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遭遇性別歧視
再訪鄭小瑛的念頭，萌生於1月16日長楹天街美國電影《指揮家》的觀影現場。
那是以美國女指揮家安東尼婭·布里珂（Antonia Brico）為原型的傳記電影。看到布里珂為站上指揮台克服萬難，看到她最終召集到一支純女性演奏員的交響樂團，忽然想到鄭小瑛，忽然很想知道她和她的“愛樂女”怎麼樣了。
1990年，我是中文系大三的實習生，被報社指導老師領着去鄭小瑛家。30年過去，只記得她神采奕奕説話揮手的樣子，還有她跟我講“愛樂女”，那時剛剛起步，是她的驕傲。
那是我記者生涯第一個人物採訪。後來我表現得不好，寫得很慢很難，一個開頭就撕掉了半本稿紙。這麼多年內心裏一直暗暗覺得對她不起，要知道，那年她已經61歲了。
2021年，鄭小瑛91歲了。她會看這部叫《指揮家》的電影嗎？她會如何感想？片尾字幕，安東尼婭·布里珂的故事後續沒有傳奇——
“紐約女性交響樂團成功表演四年，當安東尼婭開始錄用男性音樂家，大眾漸漸失去新鮮感，該女性樂團也隨之解散。安東尼婭把一生獻給音樂，經常擔任著名樂團客座指揮，但始終無法擔任固定職位的首席指揮。2008年權威的《留聲機》雜誌發佈世界排名前二十名的交響樂團，沒有一個用過女性首席指揮。《留聲機》2017年發佈另一項排名，前五十位偉大指揮家中，沒有一位是女性。”
現實中，中國鄭小瑛呢？
3月6日晚9點，我終於得以撥通遠在廈門鄭小瑛家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跟30年前一模一樣。
布里珂對我説“You are lucky！”
“謝謝你的好意。我很少在女性角度上表態，可是最近也是被Antonia Brico的電影激發，正在積極準備為我中華女性指揮家發聲。如果你決意要趕‘三八’這個節骨點，請先看看楊力著《鄭小瑛傳》219頁《九、與中外女指揮家的友誼》和228頁《十、低谷中的鮮花——“愛樂女”》兩節，我再發兩份正在進行的活動資料給你，請你看完後再來採訪，好嗎？”
先是2日一條帶來驚喜的微信。
91歲的鄭小瑛用微信，而且還有公號，叫“瑛樂知音”。“正在進行的活動”是她2月25日以個人名義發起的“世界華人女指揮向第111個國際勞動婦女節致敬”公益宣傳活動。
我讀到她親筆擬定的活動邀請函，以“我的同行小妹們”開頭：
我是鄭小瑛，今年91歲了。我以當代最高齡的華人歌劇-交響樂女指揮的名義，由我授權的自媒體“瑛樂知音”主辦，邀請你們參加今年“三八”婦女節通過互聯網向第111個國際勞動婦女節致敬的公益宣傳活動。
近日大陸播放了美國電影《指揮家》。從女主角原型安東尼婭·布里珂Antonia Brico（荷蘭出生，1902年-1989年）的故事裏，我們瞭解到前輩們為了爭取男女平等登上指揮台的權利，曾堅強勇敢地挺過了嘲笑、抵制甚至“潛規則”等難以想象的種種不公，從而也更加理解了她對我説過的那句“You are lucky（你很幸運）！”
1987年4月在美國丹佛，朋友帶我拜訪過這位當時已年過八旬的女指揮家。那天我剛坐定,她便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問：“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顯然，她已經從朋友那裏知道了我。
“我是中國中央歌劇院的首席指揮,也是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的教授，系主任。”我回答。
布里珂表情複雜地眨了眨眼，“Ah, You are lucky……在美國，對女指揮卻有很深的偏見……”我從老人憤懣、茫然的眼神裏，看到了一位執着而寂寞的女指揮家內心深處的孤獨和失落，儘管那時丹佛的一個婦女基金會還贊助她每年執棒幾場音樂會。
兩年後，我接到一位美國朋友寄自費城的來信，附帶了一份登載着布里珂辭世消息的剪報，標題是“一位沒有被認識的天才”。文章講到，布里珂在德國學習期間，曾經是柏林愛樂樂團的第一位女指揮，可是她始終沒能得到一個自己能執牛耳的樂團。文章還説:“如果她是一位男性，應當屬於世界一流的指揮家。”我這才更加理解了布里珂的委屈和不平。
