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大聲：英國掀起中文熱 學習成本高達每月1.5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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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台灣聯合新聞網報道，近期英國一項針對1000多名未成年人（18歲以下）父母的調查顯示，在除印歐語系之外的語言中，英國父母最希望孩子學習中文。超過半數父母認為，學習中文有助於孩子未來事業的發展，也能開拓孩子們的視野，接觸中國多元的文化。調查顯示，英國父母認為，對於孩子來説最重要的語言依次為：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漢語、阿拉伯語和日語。

　　學習外語並不是英國人的強項。根據英國文化協會調查，有四分之三英國人無法用第二外語和人交談。調查也發現，有超過一半（58%）的英國人對於在畢業後第二外語掌握不精感到懊悔。

　　美國早已掀起中文熱

　　中新網援引美國《世界日報》報道，紐約市華裔人口飆升，掀起各級學校中文熱，除私校與華人聚居區小學紛開班，法拉盛外圍的201公立小學也提供所有二年級學生中文課。

　　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已過1.2億

　　國家漢辦最新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9月，在全球134個國家和地區共開設495所孔子學院和1000所孔子課堂。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已過1.2億，且以50%的幅度在增長。專家預測，2020年底，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將達2億。

　　學習中文的成本極高

　　英國倫敦日前成立了首家以中文為主的雙語託兒所，向正牙牙學語的嬰幼兒教授中文詞彙和歌曲。託兒所甚至為孩子們準備了春捲和炒飯等中式午餐，讓他們從小了解中國的飲食文化。不過，上這樣的託兒所費不貲，每週10個小時的中文課程每月要價接近1500英鎊。

　　雖然學習中文的成本極高，卻也未讓英國家長卻步。以望子成龍日託中心為例，每週10個小時的中文課程，一週要價350英鎊（約合人民幣3423.5元）；每週50個小時的課程，一個月的費用高達1500英鎊（約合人民幣1.47萬元）。不過，和中文家教平均每個小時25英鎊的要價相比，這已經在大多數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接受範圍內。此外，託兒所還推出了由倫敦市政府補貼的“經濟學習套餐”。（綜合自3158教育網、海外網等）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n13”：中文八級....

　　網友“猴子”：是該讓外國人學習中文

　　據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網站消息，近日，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華文教師完美遠程培訓”全球直播平台，邀請到享譽對外漢語界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劉珣，為來自五大洲32個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教師講授了《漢語的特點和漢語教學的總原則》課程。

　　此次課程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主辦，北京四中網校承辦，完美(中國)有限公司資助。

　　劉珣首先點明課程的主旨，希望能從宏觀上為教漢語的老師們提供如何選擇具體教學方法的思路。接着，簡要説明了“學習者的特點”和“目的語的特點”是決定教學法的兩個主要因素，並着重剖析了漢語的特點。然後，提出了漢語教學的總原則——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並對此作出了細緻的講解。最後，劉珣與大家分享了多種能夠體現漢語教學總原則的新教材，為華文教師在教學法與教材的選擇上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此外，劉珣還為直播平台上的華文教師們一一解答問題，老師們紛紛表示從課程中收穫了有益的理論指導，對今後的教學活動具有很大的指導性與啓迪性。

　　(2017-03-23)

　　在多數人的認知裏，如果在一個國家裏某些特定羣體佔大多數，那麼這個羣體的常用語言一般會被作為官方用語。這種情況在當今很多國家都普遍存在；但也有一種情況，這個國家並不使用人口比例佔多數羣體的語言，而選在另一種語言作為自己的官方用語，這些國家也有不少，比如今天要和大家説的新加坡。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國土面積並不大，只有719.1平方公里，還不及我國的一個縣大。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總人口大約有550多萬人，主要由華人、馬來族、印度裔和歐亞裔/混血等公民，其中華人佔主體，大致佔總人口的75%左右。於是，很多人就説了，既然華人主體，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應該是漢語吧，畢竟大多數去新加坡旅遊時，大多數人都會説漢語。其實，並不盡然。

　　與多元公民相對應的多種語言並存。新加坡共有四種官方語言，即英語，馬來語，漢語和泰米爾語。其中，馬來語為新加坡的國語，而英語是最主要的官方語言和通行用語。為什麼新加坡不以漢語作為國語和官方用語呢？

