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少林寺》這部電影紅了李連杰，於海和計春華這樣的明星。因為這部電影，李連杰也成為了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李連杰不僅僅是成功，可以算是演藝圈武打電影的靈魂人物！可是我們忽略了一個人，他就是跟李連杰同一部電影走紅的胡堅強！
胡堅強，曾經獲得過全國武術冠軍，他的刀術、棍術、南拳可以説是非常的厲害。那時候，導演來挑演員，比賽之後李連杰和胡堅強一起被選中來演這部《少林寺》，雖説電影裏的胡堅強只是個配角，但是出色的武功讓他也走紅！
那時候胡堅強名氣真不比李連杰差，走紅之後胡堅強參演了十幾部電影。但是胡堅強一直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去國外建立自己武術王國，讓外國人沉醉於中華武術。因此，1991年，他選擇退出演藝圈，遠走南美洲！
其實，那時候胡堅強已經有名氣了，前途是一片光明，可是他放棄了，為的就是實現自己夢想。其實，胡堅強的這個選擇也不見得就是錯的。看看現在的李連杰，也許胡堅強很慶幸自己當年選擇離開演藝圈！
胡堅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定居下來，六年時間教了幾百個學生。後來胡堅強又來到美國一個小城市開了一家少林武術中心。如今他學生已經3000多人，雖説沒像別人那樣有幾十萬個徒弟，可是至少他是在將中國武術發揚光大！
雖説他不是什麼大師，可是在這紙醉金迷的年代，他願意放棄自己名利，走一條自己的路。這點也是值得給他點贊，本來名利這些都是浮雲，自己開心就好。如果他一直在演藝圈，不知他的演藝生涯能夠達到什麼樣的高度，會不會像李連杰那樣成為功夫巨星！
2016年2月10日，身穿防護服的東京電力公司員工在被海嘯毀壞的福島核電站一號反應堆外工作。視覺中國 資料
日本是唯一遭受過核彈襲擊的國家，又對核能極其依賴。在日本海岸線分佈着54個核反應堆，日本的核電規模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法國），支撐起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三分之一的電力供應。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9級地震並引發海嘯，受地震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外部電力供應中斷，造成電站冷卻系統失效，最終引發氫氣爆炸和核泄漏。這次核泄漏成為僅次於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的核事故。事故發生後，日本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放棄核電也被作為選項之一。2011年5月5日，日本最後一座正在運營的核電站——北海道泊核電站停止發電。7月13日，時任首相菅直人提出“建立無核電社會”的目標。後任首相野田佳彥領導制定了日本新能源及環境戰略，明確到2030年日本對核電的依賴度為零。
然而，2012年12月就任至今的首相安倍晉三於2013年1月31日表示，政府需要“一些時間”討論興建核電站的問題。2013年3月24日，安倍前往福島視察，又強調了核電站的必要性，即“若無低廉且穩定的電力供應，重建也將非常困難”。2014年4月出台的新的《能源基本計劃》，將核能定位為“重要的基荷電源”，提出在保證安全的條件下，重新啓動核電站。日本的核電終結出現逆轉。
本文基於政策終結理論，從政黨政治、利益集團、監管機制和核能開發四個角度，分析日本核電政策翻轉的原因。
一、政策終結的影響因素
政策終結的影響因素包括兩大類：推動因素和阻礙因素。
在推動因素方面，財政激勵、政府效率、政治意識形態三條標準通常被用來判斷政策是否需要終結。政治意識形態被認為影響更大，成為項目終結和預算削減的基本原因。有學者從五個方面總結了政策終結過程中起推動作用的因素：（1）利益整合，原體制和政策框架內的利益分化時，利益結構便會動搖；（2）觸發事件是終結的導火索；（3）輿論的推動力；（4）政策評估是終結過時、無效的政策的依據；（5）政治家的領導能力。
政策終結的倡導者一般包括：（1）反對政策者，認為原政策損害到其所重視的價值或所持的原則，侵害到他們的利益，但分散、不掌握實權的力量很難單方面推動終結；（2）經濟者，財政狀況迫使他們做出不得已的選擇；（3）改革者，認為破舊才能立新；（4）政策評估者，在評估政策後，提供數據、資料，供政策制定者決定政策存廢，或另外建構新政策來解決問題。
在阻礙因素方面，有學者梳理了政策終結難以實現的五大障礙：（1）不情願心理，終結意味着政策制定或執行的失敗和既得利益的喪失，導致政策相關人員即制定者、執行者和受益者的牴觸和反感；（2）制度的延續性，組織具有尋求生存和擴張的本性，想方設法延續；（3）反終結聯盟，從政策實施中獲得既得利益的組織共同抵制終結；（4）法律障礙，終結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過程複雜、費時費力；（5）高昂的成本，政策的沉澱成本和終結實施的成本使決策者很可能改變初衷。
借鑑政策終結理論，筆者繪製了日本核電政策的政策終結分析框架（見圖1）：