6日電話採訪時鄭小瑛告訴我，十天時間已經徵集到參與活動發聲的華人女指揮30人，“這個數字當然了不起！”
2021年元旦，“91歲硬核奶奶上海指揮新年音樂會”的消息上了熱搜。鄭小瑛卻對自己這項紀錄不以為然：“已經需要坐着指揮了，很難看。該把舞台讓給年輕人了，別再總折騰老太太。”
7日，鄭小瑛微信給我參與發聲的30位女指揮名錄（按長幼排序）如下：
鄭小瑛、楊秀娟、張眉、丁靄悦、吳靈芬、許瀞心、張培豫、葉詠詩、洪俠、張佳韻、易娟梓、王雅蕙、張潔敏、莊文貞、張弦、陳美安、陳冰（大）、王燕、關琦安、陳琳、陳冰（小）、景煥、朱曼、高嵩、陳同、周昊宇、陳少妮、陳以琳、紀玉珏、賴嘉靜（其中有4位來自台灣，6位來自歐美的指揮家中有4位是出生在台灣的）。
“都到今天了，別再一提起女指揮，還是隻知道我鄭小瑛一個人！”2021年，這是鄭小瑛的心願和志向。
問鄭小瑛，覺得自己“幸運”在哪兒？
“比布里珂年輕27歲的我，幸運地成長在中國大陸沒有那麼嚴重性別歧視的時代。”鄭小瑛的話很實在且賦有年代感，“我哪有個人奮鬥故事，我的道路都是被領導安排的。”
母親從未跟我講過三從四德
1960年，31歲的鄭小瑛被政府公派到前蘇聯進修歌劇-交響樂指揮。“歌劇-交響樂是西方文化，歌劇-交響樂指揮傳統上是男人一統天下的領地，中國人不懂。新中國建立初期，大家強調男女平等，把機會一視同仁給予業務基礎好和表現突出的人。”
而“業務基礎好”的緣由，那些來自原生家庭的影響，卻是在被我提問後才想起來的。
鄭小瑛原籍河南滎陽，祖輩是數百年前為避戰亂遷入閩西永定的客家人。
祖父鄭金祿，30歲在農村皈依基督教，後成為在廣東揭陽經商兼傳教的傳教士。父親鄭維小學畢業後，被保送上海教會辦的中西書院（東吳大學前身）就讀。後考取第二批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獎學金（成績位列全國“榜眼”），進北京清華學堂。1916年，赴美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農業經濟系就讀（與孫中山長子孫科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同班）。取得碩士學位後，又考上賓夕法尼亞大學商科，攻讀博士學位。後回國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擔任總務幹事。
母親温嗣瑛，生於重慶穆斯林書香門第大家庭，是烏茲別克人後裔。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祖先作為撒馬爾罕王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友好使節出使中國。因通曉天文星象，被明太祖朱元璋封為世襲南京欽天監（天文官），並賜姓温。後其中一支遷居四川。親戚中有人當過市商會主席、民生輪船公司經理。
温嗣瑛小學畢業後，考入四川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大學到上海女子體育高等師範班（原金陵女大體育系的前身）學新式女子體育。畢業後回重慶母校任教，成為第一代女子體育教師，開一時風氣之先。後經在渝行醫的美國人維龍先生介紹，與美國歸來的鄭維接觸，到上海遵照基督教方式在教堂結婚。
鄭小瑛1929年9月27日生於上海。父母從她出生起，便為她在銀行裏按期存了教育專用款，決心用最完美的方式教養她長大。因為天生好嗓音，且能很快記住歌舞旋律和節奏，6歲起母親便讓她學鋼琴和踢踏舞。
她幼稚園時便顯露出音樂天賦，老師發現她節奏感特別好，在律動課上就讓她打大鼓，且指揮小朋友練習合唱。6歲她在上海全市幼童智力比賽中就得了第二名。上小學，她在學校是登台彈琴唱歌的“小明星”。小學二年級時，就穿着母親手製的衣裙首次化妝登台表演吉卜賽舞。
“家庭給予我童年比較全面的教育。母親從未跟我講過三從四德，她自己就很強勢，是爭取男女平等的新潮女性。父親一直接受的理念也是人要有強健體魄、要有音樂舞蹈的素養。我中學在成都念教會學校，能參加唱詩班，能練鋼琴。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像這種還是很少的。”鄭小瑛尤其感念母親，自己的音樂素質源自她苦心培養，自己獨立好強的性格更來自她言傳身教。在她的家裏，她從來沒有聽過“女子無才便是德”。