　　這要從新加坡的歷史説起。新加坡原本屬於馬來西亞的一個小島，馬來西亞本來華人眾多，這些華人多來自明清至民國數百年來自福建和廣東、廣西、海南等省遷徙至馬來西亞的移民後代。當時，馬來西亞人妒忌華人的聰明才智，強制將華人全部驅逐到一個沒有水源、蛇蠍、蠹蟲遍地的的孤島上，讓其自生自滅。這個小島就是後來的新加坡。新加坡原來的“原住民”是“海人”，海人散居在所謂的“四河一灣”的新加坡河流域。他們的主要用語是馬來語。為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新加坡建國後將馬來語為新加坡的國語。

　　新加坡為什麼會將英語作為最主要的官方語言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新加坡最初的通用語既不是華語，也不是馬來語，而是兩者混合後的巴剎馬來語。19世紀，新加坡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英語成為了新加坡的官方語言。講英語的原因之一是被歐洲殖民過。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以英語為主的歐美國家大多屬於發達國家，新加坡與其的貿易往來頻繁，而英語是最好的交流工具，當然這是現實考量。綜合來看，新加坡的官方主要用語為英語,承襲早期英國統治時期的習慣用語；獨立後一般國人多是英語教育。因此,英語便成了新加坡官方通用語言。

　　至於漢語為什麼沒成為最主要的通用語言，除了英語的激烈競爭之外，當時的執政者也有“可能陷入對中國的依附”的考慮。

　　(2017-03-24)

　　人類與動物的區別，能使用語言和文字。人類與人類之間可以通過語言溝通交流，與動物卻不行，這是因為人類的語言是有規律性和指向性，雖然語言不同，但可以找到規律的聯繫。其它動物之間的溝通只是簡單的信號交流。

　　截至到目前，全球約有兩千多個民族，則有至少兩千多種語言。全球約224個國家和地區，每個國家都有官方語言，為了促進各種交流與活動，語言學習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修煉。

　　以下為十大最難學習的語言盤點：

　　TOP3：

　　日語受到過漢文化的許多影響，直到現在日文中還摻雜有漢語，而日語的學習難度排在世界第五。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漢語，這大概是全世界所公認的。我們天生就掌握了世界上最難學習的一門語言，是不是很自豪？

　　英語學習現在一直都需要面對，但好在它並不是最難的語言，隨着祖國的影響力日益提高，將會有更多的人學習漢語，這可比學習英語難多了！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陽哥”：比漢語（白話文）簡體字更難的是文言文和繁體字！

　　(2017-09-02)

　　【編者按】

　　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大國，一個正在發生世紀性變革的大國，我們的精神生產方式終要有所變化，這是中國知識界不可能迴避的問題。

　　然而今天，存在一種現象，即話語權失落。這並不是説中國的理論界、學術界不會用中文説話、寫文章了，而是中國理論界不太會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也許我們的文化傳承令我們習慣了“我注六經”，但對如何創造自己的“經”，則顯得底氣不足，信心不足。

　　就此關鍵議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思想界》編輯部召開了“中國話語與理論創新研討會”。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的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展開討論。

　　本文原載《上海思想界》2016年5月刊，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限於篇幅有所刪節，分為三篇，此為中篇。

　　參會嘉賓：（按姓氏筆畫排序）

　　許  明  《上海思想界》主編

　　孫  力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餘源培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陳錫喜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陳學明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趙修義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夏禹龍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袁秉達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黃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

　　魯品越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翟桂萍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陳學明：首先，我想講理論創新有兩個問題必須面對，這兩個問題同樣重要。

　　第一個問題是要不要理論創新？30多年來中國走過的道路就是創新的道路，“五大發展”中的第一個發展就是創新發展，中國高舉創新旗幟是天經地義的，所謂創新就是突破現在的時空界限，實際上來説就是時間上突破現在，面向未來。空間上就是突破現在的地域範圍，要面向世界。中國發展到現在的程度，不進一步面向未來，面向世界，不斷地突破，中國要想生存是很困難的，所以現在黨中央一再強調創新，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個問題是魯品越教授講的創新要不要底線？底線不是我們主觀設定的，是中國客觀歷史的現實所決定的。創新始終在這兩個問題上爭論，第一個問題固然很重要，第二個問題也值得重視。如果突破底線，中國很有可能會一塌糊塗。在共產黨領導下才取得現在的成就，不僅僅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奮鬥出來的，其中有一系列最基本的東西，我們能突破嗎？