第一，棄核的觸發因素：福島核事故作為切爾諾貝利事件後最高級別的核事故，觸發了日本放棄核電的政策議程。
第二，政策聯盟及其政策論證：日本國內出現了擁核和棄核的政策聯盟，兩大陣營都有政界、商界和民間的代表，也都有對各自立場的支持理由或者説政策論證（見表1）。
第三，放棄核電的政策類型與實施策略：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各種救援措施試圖迅速平息事故，另一方面也在反思和調整能源政策。菅直人首相放出棄核的“氣球”，不斷髮表棄核言論。繼任者野田佳彥則修正能源政策，提出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重啓核電，逐步棄核。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在棄核議題和行動上的矛盾性。從實施策略上看，包括輿論試探、修改能源計劃的政策改變、關停和重啓核電、改組核電監管機構和人員、尋找折中和替代方案，等等。
本文以下從政黨政治、利益集團、監管機制和核能開發等四個方面詳細展開，討論日本核電政策反覆的原因。
二、核電存廢是政黨博弈的籌碼
競爭性的政黨為了爭奪選票和執政機會，常常做出大相徑庭的決策。日本從自民黨“一黨獨大”到自民黨與民主黨兩黨政治初具雛形，前者支持核電、後者反對核電，形成兩大對立聯盟。（2016年3月，民主黨與維新黨合併，並更名為民進黨。——編注）
自民黨自1950年代後半期以來長期控制國會多數席位，由於利益驅使，是主要的擁核政黨，是核電終結的反對者。
回顧歷史，核電是自民黨執政時大力引進和發展的。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議員向國會提出原子力研發預算案並獲通過，核電研發啓動。1955年12月，《原子能基本法》出台。1956年，原子能委員會成立。1963年10月，東海村試驗反應堆竣工、發電。1967年，原子反應堆核燃料開發事業團成立。1973年、1979年的兩次全球石油危機成為加快核能開發的催化劑，日本確立“核能立國”的戰略。作為核電的倡導者，自民黨與核能產業密不可分，不可能輕易切割。
政策制定過程中，自民黨族議員、省廳的擔當部局或課及相關業界形成“鐵三角”的同盟關係。官僚利用制定政策或行政管理權給業界團體提供照顧或便利，但需要族議員在國會通過法律議案和確保省廳的預算；業界團體為官僚提供再就業高薪職位作為回報，為族議員提供政治獻金、籌集選票，卻有求於省廳官僚；族議員得到業界團體的支持，對官僚施加影響。這種關係在自民黨力推核電時得到了集中體現。（“族議員”大致指具有長期連續當選的經歷，精通特定決策領域的政策制定，並具有強大影響力及協調能力的自民黨國會議員。——編注）
通商產業省（現名“經濟產業省”）官僚力主發展核電。核電產業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獻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電的政客、官僚。在此背景下，日本迅速擴大核電規模。福島核危機以前的多個案例中，如六所村案例和增殖反應堆，儘管公眾、媒體、部分地方政府強烈反對，國家和產業界不僅不改變計劃，反而聯手發起昂貴的公關運動。國家以“擔保人”的角色提供鉅額經濟援助並平息了地方上的顧慮。
此外，據2011年調查，近五十年來，從通商產業省（經濟產業省）“下凡”到關西電力、東北電力、東京電力等各大電力公司的退休官員達68人之多，多擔任顧問、董事等職務。例如，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前長官石田徹2010年8月離任後，2011年1月出任東京電力公司顧問。
2013年2月28日，安倍晉三在眾院發表施政方針時表示，“在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之下，我們將毫不妥協地創建提高安全性的新的安全文化。安全得到確認的核電站將重新運轉。”這番表態可視為對民主黨政府棄核立場的否定。
目前，在參眾兩院，自民黨處於優勢地位。民主黨雖然短暫執政，但自民黨畢竟葉大根深，擁核政策短期內難以動搖。
另一方面，民主黨的棄核主張受累於執政基礎不穩。
2009年大選，民主黨控制過半數議席，成為眾議院第一大黨，獲得組閣權，打破自民黨長久以來一黨獨大的局面。2010年6月，民主黨黨首菅直人出任首相。
福島核危機前，民主黨也是核能的倡導者。2010年6月，民主黨領導下的日本政府頒佈了《新成長戰略》、《能源基本計劃》和《核電推進行動計劃》，提出建立清潔、創新的環境和能源大國的戰略設想，進一步加快了核電的開發與利用。然而，僅僅半年不到便戛然而止。
福島核危機後，飽受指責的菅直人拋出“棄核”政策，希望藉助民眾的反核呼聲，提高內閣支持率。菅直人主張中止2010年6月制定的“能源基本計劃”（到2030年核電在電力中的比例達到53%）；降低對化石能源以及核電的依賴，重點研發新能源；施行最高的核能安全標準，將來實現無核電社會。“去核論”招致內閣成員和企業界的強烈反對，難以施行。
2011年8月，菅直人辭去首相職務，繼任的民主黨人野田佳彥對菅直人的“棄核論”有所調整：（1）主張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重啓核電；（2）主張核電逐步“歸零”，既有的核電站繼續使用並階段性報廢，不再增設新的核電站；（3）鼓勵核電技術出口。