從小的教育就是才華和生命不光屬於自己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鄭小瑛隨父母輾轉香港、漢口，回到重慶温家。為躲避轟炸，母親在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鎮江亭租住一幢兩層樓的小廟，著名民主人士史良就住在她們家樓上。
後來父親在成都謀到全國農村合作委員會總視察的職務，舉家遷往成都之時，史良在鄭小瑛的紀念冊上為其留言：“你有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爸爸，又有為家庭和社會服務的幹練媽媽，他們是男女國民的模範，你要學習他們，擔負起中華兒女應有的責任來，才是真正的救國。”沈鈞儒的題詞：“年齡有大小，對於目前國難的嚴重同樣要負起責任來，要培養自己的能力，參加到整個的抗戰力量這邊來。”幼年時受到的影響是深刻的，這本紀念冊歷經半個多世紀鄭小瑛至今保留，從小的教育就是才華和生命不光屬於自己。
在成都，她隨從抗敵演劇隊回來的家庭教師學唱抗戰歌曲。在從南京遷來成都的航空委員會子弟學校，同學們排演《黃河大合唱》，音樂才能過人的小瑛姐妹包攬全部獨唱和對唱。在華美女中，她每年都考全班頭兩名；她高高大大，喜歡運動，籃排球都是校隊主力；學校唱詩班，她唱的是給予和絃支持、比較難唱的女低音聲部，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參加表演的和聲那樣優美動聽。在初中畢業典禮上，她已能很好地演奏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
1945年日本投降後，鄭小瑛轉學到另一所教會學校華英女中。音樂老師成嘉祜讓她在擔任男主角的舞劇《狄安娜》中，第一次指揮大家唱起了《馬賽曲》。
1947年，18歲的鄭小瑛獲得鋼琴高級證書，高中畢業典禮上演奏肖邦的《圓舞曲》技驚四座，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殊為罕見。
雖然從幼兒園到中學，所有教過鄭小瑛的音樂老師都十分讚賞她的音樂天賦，但她的父母並不想把她培養成職業音樂家，而是更希望她成為一名獨立全面、有教養的知識女性。當時知識婦女就業的路子很窄，醫生和工程師似乎是優等女生最好的職業選擇。於是她遵父母之命，輕鬆考上最負盛名的北京協和醫學院。
按照協和當時規定，到北京讀協和本科之前，學生必須在其認定的幾所教會大學裏先讀三年生物系醫預科。最終父母為鄭小瑛選擇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在被稱為“淑女搖籃”的金陵女大，鄭小瑛開始接觸學校地下黨組織傳來的進步書刊，她以自己所長，在金陵女大組織起民歌社，專門介紹從解放區傳來的民歌和蘇聯歌曲。第二年她轉入音樂系，彈貝多芬奏鳴曲、唱亨德爾《彌賽亞》的同時，她也喜歡歌頌光明的進步歌曲。
最終，她於1948年聖誕夜，與三位同學結伴出走奔赴解放區，進入崔嵬擔任領導的中原大學文藝訓練班。在那裏，她先是因為一副好嗓子成為歌唱隊主力，進而由於識譜能力比大家強、膽子又大，自然而然成為歌唱隊裏打拍子的指揮，從文訓班指揮到全校大會，從全校又指揮到幾百、上千人的遊行隊伍。她的音樂潛質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她的指揮生涯也由此開始。那年，她才19歲。
第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指揮
後來，南下武漢，文訓班改為中原大學文工團。
文工團接收武昌藝專後，成立了中原大學文藝學院（後來又改為中南文藝學院、湖北藝術學院，即現在的武漢音樂學院）。團裏有了一批銅管樂，可以組織一支軍樂隊了，缺少大號手，鄭小瑛第一個報名。大家漸漸發現，無論什麼，鄭小瑛總是一學就會。無論打大軍鼓、吹長號，甚至演秧歌劇，跑龍套，叫幹啥就能幹啥。她還教大家樂理，舉起一米長的指揮棒，當上了管樂隊指揮。
同年，領導讓鄭小瑛指揮文工團演出秧歌劇《九尾狐》，這是她第一次走下樂池指揮。