　　十八大五中全會以來，習總書記不斷髮出聲音，比如説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會上，他提出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工作會議上更加明確説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在西方經濟學如此盛行的情況下，又提出了要發展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沉思嗎？在最近的關於黨校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的話講得更加明確與尖鋭了，他不僅要共產黨的幹部要有鐵一般的信念，而且要有鐵一般的信仰和擔當。信仰和信念難道不是底線嗎？創新怎麼可以突破信仰和信念的底線？

　　第二，理論創新還要立足於現實。創新一定要反對從主觀意願出發，而是要尊重客觀，這一點對理論工作者來説尤其重要。現在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是中國社會處於什麼狀況？我們還處於前現代性向現代性過渡階段，還是現代性已經走到了它的界限？現在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現代性還沒有實現，從而要繼續弘揚現代性理念，還是我們已面臨現代性的界限，現代性已經限制了中國人民，從而需要超越現代性？

　　我們現在確實面臨很多問題，西方國家面臨的問題我們都在面臨，西方國家沒有面臨的問題我們也在面臨。在走向現代性的過程中，我們遇到的問題比西方國家碰到的還要嚴重，還要多，這就是社會現實。這樣的社會現實會產生相應的理論需求，所謂理論創新，應當發端於這樣的理論需求，而不是離開了這種理論需求去“另搞一套”。

　　第三，當今中國始終有兩個問題必須要做出回答，理論工作者在理論創新中要始終圍繞着這兩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所謂創新就是對這兩個問題的理解與認識的深化。

　　第一個是中國道路問題，即我們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還是不對？我們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們走這條道路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哪裏？隨着時間的深入，隨着中國社會的深化發展，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越來越清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民主革命時期開闢出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現在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八大”講這既不是邪路，也不是老路。世界上還沒有一條“非西方化”的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説“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就是要走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非西方化”的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中國人民堅信“另一種選擇”是可能的。對這條道路的意義、可能性、內涵、前景的理論闡述遠遠沒有完成。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當今中國的領導地位是不是不可替代的？我們走這條道路是不是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我讀初中時，記得初三一年時間政治課學習的就是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上課的那個政治老師又講得特別有感情，考高中政治考的就是這本書。這本書不但深刻地闡述了中國的民主革命為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令人信服地説明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什麼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在初中三年級由這本書奠定的。那麼，我們能不能寫出一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共產黨》，不僅把我們為什麼要走這條道路，而且把為什麼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這條道路真正論述清楚。理論創新，不一定非要尋覓新的題目，對一些關鍵問題抓住不放進行深入闡述，講出新意來也是創新。

　　第四，是否圍繞着中國如何進入人類新文明做點文章。有一本書叫做《有機馬克思主義》，是兩位年輕的美國學者寫的，在國外有很大影響，去年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也引起了一定的注意。這兩個美國學者跑了世界上很多國家，也來了中國，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進入生態文明，率先創造出一種人類新文明。中國生態危機如此嚴重，可這兩個美國學者偏偏認為在世界上最有可能解除生態危機，率先進入到生態文明的是中國。他們認為，關鍵在於中國有率先進入到人類新的文明的土壤，有獨特的思想資源。他們把這種思想資源稱為“有機馬克思主義”。“有機馬克思主義”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中國傳統智慧；第二，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第三，過程哲學。這三個組成部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以突出整體，強調系統性、有機性為特徵的哲學。“有機馬克思主義”關鍵在於“有機”兩字。

　　我覺得我們應當沿着他們的思路做深入的研究。中國繼續往前走，走向哪裏？中國道路不僅具有特殊性，而且還具有優越性。這種優越性主要表現在它能引向一種新的人類文明。現代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強調個體、個人本位的哲學基礎之上的。那麼我們要走向的這種新的人類文明，其哲學基礎究竟是什麼？難道還是個人本位的哲學嗎？這不正是我們進行理論創新所要研究的問題嗎？

　　對於為什麼我們現在走向或出現了現代性的邊緣狀態的問題，有兩種回答，第一是後現代主義的回答，第二是馬克思的回答。我同意馬克思的回答。後現代主義回答是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是現代性本身所帶來的，即由科學技術、現代知識以及理性主義、主體性原則這些現代性的構成要素本身所帶來的，這些要素本身就隱含着負面效應，所以現代化道路所出現的代價是必然的。存在主義和一些後現代主義思想家，也包括國內對馬克思主義作後現代主義解釋的路向，大致就是這樣認為的。而馬克思的回答是，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不是由現代性理念本身帶來的，科學技術沒有原罪，而是由特定的社會制度、生產關係，由資本邏輯帶來的。