野田佳彥於2012年11月27日宣佈了競選宣言，強調“通過廢止核電再造日本”，同時“向綠色能源革命大膽邁進，創造新的地方產業和地方就業機會”。儘管民主黨試圖“再生”，但在2012年底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民主黨的席次滑落至57席，失去執政地位。
民主黨棄核之所以無果而終，關鍵是根基不牢：第一，民主黨試圖打造“脱官僚”、“政治主導”政治，遭到官僚反擊；第二，在2011年4月的地方選舉中，民主黨慘敗，在41個都道府縣議會的選舉中，均未獲得第一黨的位置，自民黨卻在39個地方議會中成為第一大黨；第三，民主黨在2010年7月參議院選舉中的失敗造成了扭曲國會的局面。由於賑災不力、內部分裂，加上在野黨2011年6月2日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民主黨要推行重大改革，機會十分渺茫。
三、利益“鐵三角”綁架核電政策
日本存在着保護既得利益的政治經濟制度，政治家、官僚、財界形成的“鐵三角”獲得了對政策過程的決定性影響力。電力公司與擁核政黨和官僚利益集團聯手，工會、知識分子和新能源企業雖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能力有限。
首先，經團聯、電力公司和部分地方社區反對棄核。
日本政府的決策受到工商業界特別是企業集團的深刻影響，它們包括：
其一，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工商業界最高層組織即財界三團體，即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它們通過政治捐款影響政府。其二，代表特定經濟領域利益的中層組織即業界團體，如鋼鐵聯盟、石油聯盟、礦業協會、紡織協會、汽車工業會等。它們通過國會委員會及政府省廳等就相關政策發言。其三，代表中小團體利益的工商業界基層組織即中小企業團體，如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環境衞生同行組合聯合會、商店街組合聯合會。它們多在政府法令下組建，屬於政策受益性團體。
自民黨傾向於大企業，民主黨則將目光瞄準中小企業。自民黨和民主黨的不同政策傾向在企業的回饋上也有所反映。自民黨政府以振興出口和產業的名義撥給企業大量補助金，出台減免税收等優惠政策。企業向自民黨捐出大量政治獻金，對民主黨則半信半疑。據2009年的一份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企業團體獻金為27.54億日元，個人獻金為41.56億日元。其中，自民黨政治資金團體“國民政治協會”收到22.52億日元，民主黨政治資金團體“國民改革協議會”收到1.22億日元。2010年，“國民改革協議會”只收到631萬日元的企業團體獻金。而汽車協會、電機工業會、鋼鐵聯盟分別向“國民政治協會”捐款6030萬日元、5000萬日元、4000萬日元。福島核事故前，僅2007年到2010年，東京電力就向“國民政治協會”捐獻了1700多萬日元。
經團聯是日本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遊説團體，號稱“經濟內閣”。對能源戰略調整，經團聯不斷施加壓力。2012年9月18日，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召開記者會，對日本政府9月14日將“零核電”目標列入能源環境戰略提出批評。經團聯稱，如果棄核，數十萬人將失去工作，可再生能源的規模依然很小，價格昂貴，也不可靠。9月19日，日本政府轉變態度，未正式採納此前一週宣佈的重大目標，即在2040年前逐步退出核能發電。經團聯讚揚了內閣的決定。
日本政府通過立法確立了總成本定價制度。如果總成本提高，電價就相應調整。隨着用電量增加，電力部門可以獲得穩定收益。核電站的建設費用巨大，承建商的鉅額信貸給銀行帶來了安全而穩定的收益。圍繞核電建設，電力公司、承建商和銀行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福島核事故發生後，其運營商——全球最大的民營電力公司東京電力公司（東電）股價一落千丈，長期債權的信用等級被大幅下調，走到破產重組的邊緣。但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表示，事故起因是原子能災害，因此首先要由東京電力公司負起賠償責任，但“賠償不足的部分，國家會擔保”。
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指出，福島核危機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盤踞在日本核工業聯合體內部的區域壟斷電力公司，它們為追求利潤最大化損害了公共安全。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拉姆塞耶（J. Mark Ramseyer）指出，在私有產權下，電力公司的股東享受核反應堆帶來的收入，但有限責任使他們能逃脱任何可能的損害責任，責任都落到公共開支上。