1951年初，中央派少數民族訪問團中南分團到廣西山區進行慰問演出。途經武漢，中原大學文工團選派鄭小瑛等四名團員參加演出隊。訪問團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的大苗山、大瑤山和十萬大山。鄭小瑛用手風琴模仿奏蘆笙調，利用較好的音樂記憶力，運用擅長的快速記譜，記錄民歌。
過人的天賦、超常的音樂訓練基礎，以及活躍積極的表現，讓鄭小瑛木秀於林。1952年底，她被文工團保送到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
1954年，前蘇聯合唱指揮家杜馬舍夫應中央歌舞團之邀，受前蘇聯文化部派遣來華輔導。他發現中國的音樂學院還沒有獨立的合唱指揮專業，當時只有三十來歲的杜馬舍夫，認為自己還有足夠的精力為中國朋友多幹些事，於是建議中國文化部開辦一個合唱指揮班。
1955年2月，杜馬舍夫親自到還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挑指揮苗子。作曲系的“三好學生”鄭小瑛被校方送到杜馬舍夫面前。她靈敏的聽覺、極強的節奏感和相當高的鋼琴水平、大膽指揮的素質讓杜馬舍夫如獲至寶。
這是中國第一個專業指揮訓練班，鄭小瑛是班上唯一的女生。於是她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指揮。一年半的學習過程中，杜馬舍夫很快就發現鄭小瑛有很好的讀譜能力和敏鋭的聽力，於是將指揮班的視唱練耳課交給了她。
1956年夏天，鄭小瑛從指揮班畢業回到中央音樂學院剛剛建起的指揮系，兼任指揮系的主課教師，並參與指揮系初創時期的所有工作。
1960年初，在中國開始經歷三年經濟困難的時候，鄭小瑛卻因為基礎好、接受能力強的特點，被組織上選派作為進修教師到莫斯科國立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歌劇-交響樂指揮。
當時中蘇關係已開始惡化，在前蘇聯的中國留學生已漸漸得不到來自官方的友好待遇，但鄭小瑛師從的著名教授阿諾索夫卻非常愛惜人才，而且一直對中國人懷有深厚的感情。在眾多名師的調教下，鄭小瑛漸漸潛心修煉出了日後被國內外演奏員廣為稱道的準確易懂、乾淨而有表現力的指揮手法。
1961年10月1日，在主課導師俄羅斯功勳藝術家、國立莫斯科音樂學院阿諾索夫教授的安排和指導下，鄭小瑛在克里姆林宮劇院舉行了她獨立執棒的第一場交響音樂會。《蘇聯婦女》雜誌以《中國第一位女指揮》為題進行了報道。
“誰説母雁領頭飛不遠？！”
1960年赴蘇留學時，鄭小瑛的女兒鄭蘇才5歲，只能被交給外婆照顧。暑假鄭小瑛也不回國，抓緊時間在列寧圖書館讀完了俄、英文有關指揮的所有參考書，認真記下心得筆記。每個星期天也幾乎都泡在俄羅斯龐大多彩的博物館和畫廊裏，吸收藝術的養分。
“那個時代的風氣是批評家庭觀念，提倡放下家庭的問題去努力工作。後來我到美國講學提到這段經歷，那些美國學生聽着簡直不可思議，居然把小孩扔下出國去學習。”6日晚，鄭小瑛在電話中這樣對我説。
1962年10月2日，還是學生的鄭小瑛得到代替巴因大師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劇院指揮歌劇《托斯卡》的機會。演出大獲成功，使她成為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指揮台、指揮一場大歌劇公演的中國指揮家。那年，她才33歲。
1963年冬鄭小瑛回國，繼續到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任教。
正是由於在前蘇聯學習期間藝術實踐的成功，1965年才被趙冫風院長作為“最佳指揮”人選，選派到中央實驗歌劇院去執棒他們的“翻身戲”——民族歌劇《阿依古麗》。
1966年春，《阿依古麗》劇組南下廣交會和深圳進行巡演，香港《大公報》以“中國第一位歌劇女指揮”為題進行大幅報道。香港《文匯報》在樂評中讚揚“鄭小瑛指揮得有氣魄、有深度、有激情，細膩深刻，有大將風度”，文中還引用了劇中一句歌詞——“誰説母雁領頭飛不遠？！”