　　如果按前一種回答，那麼中國道路是不可能的，因為既然所有這些現代性中出現的問題根源於現代性本身，那麼我們要追求現代性也得接受現代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中國不可能既要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又想避免其負面效應。而中國道路實際上就是想走一條“魚和熊掌兼得”的道路。而按照馬克思的回答，中國道路是可能的。既然現代性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是由現代性本身而是由外在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帶來的，那麼我們完全可能通過改變那些不合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剷除造成一系列問題的經濟和社會條件，走出一條讓“魚和熊掌兼得”的道路。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深得馬克思的要領，闡述得十分清楚明白。

　　陳喜錫：我同意陳學明的意見，一是需要理論創新，二是創新要有底線。當然，底線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問題，是不是可以進一步討論？因為我們在講為什麼需要創新時，強調要突破當下，面向未來，突破中國，面向世界，那麼我們現有的理論對當下和中國的解釋需要不需要也有所突破？這就涉及到底線的絕對性在什麼地方？相對性在什麼地方？我一直在思考併力圖回答這樣的問題，也就是界限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辯證統一問題。

　　餘源培：講到中國國情，有一個基本觀點是在一直強調的，就是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考慮中國現在處於的時代，不能離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歷史來考量，也要考慮到全球的“世情”。

　　我不太主張説中國已經走到了現代性的邊緣的説法。當代中國還大量存在着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思想領域裏面也都存在着，同時交叉着現代性產生的矛盾，還有就是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矛盾。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處於全球化過程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等領域看，很難説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現代性的極端了，有許多問題不僅是一國產生的，而是全球存在的。中國今天就不存在封建主義的影響？封建主義的影響是什麼？它是現代性走到了極端的表現嗎？不能這樣説。從前現代到現代這個過程當中，要看到我們的體制，我們的觀念，包括我們的經濟發展，確實受到了這方面的諸多限制。

　　現代性產生的矛盾有兩種：一種是西方社會的；一種是與社會主義國家不搞市場經濟，長期堅持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面前考試不及格有關係。而資本本身的邏輯就有兩重性，當我們今天看到資本帶來了很多弊端的時候，同時要看到資本在全球，包括在中國也帶來了一種脱貧的好處，中國這30年如果不實現市場經濟，不利用資本，還是“文革”的那種狀況，走這條“老路”是沒有出路的。我不否認資本的邏輯是趨向獲得利潤，但是資本有它的歷史上的合理性，我們要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倫理社會主義”，不能完全用任意的態度來批判資本。我們現在還處於現代性向後現代性過渡的國際環境，這也有矛盾。後現代對理性、統一、權威等處於解構的狀態，我們現在還不能不強調這些東西。中國社會是複雜的有機體，它不是單一的，不是單純處於某一個階段，而是處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三者交錯之中，這就是中國社會目前的時空定性。

　　黃力之：我認為中國話語是關係性的概念，而不是一個自我性的概念。從文化關係模式來説，所謂中國話語就是用漢語對世界説話，讓想聽的外國人經過自己的翻譯去聽懂，而不是我們自己把漢語譯成英語再去對別人説。近代以來，都是我們把自己的話翻譯成英文再去告訴世界，由此，我們必須大規模地學習英語，以致於英語培訓成了大規模消耗中國人的精力和財力的累贅之物。現在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文化史逆轉的時期，我們可以説自己聽得懂的漢語，別人想聽，得自己去學習漢語，這就是孔子學院興盛的深層原因。

　　因此，中國話語的意義在於其標誌着中國文化新的自覺，它的強大的現實基礎就是中國的崛起。中國為什麼崛起？可講的因素很多，如學習西方經驗，搞市場經濟。但一般人都忽視了中國自己的經驗，總是把中國經驗當成必須去掉的東西。經過這麼多年，很多人都看到，學習西方經驗，搞市場經濟的國家也不少，為什麼只有中國能成功呢？這就必須要講到中國經驗了。為什麼要提出中國話語呢？因為對中國經驗的總結必須依託於中國話語來進行。