2012年5月，日本政府批准了東電十年專項經營計劃的修正方案，將東電納入政府管控。政府向東電提供1萬億日元（125億美元）的資金，持有東電51%的股份。東電錶示，從私營部門籌資很困難，“只能依靠政府提供資金”。因為“核損害賠償補償金合約法案”（1200億日元）和核損害責任基金提供的資助（27980億日元）不能覆蓋全部賠償，2013年8月21日，東電再次從核損害責任基金獲得1762億日元的資金，這是東電第19次申請資金以支付賠償。據2016年3月1日《朝日新聞》報道，5年來，東電對事故的損害賠償已經花了6.2萬億日元，拆除核反應堆、處理核污染廢水的費用也要用2萬億日元。
地方行政組織通過“全國知事會”、“全國市長會”、“全國町村長會”、“全國都道府縣議會議長會”、“全國市議會議長會”和“全國町村議會議長會”六個團體對中央政府施加影響。部分核電設施所在的地區擔心會失去政府補貼、税收收入和就業崗位。這些地區也擔憂，核電站關停後，當地會成為乏核燃料堆放地。
2012年9月27日，關西電力公司大飯核電站所在地福井縣大飯町議會要求中央政府重新考慮此前提出的實現“零核電”的“新能源環境戰略”。福井縣共有14座反應堆，為全國之最。此前，其他地方的議會也表達了類似意見。2012年9月15日，經濟產業相枝野幸男與青森縣知事三村申吾會談。關於大間核電站等在建核電項目，枝野表示將“不考慮更改經產省已經批准的核電項目”，首次就在建核電站明確表示允許續建。
其次，市民團體、工會、知識界和新能源企業呼籲棄核。
民調顯示民眾對核電的擔心在增加。飽受核輻射傷害的廣島和長崎市民是堅定的棄核者。2012年8月9日，在長崎市“原子彈爆炸遇難者追悼暨和平祈願儀式”上，市長田上富久稱：“希望中央政府出台新能源政策和具體措施，重新構建沒有核威脅的社會。”
政府通過主辦“協商式民意調查”的方式，讓國民廣泛討論新能源和環境戰略。2012年8月，約286名與會者在討論會前後接受了三次詢問，就理想的核電比率等做出了回答。有關2030年核電佔總發電量比例的調查，在協商前後的三次問卷調查中，就核能政策回答最重視“確保安全”的比例從67%增至76.5%，高於回答最重視“能源穩定供應”和“成本”的比例。零核電方案的支持率也從32.6%升至46.7%。
2012年8月22日，時任首相野田佳彥在官邸與市民團體代表會面。後者要求廢棄所有核反應堆，不再重啓核電。市民團體質問：“福島核事故還未處理妥善，如何確保安全？”2013年3月21日，“去核電化”市民團體召開記者會，拒絕撤走自2011年9月開始在經濟產業省大院內搭設的帳篷，表示“絕對守護到底”。
“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簡稱“聯合”）佔日本工會會員總數的61.6%。“聯合”2012年7月29日在橫濱召開會議，提出以謀求實現“零核電”及要求政府創造安定就業環境為核心的活動方針。
部分知識階層成為棄核的積極推動者。2012年8月22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日本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音樂家坂本龍一等宣佈成立“制定去核電法全國網絡”，以推動制定“去核電基本法”，在2026年度前儘快關閉全部核電站。
投資新能源的企業對政府在棄核問題上的曖昧態度表示不解。軟銀公司社長孫正義2012年7月1日表示：“如果僅限於夏季用電高峯時重啓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今後持續運行就完全無法理解。”孫正義表示，政府和電力公司“應從長遠的眼光作出判斷”，加快從核能向自然能源轉換。不過，日本目前施行的FIT（可再生能源固定電價制度）政策中，並沒有針對可再生能源優先併網的強制政策，電網公司可以以容量不足等理由拒絕購買或接入可再生能源。
棄核的支持者表示，政府公佈的數據存在問題，核電並不經濟，核安全是人造信仰，技術上還存在很多問題。工商業界則屢屢以“電荒”為由反覆要求重啓核電。其實，電荒最嚴重的2011年夏天，東京、大阪等可能特別缺電的地方，反而出現電力過剩。2012年4月日本總髮電量達到了2011年同期的102.7%。其中，水電設備使用率是2011年同期的128%，火力是144.6%，核能是4%。也就是説，去掉核電，日本也能承受。
政府和電力公司反覆説，絕不會發生核事故。但實際上，日本發生過多次核泄漏事故，如鈾濃縮離心分離機的高故障率致使鳥取縣人形嶺工廠至今關閉，東海核廢料再處理工廠爆炸引發火災和核泄漏事故（1997年3月）、敦賀二號機組熱交換器冷卻水泄漏事故（1999年7月）等。
最致命的是核廢料處理，現有的科技條件無法完全解決。日本每天產生的核廢料約14噸，一年可裝滿2.2萬個密封罐。目前的做法是埋到地下永久儲存，放射能逐步降低，但衰變到對環境無害需要上萬年。日本多火山地震，一旦發生地質變動或有其他意外就可能出現泄漏，再深的地下也無法保證安全。
四、監管體系的依附性及其改革
由於核能的敏感性，核安全歷來受到政府和民眾的高度重視，對核安全的監管也是規範嚴格的。
在法律方面，日本涉及核安全監管的法律主要有《原子能基本法》、《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與核反應堆管制法》、《電氣工業法》、《國家應急準備基本法》、《核應急專門法》、《工業安全衞生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核損害賠償法》等。
在核安全監管機構方面，原子能委員會（JAEC）和原子能安全委員會（NSC）是內閣辦公室下的兩個獨立機構，委員會成員經國會同意後由首相任命。
