經擁有過的集體記憶；迷戀機器人和電動玩具的孩子，與其説是愛情的結晶，不如説是工業社會的正統血脈，在童年時期就與自然和母親喪失了連接。

在那些港口資本家眼中，這些美好的場景是現實之外的“癔症”。前現代的純粹自然早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灰頹的冬天和污染的河流，人為改變的景觀對敏感的女人形成了神經刺激。她想去看，卻不知道看什麼；她想去愛，卻不知道如何去愛——在靈性的自在之物眼中，愛與生態是一回事。在戰後的陰雲中，心靈和土地一樣逐漸荒漠化。

另一個關鍵場景則發生在現實的海灘。幾對夫婦在海邊紅色小屋中消磨閒暇，因寒冷蜷成一團的男男女女神色曖昧，換偶遊戲似乎一觸即發。而當朱莉安娜直白説出慾望，眾人只能虛偽地報以訕笑，被倫理阻塞後孱弱的力比多，最終只能通過拆除木板來燒火這一行為實現疏泄。曖昧而無聊的氛圍中，一隻大船在窗外靠岸。然而，它與朱莉安娜幻夢中的帆船大相徑庭，上面裝載的是商品和病患。如果美麗的海灘是現實中並不存在的“烏托邦”，那麼紅色小屋就是真切一時又迅速消散的“異託邦”，它們的共同表徵都指向——避風港。“烏托邦”和“異託邦”的雙重失落，讓朱莉安娜的心靈陷入了更加濃郁的迷霧中。

愛神病了嗎

關於朱莉安娜的婚姻，電影沒有給出任何“前情提要”，只是呈現了它作為事實的存在。一個正常的、富裕的核心家庭，為何偏偏愛卻消失了呢？

人本主義哲學家兼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弗洛姆在其經典著作《愛的藝術》中指出了病灶：把愛情當作避風港和把愛情當作性滿足的結果，這兩種觀點是愛情在西方社會消亡的原因。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將人的生命力和情感視為一種可以與他人交換的商品，而愛情和婚姻則成為自私的兩人抵抗孤獨的結盟策略。因為這種“二人世界”本質是建立一個利益共同體，並沒有消除異化，實際上，共生關係產生的情感退行，甚至會導致與外界隔絕的加深。

安東尼奧尼曾説，愛神病了。《紅色沙漠》正是將愛情病理學嵌入到了愛情政治學中：朱莉安娜的愛慾受阻總是與工人的罷工形成奇妙的對位。影片以勸説工人復工的大喇叭開場，朱莉安娜焦灼地走過人羣，想找到工廠管理者——她的丈夫。然而理應站在一起的盟友卻缺席了，被飢餓和孤獨支配的她只能從工人手中奪下食物，卻羞於與他們為伍。二元對峙的陣營中出現了某種“潤滑劑”——朱莉安娜丈夫的同事，一個波德萊爾式的浪蕩子。與朱莉安娜不能適應工業化的種種形成反差，浪蕩子的目光四處流連。他在街道“偶然”邂逅朱莉安娜的場景是典型的現代性“震顫”：剛剛刷完的牆面是藍色的，朱莉安娜疲勞的神情是灰色的；機器的轟鳴是白色的，抽離的眼睛捕獲這些視覺刺激是充滿快感的。浪蕩子並不對抗其異化者的身份，而是以一種享用者的姿態，讓整個街道都成為他的調情之所。

古典時期的哲學家認為，慾望、激情和理性都是愛慾的組成部分，受愛慾驅使的大寫之“人”因此能夠創造世界之美。然而在現代社會，愛慾被泛性化。將一切行為都歸因於性驅力的弗洛伊德，完全符合十九世紀物質主義意義上的男權主義和二十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當時流行觀念認為，就像工業設備需要電力發動，愛慾也需要一種物質來喚起；正如發明工具能提高生產率一樣，正確的技術（比如心理學或者性技巧）也能帶來好的關係。對於浪蕩子來説，對朱莉安娜心靈的問詢正是他追求浪漫體驗的一種“技術”，電影中的偷情段落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績效”展示。

真正的愛到底是什麼

如果真正的愛不是結盟，也不是性的滿足，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弗洛姆認為愛情的發生條件是：兩個人都從他們生存的圈子裏跳出來並互相結合，同時又能脱離自我中心去體驗自己。從柏拉圖和馬克思那裏吸取靈感，弗洛姆認為愛情不是享受而是給予，不是尋求付出與回報對等的績效，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慾之死》中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也為朱莉安娜的“病”下了診斷：愛慾的對象實際上是他者，是個體在“自我”的王國裏無法征服的疆土。愛情危機是因為現代人“自戀”情結的加深，那種需要“合一”而非“共生”的愛情生態越發不可能了。

朱莉安娜的心靈最終沒有找到療愈，並非她被男性慾望所操控，而恰恰因為她將自我圈圍進一個避風港，隔絕了他者也被他者遺忘。她期望被關愛，卻沒有任何關於愛的“勞作”。作為資產階級的她，被動地接受和她丈夫社會地位相同的男人，而不是主動渴求一個帶她遠行的健壯水手，一個搗毀機器的勞工。在工地的高腳架上，她問一個工人這些機器用來幹什麼，工人説上面可以看星星，但穿着高跟鞋和得體時裝的朱莉安娜，已經失去了攀爬能力，最後不得采取一種“適宜的”自我規訓：“鳥兒知道煙囱有毒，就會繞道。”惡劣的生態環境讓鳥羣習得了規避；冷漠的愛情生態，讓兩個人的結盟“進化”成一個人的堡壘。

《紅色沙漠》這部影史經典對於當代觀眾來説並不舒適，尤其是在一個炎熱的午後。有人選擇了一種更為“適宜的”觀影態度——購買冗長的放映時間，以獲得在黑暗空間不被打擾的休息。這無疑也是愛慾消失的另一種症候：愛無能的社會，恰恰是那些訴諸感官的影像與娛樂，可以為倦怠的“打工人”提供“激情”。在後工業時代，隨着對技術更深的依賴和與自然更深的斷裂，雙向奔赴的“愛慾”正越來越被自給自足的“物慾”所替代。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楊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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