　　現代文化史上，有兩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瞭解，然後又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毛澤東。他們不像鴉片戰爭時期的文化人，只知中國而不知外國，他們使用的是地道的中國話語。對外國人來説，你要懂中國就必須懂毛澤東，而要懂毛澤東就必須把他的文章翻譯過去仔細研讀，這就是中國話語的力量。當然，魯迅與毛澤東的時代侷限性就是他們的中國話語脱離了強大的物質支撐。缺乏物質支撐，只靠話語是撐不住的。所以，關於中國話語的構建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的強大，在此基礎上才能重構中國的話語體系。

　　現在，政治上講中國道路自信，批判新自由主義之類的主張，這樣的文章總是可以寫出來的，自圓其説並非難事，但讓人信服還是不容易的。我認為，與其從政治上討論不如從文化上討論，因為政治與權力相聯繫，而文化與我們自己相聯繫。近代以來，最值得討論的是中西方文化關係的模式。似乎能夠代表主流話語意圖的是張岱年的“綜合創新”，其好處是不對中西作先入為主的預設，中也好，西也好，不管誰的東西都先拿來，拿來以後再創新，這在話語上具有合理性，顯得平衡公允。但是當中體、西體作為工具而存在的時候，所有的討論必須回到這個地方來，就是中和西到底要用什麼？體和用何者重要？到今天為止我們依然面對這個問題，用綜合創新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構建中國話語，必須祛除全盤西化的思想，此任務，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全盤西化對中國人精神的統治，可謂時間不長而烈度甚深。我在研究中發現，全盤西化應該説有兩種形式，有最激進的形式，也有比較温和的形式。比較激進的形式當然就是從胡適開始的話語，沒有任何遮掩，就是赤裸裸的，中國所有的東西都不如西方，所以必須西化。後來還有人講中國文化早就應該後繼無人，還擔心什麼後繼無人呢？温和的全盤西化形式，就是李澤厚的“西體中用”，由於他的模式中使用了“中用”一詞，所以不被人看成是全盤西化。但李澤厚不過是主張將“西學”應用於中國而已，而且是“體”這一根本的東西應用於中國，所以他被視為全盤西化的温和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各階層對全盤西化的温和形式有相當大的認同。這是因為，改革之初，當我們看到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我們顯露出來的東西有非常強大的誘惑性時，大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西方文化。我在公開刊物裏看到某位領導人晚年訪談錄裏面有明確的表述，他説，我們必須按照李澤厚的“西體中用”來辦，只有全面向西方學習，中國才有現代化的前途。可見他也將李澤厚的“西體中用”理解為全盤西化，把中國問題最後的解決方案歸結為西化的模式。面對習近平上來以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其對西化的拒絕，有人很擔心，説要防止“中國的改革終止於半途”，半途就是現在，現在就是有條件對西方的學習再加上中國經驗的堅守。習近平説我們不能認為，只要外國有的中國必須要有。我認為“半途”沒有什麼不好，因為事實已經證明了其成功，相反，所謂“全途”的結果怎樣，無從證明。中國只要能夠繼續運行20年、30年，使中國最後完成對美國的超越，這就是中國話語的存在之支撐。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如果是“半途”，改革就沒有成功，因為他們的邏輯是隻有徹底西化了才不是“半途”。

　　從當今現狀來看，相當一些人的潛在心理依然認為中國最終必須要完成西化的過程。但是習總書記認為中國的基本制度層面上的東西，如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都是已經確定了的東西，要改也是技術層面上的改，而不是根本性的改。儘管已經明確表達過了，但還是有人想從根本上改，他們認為這樣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務。應該説，習總書記的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中國崛起這一事實基礎上的，難道説我們是由於全盤西化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嗎？不出意外，中國在不久的時間內會超過美國，這才有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擔心。

　　近些年來，都是一些西方人在預測中國強大以後，世界秩序將會怎麼樣，他們不得不對西方文化進行整體性的反思。這些著作都是西方人寫的，沒有一本是中國人寫的，可見中國人自己的認識是滯後的。西方人一方面不高興中國的崛起，但是另一方面準備接受現實。像英國人一樣，英國人當年在美國崛起時不高興，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毛澤東在1949年説中國被世界瞧不起的時代已經徹底終結了。他老人家在晚年感覺到中國依然落後，他沒看到中國在今天的崛起，但他預言了中國對西方的超越。