1956年1月1日，原子能委員會基於1955年12月19日通過的《原子能基本法》成立。委員會規劃、審議和決定有關促進核能研發和利用的基本政策和戰略，調整有關行政組織的活動、編制其預算，提供有關核原料、核燃料和反應堆的法規意見、建議。原子能委員會的核安全諮詢委員會成立於2006年12月19日，在核能研發、核聚變、核安全、核政策等方面給予諮詢意見。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基於獨立的立場，對於核電站進行監督和審查，確保對新出現的核安全問題作出適當回應。
2001年6月，經濟產業省下設立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ISA），專門負責核安全及管理，整合並加強了原先科學技術局和國家資源和能源局的核安全監管職責以及經濟產業省指導的產業安全監管職責。另外專門成立了兩個機構——原子能發電技術機構、發電設備技術檢查協會，為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提供技術支持。
日本核能監管體系看似嚴密，核電領域卻事故頻發，福島核事故暴露了巨大的監管漏洞：
第一，監管缺乏獨立性。《核安全公約》要求締約國的核能安全管制和推進核能利用有效分離。然而，日本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隸屬於經產省，原子能安全委員會隸屬於內閣府，均為行政機關。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與資源能源廳在人事上經常流動，後者就是推進核電開發的中樞機構，安全監查大打折扣。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還陷入“操縱民意”醜聞：有核電站運營商承認，保安院授意其尋找核能支持者參加政策研討，以“平衡”反核聲音。
2013年年底，日本國會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依據該法，有關核問題方面的信息，都能以“國家安全”、“特定秘密”的名義被掩蓋。
第二，對核電企業缺乏有效的監管。從法律體系看，日本學者西脅由弘列舉了九個方面的問題：核電站設置許可的“許可要素不分明”；設置許可的標準不明確；工程計劃認可偏重於規範結構強度，未包含品質保證；機能和性能規範過於簡單；設置許可審查與工程認可計劃審查的關係不清；安全規定均為運轉管理方面的內容，基本設計要求和運轉管理要求混淆；採取階段管制結構，管制缺乏約束力；安全檢查種類過多且重複，不能開展機動性檢查；對燃料體加工的檢查形同虛設。
安全監查先由核電企業提供自查報告，再由監查機構評估。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爆炸事故發生後，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對核事故對策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討論，結論居然是“‘嚴重事故對策’國家不做規定，企業要自覺感覺到自己的安全責任”。把安全責任建立在“企業自律”上，大大削弱了安全監查的效力。
福島核事故後，曾任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的鈴木篤之承認對“老朽化”核電站設備進行抗震檢查的重要性，卻又表示，如果對所有核電站搞抗震性檢查設施，“就沒完沒了”。2014年5月21日，福井地方法院判定大飯核電站不得啓動。法官認為，核電站依舊有造成相似事故的危險。日本原子力學會對福井地方法院的判決十分不滿：“法院對科學技術做出的判斷以及法院追求零風險的思維方式，都很不恰當。”
誠如《朝日新聞》主編船橋洋一所言，“日本的核安全監管體系名存實亡。監管者假裝在監管，核能企業假裝受到了監管”。
2011年3月15日的《紐約時報》指出，福島使用的美國GE製造的沸水堆早被發現存在安全隱患，但東電因其廉價而一直使用。2007年的東電內部報告已發現福島核電站的海堤有10%機會被海嘯衝擊，但報告被束之高閣。2007年1月31日，東電在向經濟產業省提交的調查書中承認，1977至2007年間在對福島第一核電站、福島第二核電站和柏崎刈羽核電站的13座反應堆總計199次定期檢查中，存在篡改數據、隱瞞安全隱患的行為，隱瞞了多次事故。
2011年12月8日，國會設立了獨立調查機構“東京電力福島核電站事故調查委員會”。2012年7月5日，該委員會報告認為，東京電力的管理體制存在弊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監管不力以及政府危機管理體制沒有發揮作用等人為原因，導致災害未能控制在最小限度。福島危機系是東京電力、監管機構“一系列錯誤和翫忽職守”的惡果。
鑑於福島核事故的教訓，日本政府決定改革核安全規制機構。2012年9月19日，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成立，作為環境省外設機構，將核能的推廣和規制分離。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整合了原先由多個機構行使的規制權。