“因為香港更瞭解交響樂文化，所以對於我的出現才更大驚小怪。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正是‘婦女要頂半邊天’意識最盛行的年月，對於我走上這個位置，沒有人覺得很奇怪。”鄭小瑛這樣理解自己經歷過的時代。
接下來，“文革”期間，學院教學工作基本癱瘓，琴房被封，有人甚至揚言要砸爛鋼琴之類的洋樂器，學院處於無人管理狀態。從前蘇聯學成歸來的鄭小瑛也被戴上諸如“老修”“黑藤上的黑花”之類的帽子，但終究還是得以成為一名“逍遙派”，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那是因為我年輕。我上面有音樂學院太多學識淵博、國內外知名的老教授，他們鬥不過來。”回憶往昔，鄭小瑛這樣説。
女指揮的復活節
“文革”結束，1978年2月，鄭小瑛被調到中央歌劇院，跟歌劇院的老同志一起從廢墟上重建歌劇院，重開十幾年的首席指揮生涯。
1978年底，復排《阿依古麗》。首場演出之日，鄭小瑛在日曆上鄭重寫下“女指揮的復活節！”
1979年秋天，歌劇院復排《茶花女》，是“文革”後第一次在北京公演的大型外國歌劇。1982年元旦，中文譯配的《卡門》終於在北京天橋劇場舉行首演。
1982年1月6日，法國指揮家皮裏松在指揮首演歌劇《卡門》6場後，將指揮棒鄭重交給鄭小瑛，並説：“從此這部歌劇就交給你們的優秀指揮。”法國來了兩家電視台和上百名觀眾。法國《世界報》寫道：“中國人用自己的語言演唱《卡門》，在北京首演獲得罕見成功。”法國駐華使館特別授予她法國文學藝術榮譽勳章。
1983年12月，中央歌劇院將意大利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由鄭小瑛指揮復排上演。其後她在歌劇院十幾年，指揮了二十多部中外歌劇，演出500多場。
她接下來的故事近乎廣為人知：
1979年10月一個晚上，北京五道口影劇院，被禁演十幾年的《茶花女》又與首都觀眾見面。自此，鄭小瑛開始在她指揮的每場歌劇開演前舉辦“20分鐘歌劇音樂講座”，著名“鄭小瑛模式”由此開啓。
1990年，在經典音樂歷經“寒冬”的情況下，她和一批北京的女音樂家們一起創建了中國第一支志願者的“愛樂女室內樂團”。在六七年裏不計報酬把優美的中外經典室內樂送到上百所大中學校，邊演邊講地演出了240多場，被譽為“低谷中的鮮花”。
“上世紀90年代，我應邀到哈佛大學講學。面對西方媒體採訪我才感到，原來我作為一箇中國女性在歌劇-交響樂指揮台上取得的成就，在西方媒體眼裏竟是一棵奇葩。1995年，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們從幾乎沒有女性管樂手的零起點開始，培訓了數十名女性管樂手，還邀請了兩位優秀的台灣小號手，建成了由100多位女性組成的‘愛樂女交響樂團’，在大會上做了精彩亮相，震撼了來自全世界的三萬多各族婦女代表，也成就了今天許多女性管樂手信心滿滿的職業夢，使女子在我國職業樂團的出現成為了常態。”這是鄭小瑛最為驕傲的一段往事。
91歲，鄭小瑛成為眾人眼中的傳奇。
她的身體像一個謎。1997年，鄭小瑛被發現得了直腸癌；2014年和2015年，又相繼被發現早期肺癌，但都被她戰勝了。她至今耳聰目明，電腦、手機運用自如。屢屢被人問及養生，她笑言：“我吃很多糖，也吃很多鹽，還專愛吃冷的。人生那麼短，哪有時間搞那事。”
她的能量似乎沒有窮盡。1998年，她以近七十高齡應邀出任中國第一個“公助民辦”性質職業樂團——“廈門愛樂”的創團藝術總監，15年裏演出了1000餘場，並將一部表現我國客家人精神史詩的大型交響詩篇《土樓迴響》帶到了12個國家，上演了70多場。
2010年，她又創立了“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在只有五六個志願者的情況下，3年多搞了5部歌劇，其中《紫藤花》在國家大劇院演了4場。
而今，她還在致力於推廣西方經典歌劇的“洋戲中唱”。“有生之年，希望將它發酵到基層的歌劇院去。期待歌劇走近大眾，大眾走近歌劇。”
“我這輩子不喜歡什麼花，我喜歡一種樹——榕樹。我喜歡它那麼多的鬚根，頑強地往泥土裏扎，獨木也能成林。”鄭小瑛這樣説。
採寫/本報記者 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