　　中國話語的文化形式是什麼呢？我認為要重新思考“中體西用”的模式。“中體西用”被認為是清末以來保守派折中主義思路，不足為據，但奇怪的是，無論是張岱年也好、李澤厚也好，他們都認為對當下中國影響最大的東西依然是“中體西用”。亨廷頓在提出“文明的衝突”理論時，就説全盤西化難以在今天的中國被接受，中國的文化模式其實就是中體（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治）西用（市場經濟）的模式。我們要破除對“中體西用”的成見，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

　　構建中國話語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因此，怎麼重構中西方文化關係的模式，怎麼重新認識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關係各個方面，確認其合理性和侷限性，一切都應該進行重新研究，像恩格斯説的一樣，“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我們的使命就是公開宣告西化思維已經走到盡頭了，我們要重新研究“中體西用”的可行性。一個時代不是幾年、幾十年就能完成的，意識到時代的鉅變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在文藝復興時期，新的東西很多，但人們並不能認識到這就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開創。中國的全面崛起不是幾十年就能夠完成的，即使100年以後才能完全證明到今天的認識是正確的，也是合乎規律的。不過，我認為，結束西化思想所需要時間會短於西化思想的形成時間，歷史正在提供證明。

　　孫力：“中體西用”的“西”包括馬克思主義嗎？

　　黃力之：“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因為170多年以來中國的東西本身就有了很大的改變。

　　陳學明：我基本同意餘老師的看法，現代性是複雜性的，現代性有其界限，負面的效應現在開始出現了。

　　趙修義：我談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也是餘源培教授講過的問題，現在提出理論創新有什麼新意，有什麼具體的針對性？理論創新不是現在提出來的，“十五大”就提出了，當時我還專門搞過課題。現在強調理論創新，我覺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很有針對性。

　　現在面臨了兩個情況。從客觀上來説，國情、世情這些年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而且有些變化很可能是大家之前沒有想到的、前所未有的。我2015年底收到童世駿在挪威的老師希爾貝克給我的新年賀信，他特別講到，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很困難的時期，舉了很多方面，這種情況以前是沒有的。歐洲人的這種感受，反映了世界上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國內的情況大家也會感覺到，我們這幾年出現了很多問題，都是之前沒有想到的。不説別的，霧霾誰想到會這樣嚴重？我看中央台節目，分析華北平原霧霾的原因，感到解決霧霾的問題實在難辦。現在人們如果真要解決，要關停多少工廠？要有多少人下崗失業？世情、國情都發生這麼大的變化，我們單靠老的思維、老的觀念、老的理論能不能應對？總要與時俱進吧，需要通過創新來應對客觀形勢的變化。