經濟產業省2013年12月13日公佈了日本基本能源計劃修訂案，表示從穩定能源供應、降低成本以及應對全球變暖的角度出發，核電是一種關鍵的基荷電源，日本將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繼續使用核電。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於2013年6月19日正式確定了核電監管新標準，經內閣審議後，於2013年7月8日實施，當年就有16台核電機組的運營商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提交重啓申請。
簡言之，經濟部門一方面大力推動核工業產業發展，藉以振興經濟，另一方面擔任核安全監管體系的中堅力量。由於這樣的制度缺陷，核安全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受到利益驅使，不但沒有對核設施進行有效監管，造成危險頻發，反而與擁核政黨、大利益集團形成反對政策終結的聯盟。
五、和平利用核能的外衣與隱蔽的核武訴求
自民黨之所以在一片反核聲中仍然贏得大選，除了核事故對民主黨的打擊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是選舉的焦點，也迎合了右翼勢力和民族主義情緒。自民黨沒有反映民眾的核電訴求，獲勝後的自民黨更不願改弦更張。
其實，無論是始終堅持核開發的自民黨，還是政策反覆的民主黨，不論誰執政，對核能都難以放手。民主黨在福島核事故後選擇棄核，不過是為迎合形勢的權宜之計。2012年8月21日，核事故擔當相細野豪志在內閣會議後表示，如果馬上全面關閉核電站，“相關技術人員會迅速消失，若沒有保存核能技術的智慧和方針，就不能輕易提出（零核電）”。2012年9月4日，日本政府召開能源環境會議。經產相枝野幸男強調，核燃料循環利用政策修改後，乏燃料存放站可能難以維持下去；關閉核電站將導致電費上漲以及核能技術人才流失。
日本對待核能的態度是矛盾和曖昧的：表面上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內積極標榜核裁軍和核不擴散，在日美安保框架下接受核保護傘，私底下卻始終不放棄發展、製造核武器的能力。
1968年11月20日，外務省召開“外交政策企劃委員會”會議。國際局科學科科長矢田部厚彥提交的報告指出：“隨着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製造核武器的大門已打開。重水堆是製造原子彈材料鈈的副產品，輕水堆是開發核潛艇的結果，研發理想的反應堆——高速增殖堆，就要了解鈈的性質與臨界狀態，這與掌握原子彈的秘密近乎同義。安保條約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若沒有安保條約，國民若説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製造核武器，我們就可以造。”國際資料部部長鈴木孝強調：“一邊保持立即可以進行核武裝的狀態，一邊推進和平利用。”
1969年，“外交政策企劃委員會”認為：“儘管目前採取不擁有核武器的政策，但不論是否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都要在經濟、技術上保持製造核武器的潛力”。1973年，外務省報告指出，批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優點之一是便於獲得核燃料。由於其核燃料匱乏，日本需要通過核能協定從美國進口。“如果不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燃料的供給有可能被斷絕。若是濃縮鈾的進口渠道被切斷，將無法發展核電工業。”
日本在戰後確定了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核武器。但是，出於安保考量，卻與美國締結“核密約”。從默許美國搭載核武器的船艦不經“事前協商”即可進入日本港口的第一次密約，到緊急事態發生時許可美國核武運進的第二次密約，在體現讓步的同時，也折射出隱蔽的“核訴求”。
由於有大量的核電站反應堆機組運行，日本鈈儲量逐年快速增長。而鈈作為放射性元素，可作為核燃料和核武器的裂變劑。2007年，日本鈈儲量已達45噸，在全球230噸民用鈈中佔了五分之一。2014年1月，美國政府催促日本歸還331公斤鈈，這批核材料冷戰時期交給日本用於研究，理論上能夠製造出40至50件核武器。早在2010年美國就要求日本歸還，但日本以“對於快堆的研究非常必要”為藉口百般推脱。美國公開索回核材料，説明其對日本核武開發的野心也一直有所警惕。
當前日本官方的核政策仍以和平利用核能為基調，但鑑於其發展核武的野心和潛力、政界右傾化的趨勢及日益公開的發展核武的輿論，國際社會充滿疑慮。
六、結語
在政黨政治、利益集團、監管機制、核武開發這些不同層面因素的作用下，持不同政治主張的政策聯盟的力量強弱對比和相互博弈，造成了日本核政策上的反覆。
擁核聯盟主要由長期執政並創立核電的自民黨、力量強大的工商業利益集團、負責監管核電的經濟產業省等構成。棄核聯盟主要由根基不牢的民主黨和力量較弱的市民團體、工會、知識分子和新能源界構成。棄核聯盟影響力相對薄弱，意見分散，雖能對政府決策形成一定的壓力，但無法決定政策走向。利益集團組成的“核能村”主導了核能決策。民間運動則缺乏足夠、系統性的影響力。如果決策圈的“否決玩家”無法達成共識，任何重大政策變遷都是空談。
日本的核電政策調整反映了政策終結的阻礙因素：政策的創設者（執政黨）、受益者（監管機構和能源企業）出於心理和利益上的動機，不願意看到爆發式的終結，寧願“以拖待變”。與其他工業國相比，日本的反核運動對核能發展的方向只有極小的影響。國家和產業界仍決心推動核電。能源自給的長期目標和國家-產業界推進核能的共識，壓倒了外部力量的反對。因之，日本的核電政策經歷多次反覆，難言放棄。
（本文原刊於《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原題：“日本為何難棄核？——基於政策終結理論的分析”。略去註釋，文中編注為澎湃新聞編輯所加，正文有一定簡化，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發。）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考拉疾走”：太專業了。。。
網友“海邊溜達”：屁大點地兒，用電量又大，資源又少，再加上誰都知道的那點小心思。
網友“千年殤”：核技術是日本最想擁有的。
網友“委蛇”：憑什麼要放棄?最清潔的能源
(1970-01-01)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制裁不會有所幫助，朝鮮寧願吃草也不會放棄核試驗。
普京稱，朝鮮不會在制裁施壓下放棄研製核武器，因為認為核計劃涉及安全問題。
俄羅斯領導人説：“就像我昨天和各國同事提到的那樣，如果感覺不到安全，朝鮮寧願吃草，也不會放棄這一計劃。”
朝鮮一週前於8月29日進行了最近一次導彈試驗。
9月3日朝鮮宣稱成功進行了用於裝備洲際彈道導彈的氫彈頭試驗。進行試驗的命令是由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下達的。朝鮮稱，氫彈頭試驗沒有導致輻射泄漏或其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日本防衞省先前估計所試驗彈頭的威力為70千噸，這是1945年投到日本城市廣島和長崎原子彈威力的數倍。
韓國《亞洲商業日報》（Asia Business Daily）週二援引情報部門消息人士的話稱，朝鮮正將一枚彈道導彈運往西部海岸，準備朝太平洋方向進行試射。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891539092”：真漢子
網友“山青水秀78”：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
網友“U178214185”：老金家肯定不吃草。
網友“601882288”：和當年的中國一樣，艱苦奮鬥過後畢竟是黎明，朝鮮好樣的
(2017-09-06)
歡迎來到漢學實踐局YOYO翻譯節目，今天的翻譯話題是：放棄，就是開始。
你下過決心做什麼事？是否能堅持到最後，或是否一直堅持着？真正開始一件事很艱難，需要放棄一些東西之後才能有新的開始。讓我們來欣賞一篇短文，希望看完之後你會懂得如何開始去實踐你的夢想。
始める前に、まずやめてみよう
開始前，首先試着放棄。
今日は「やめると、はじまる」というお話です。
今天是是關於“放下，就是開始”的話題。
これは皆さんにも経験があるでしょう。
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吧。
仕事や勉強になかなか手をつけられない。
工作或者學習，總是很難開始去做。
それはWeChatやゲームをやっているからです。
那時因為一直被微信、遊戲等牽絆着。
やめれば、仕事を始められます。
放下這些，工作才能開始。
ダイエットをしようと考えている。
正想着要減肥。
でも、なかなかできないで悩んでいる。
但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因此而十分煩惱。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沒錯！
今持っている甘いお菓子から手を放す。
現在就放下你手中的甜品。
お菓子をやめれば、自動的にダイエットがはじまります。
戒掉甜品，減肥自然就開始了。
とかく私たちは、決意をすると何かを「はじめよう」とします。
總之我們都是先下了決心要開始做一些事。
本を買ったり、料理道具を揃えたり、一駅歩いたりします。
買書、買廚房用具、走一站地等等。
始めることには、高揚感がある。
因為開始做一件事而感覺到熱情高漲。
「新しい自分」が始まる気がする。
感覺到了一個“全新的自己”
でも、絶対に長続きしません。
但又絕對無法長久堅持。
「三日坊主」とはよく言ったもので、「新しい気分」は72時間程度で薄れるように人間はできているらしい。
正如常説的“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人的“新鮮感”在72小時後就會開始變弱。
いのちを守るためには、同じ作業が続くことに危険を感じた方がいいという本能が働くそうです。
為了保命，最好能意識到一直持續做同樣的事十分危險，正是這種本能起着作用。
あなたが飽きっぽいのではなく、自然の摂理なんですね。
不是你厭倦了，而是天意如此。
「やめる」ことから始めてみましょう。
就從“放棄”這件事開始吧。
生活習慣を変えるのは辛い。
改變生活習慣十分痛苦。
地味だし、誘惑に負けそうになる。
很不起眼，恐怕會輸給誘惑。
しかし、こちらも3日続けていると、だんだんと慣れてくる。
不過持續三天就會慢慢習慣。
「あれ？やめても案外平気だな」と思える時期がきます。