　　另一方面這幾年保守主義、本本主義多起來了，文化保守主義最典型就是什麼東西都是中國古已有之。《解放日報》有一個通欄標題，叫“民主政治，古已有之”。這不是報紙問題，是一段時期的一種傾向。另外就是本本主義，洋本本、土本本，好像本本上的東西可以直接解釋現在發生的一切。還有餘源培教授説的精神狀態也是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對發生的大事情大問題儘量迴避、不説、不研究，甚至不去想，覺得這樣才比較太平。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看待創新與探索的關係。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很難一下子就要能拿出絕對正確的結論。現在提倡大眾創新，很多人反對，就是因為創新有90%是不成功的。創新一定要有突破，突破出來的很多東西開始僅僅是一種“意見”。要看到創新是一個過程，而在過程裏面必然會出現片面的，甚至很極端的觀點。但是隻有在這一過程經由“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才能達到真理。大家只有都去探索，並如實地把自己的“意見”當做是一種“意見”，相互切磋，取長補短，這樣才能提出比較好的東西，逐步接近真理。現在面臨這麼複雜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國國內的變化，提出這個問題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實際回答中國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問題是現在所説“理論創新”指的是什麼？按照我自己的觀察，我們現在講理論創新最主要是“黨的理論創新”。宣傳部理論處一直在編“黨的創新理論”文集，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到《解放軍報》也講了黨的創新理論。我記得大概是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後，一直在講“黨的創新理論”。這個概念是非常值得我們琢磨的。黨的創新理論除了國家領導人在講話中提及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機構有組織地在進行研究，我們很多理論都是中宣部編的理論讀本。這個事實表明所謂的“理論創新”主要是上面一個專門機構做一些研究，下面的機構在宣傳上做一點延伸性的解釋。這種解釋還不能説是理論創新。為什麼要明確這一條？這涉及到我們學界該做什麼、能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創新也是理論創新，這是學者做的，比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這種創新往往是帶有個性特點的東西。馮契先生在總結中國近代以來的哲學發展進程的時候，説得很清楚，時代精神，它不是抽象的，是“通過哲學家個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體現出來的”。真切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看到時代的矛盾、問題，形成自己專業領域裏非解決不可的問題。時代的矛盾一定要通過個人的感受而具體化，於是有“不得已而後談”。沒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學著作。他認為一個真正有創造性的哲學，必定要有個人的感受。這個視角也可以延伸到社會科學的各學科。這種學科的創新跟體現黨的集體智慧的“黨的理論創新”是相輔相成的。馮契先生在總結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的時候，一方面用很大的篇幅論述了毛澤東的貢獻，另一方面專門列出篇幅來論述哲學家的工作，包括他們的貢獻和不足。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這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值得我們借鑑。主流理論既然是黨的創新理論，作為集體智慧以官方形式表達出來了，所以它的表述也好、提出問題也好，有很多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學者在下面考慮不到的視角。比如陳錫喜多次講了指導思想的提法，這個問題上有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現在的理論創新要不要鼓勵帶有個人特點的理論創新？很多人説我們老是跟着西方話語走，什麼道理？我看到一條消息，北京舉行盛大規模的討論會，專門討論福山。福山有多少東西？大家是知道的。他是個善變的人，但基本立場依舊。他提出“歷史終結論”，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中國的國情必定要有黨的創新理論，但是我認為黨的創新理論需要有一定的學術支撐，這些學術支撐只要大方向和中央保持一致，就可以創造出新的話語，官方採納不採納都沒有關係，説不定外國人也想看。我們老是要求在官方話語上發表看法，還怎麼寫文章？這樣做功效不大，語言方式怎麼翻譯也沒有用，外國人理解很困難。

　　現在搞理論創新，眼界要寬一點，而且要鼓勵有個性的創新，無論從概念上還是學理上都要有點新的東西。現在有些文章沒多大意思，有一篇文章説馬克思的《資本論》比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高明。這本來就是不需要比較的東西。

　　此外，對於“理論”這個概念也需要釐清。現在的“理論”概念外延太大了，無法把很多不同層面的東西分清。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出過這個問題。主張要把事實性的認識、規律性的認識和操作性的原理區分開來，把一般原理同它的實際運用區別開來，在操作性的層面上還需要把原則和策略加以區分。理論、方針、政策、策略是不同層次的東西。我們這些年把這些東西都混在一起了，現在講“理論創新”需要分梳清楚幾個層次。

　　第一，先要把“是什麼”的問題搞清楚，因為理論強調的是對客觀世界的研究，世情、國情是什麼？對世界先要認識、理解，而不是先討論怎麼應對。我最近看了上海交大周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批評經濟學界缺乏數量研究，如何對中國經濟作數量分析説得不多，等等。許多人都在説印象，都在説對策。不是單純主張把數量經濟學搞紅火，而是要拿出一套自己搞出來的中國經濟狀況的統計分析數據，把中國經濟的情況搞清楚，現在不少人都是憑感覺，憑雞零狗碎的東西在搞，所以要把國情搞清楚成了當務之急。只講國情不講世情的話，國情怎麼分析得清楚？現在難的是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概念工具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很麻煩。看到報紙上，包括官方用的概念都很混亂。現在不用階級這個概念了，用階層來分析中國的社會，最近又有了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羣體之類的話語，陳恩富提出的是利益集羣。用了很多東西，但是這些東西説不清楚，沒有恰當的概念工具把中國的情況説清楚。這些問題都是應該開展學術討論的，需要用新的概念來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情況。這兩天報紙上又説中產階級和中等收入是不同的概念，北京有55%的中產階級，年收入25萬，我很懷疑，因為房產是不算收入的。農民工概念不用了，要改成新市民。這些概念的變動，有的是真的需要，但是作為學者來説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搞清楚，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説了30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30年以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底怎麼回事？説得清楚嗎？因為客觀情況是我們制定政策的依據，把事實情況説清楚是最基本的東西，天天玩概念，天天爭論沒有意義。

　　第二，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下一步該怎麼走？我認為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從哲學上來説首先要分析可能性的問題。可能性與規律有關，但是如同毛澤東所説，可能性不是一，有幾種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做價值選擇？這些問題要研究。馮契先生講了，價值是在現實可能性的基礎上去追求的可能世界。道路問題過去是怎麼走過來的？下一步怎麼走？要搞清楚有幾種可能性。這些問題跟國情問題是一樣的情形。

　　第三，是怎麼做的問題。中宣部編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部分可稱之為政策大全，主要回答怎麼做，怎麼看卻放在第四條。而在怎麼做的問題上，現在報紙宣傳的重點是上面想怎麼做以及要求下面怎麼做。但是下面遇到了具體情況又該怎麼做？從1990年代開始我接觸的幹部，他們多數關注的就是怎麼做的問題。這反映了一種務實的精神，但是對前兩個問題如果不關心的話，恐怕也不是好事。怎麼做的問題是千變萬化的。毛澤東講得很清楚，政策和策略經常要變化，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這和理論是什麼關係？我現在看到比較可怕的事情，即具體政策上的不同意見馬上會上升到意識形態爭論。這是前30年的教訓，很多具體的問題，如辦不辦公共食堂的問題都上升為要不要社會主義，這樣一來許多問題就很難辦了。

　　第四，如何進行宣傳？怎麼説的問題，需要解釋，需要論證，涉及到“話語”問題。我認為“話語”是在這個層面上才出現的，現在什麼都説“話語”，我不太贊成。“話語”這個詞有特定的內涵，是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福柯搞出來的概念，強調的是話語權，也就是權力與語言的關聯。他就是不承認知識和真理性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是靠真理吃飯的，講究認識的真理性，所以要有理論。而理論範疇、概念不是一般的話語。其中有些可以直接拿過來廣為宣傳，但是有些是需要轉化為話語的。現在強調“話語”是針對問題來説的，就是要在世界上爭取我們自己的話語權，要重視話語權的爭奪，這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把理論，包括一些基本的範疇和概念與“話語”作適當的區分。

　　“話語”看上去更多是新聞部門該管的事情。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説，需要在基本理論上多做工作。從這個角度看，哲學社會科學對於主流意識形態、黨的理論創新是可以作貢獻的。根據各自的情況，可以從不同層次上做工作。也可以用學術的語言來做闡釋和論證，像黃力之的論證一樣，站得很高，有上百年曆史的論證。但是我總覺得，基本理論包括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學界是責無旁貸的。分析國情、世情的時候，我們對原有的概念系統要做反思，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不過不能從概念到概念，要同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結合起來。比如所有制的概念，在實踐中，我們已經把它細化了，像包產到户，不僅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加以區分，而且把農民個人的使用權和村集體的使用權也加以分疏了。對概念的梳理，就需要把這些實踐經驗加以總結。還有一些外面引進的概念也要梳理。現在我們經常説的“後現代化”這個概念，我覺得也需要分析，將西方現代性理論中的諸多學説中的一種搬過來説中國的事情，有的東西是很難説通的。是不是把現在世界上新的潮流，比如説騎自行車都當做後現代？也未必。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趙海斌”：突破現有的底線才能談理論創新

　　網友“餘夢寄辰”：好長。。。(T＿T)

　　網友“Uios”：一看標題以為是很有深度的文章，點進來一看才發現是zheng.zhi八股文

　　網友“玖伍貳柒”：當然漢語

　　網友“錡2015”：你這段話的意思不是挺清楚的嗎？

　　網友“Madalice”：文章沒看，但我支持熱乾麪讓外國人叫Reganmian

　　網友“大”：中國話語，好，總算有人把他提到理論層面，希望專家學者們多作功課多努力，期待着你們的成功，

　　網友“Larry0087”：不論是用漢語對世界説，還是學會了英文再説，都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能準確地、無歧義地説。看看現在我們是怎樣使用中文的！？隨便截取一段描述看看，估計連説者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在説什麼！

　　網友“胡言亂語”：當看到孔子學院，就覺得我注六經！

　　網友“Masutei”：兩者都要同步推進，對外宣傳方面，漢語英語都不可以丟...

　　網友“Larry0087”：不論是用漢語對世界説，還是學會了英文再説，都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能準確地、無歧義地説。看看現在我們是怎樣使用中文的！？隨便截取一段描述看看，估計連説者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在説什麼！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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