會開始覺得“哎？想不到放棄了反而無所謂”
「やめること」によって変化がはじまりだしたこの瞬間。
因為在“放棄”的這一瞬間，變化也開始了。
ここが「はじめる」ときなのです。
這就是“開始”的時刻。
何かをやめたので時間があります。
因為放棄一些事，會有更多的時間。
何かをやめたので気持ちにゆとりもあります。
因為放棄一些事，心情也更輕鬆。
何かをやめたので、少し強くなった自分がいます。
因為放棄一些事，自己就變得更強一些。
そう、やめることで、はじまるのです。
對，放棄就是開始。
本屋にいけば、「自己啓発」の本があふれています。眺めているとどの本からも「はじめよう」「やってみよう」「あなたならできる！」という絶叫が聞こえてくるようです。
去書店時可以看到很多“自我啓發”的書。瀏覽一下會發現，似乎每本書都在狂吼着“開始吧”“試試看”“你一定行”！
これだけ「はじめよう」と訴える本が売れる背景には、それだけ何かをやめられない人が多い世の中なのでしょう。
這些讓你“開始”的書籍熱賣是因為處在這樣一個很多人都無法做到放棄的世間。
「やめると、はじまる」
放棄，就是開始。
(2017-09-06)
金科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金科股份，000656.SZ）2017年7月19日發佈《關於媒體報道澄清暨公司股票復牌》的公告。
金科股份實際控制人黃紅雲表示，對金科股份發展前景持續看好，不會放棄對該公司的控制權。此外，對於有媒體報道的“黃紅雲已經流露出轉手意向”，黃紅雲表示有關情況不屬實。
7月18日，有媒體在對金科股份股東天津聚金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之實際控制人孫宏斌進行專訪後報道稱，“至於金科，2017年融創應該不會再有動作。孫宏斌説，黃紅雲已經流露出轉手意向，然而融創對價格不滿意，今年暫且會緩一緩。估計明年金科股價更低，也許只有五塊。到時候融創可進可退。” 金科股份為避免造成股價異常波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申請自2017年7月19日開市起停牌，停牌時間不超過2個交易日。
根據金科股份2016年年報，黃紅雲為境內自然人股東，持股約4.98億股，佔比9.32%，在金科股份前10 名股東中位列第三。第四大股東陶虹遐與黃紅雲為夫妻關係，陶虹遐持股佔比2.49%。黃紅雲、陶虹遐夫婦合計持有第二大股東重慶市金科投資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00%股權，合計持股佔比26.01%，黃紅雲為公司實際控制人。
第一大股東天津聚金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境內非國有法人股東，持股9.07億股，佔比16.97%，與第五大股東天津潤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大股東天津潤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同為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融創中國，01918.HK）控制的子公司。
兩週前，金科股份剛剛復牌。
在融創中國（01918.HK）旗下三家公司第五次舉牌金科股份之後，金科股份於5月5日開市起停牌。停牌前，金科股份報6.54元/股。
7月4日晚間，金科股份公告稱，鑑於繼續推進重大資產重組的有關條件尚不成熟，經與交易對方充分協商，並經公司主要管理層充分討論和審慎研究論證，決定終止本次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該公司股票自7月5日開市起復牌。
同時，公告中提到，本次終止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不會影響公司的發展戰略和正常經營。公司仍將按照公司發展戰略綱要（2017-2020）的安排，採取“內生式增長與外延式增長並重”的發展方式，加快以聚焦城市羣為導向的全國性佈局，進一步加快發展步伐，實現跨越式發展，提高市場競爭力。
7月5日，金科股份以5.92元/股開盤，在7月10日最高觸碰6.80元/股，收於6.55元/股。7月11日至7月18日，金科股份連續6日下跌，18日收於5.36元/股。
總部位於重慶市的金科股份是一家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社區生活服務、酒店經營管理、園林、裝飾、門窗和新能源發電等相關多元化產業經營為輔的大型企業集團。
房地產業務主要佈局長三角經濟圈、京津冀經濟圈、成渝經濟圈和長江經濟帶的“三圈一帶”，形成了重慶、華東、華北和中西部的區域發展格局，已進駐全國14個省（市），開發項目主要集中於重慶、北京、天津、蘇州、南京、合肥、鄭州、成都、武漢等主要一二線城市。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腸小腸”：必須捍衞自己的利益
網友“262公里”：站出來的真是時候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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