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恥與北元捕魚兒海之戰 哪個更慘？
1127年，靖康之變，北宋滅亡。1388年，在捕魚兒海(今貝爾湖，內蒙與外蒙的界湖)，北元勢力被明朝藍玉率軍突襲，狼狽不已。咱不妨稱之為捕魚兒海之變。 兩者相差兩百餘年，卻足可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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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恥時，金軍攻破開封城，俘虜了宋徽宗、欽宗父子兩代皇帝。並將趙氏宗室、後宮妃子、朝臣等三千餘人擄往北方，還有朝廷各種禮器、古董文物、圖籍、宮人、內侍、倡優、工匠等，一併搶去。百姓十萬眾，亦被趕往北方。
捕魚兒海之戰呢，“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裏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不過，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兒及其大兒子天保奴僥倖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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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俘人數上，宗室與大臣，皆是三千餘人;金人帶走的百姓，比明人帶回南方的，多了兩萬多。
在靖康之變中，宋朝女子受盡屈辱，成為金軍兵將之玩物。公主嬪妃，被賜給有功之人做老婆當妾室。更有被送進浣衣局去洗衣服的。
北元的呢，可汗的一個妃子被藍玉姦淫了，後來成為朱元璋對藍玉不滿的罪證之一。可見，在朱元璋看來，明軍不該如此無禮。
靖康之變後，宋室衣冠南渡，於臨安重建宋朝，並延續一百五十多年。捕魚兒海十多年後，北元取消帝號，取消國號，蒙古重新陷入糾紛之中。雖然後來其瓦喇部亦有俘虜明英宗之事，終難對明朝再有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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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征戰有年，最終失敗;捕魚兒海北元猝不及防，被打了個大大的偷襲。
宋朝徽、欽二帝最後慘死在北方，脱古思帖木兒與天保奴在逃亡途中，也遭到毒手。這兩對父子的命運，倒類似得很。
最大的區別，其實在知名度。靖康之恥，基本讀了小學中學的都知道，而捕魚兒海之戰，則純為愛好歷史之人方能看到了。
太史公在《史記》中成功塑造了戰國四公子的形象，他們是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四人皆以“好客”聞名，他們禮賢下士，“爭相傾以待士”，廣招賓客，借王公之勢，“盛養門客、食客、刺客者”，以善養士而出名。然而四人的結局卻大不相同：孟嘗君和平原君是天年而終，信陵君病酒而卒，春申君結局最為慘烈，“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入棘門外。” 春申君黃歇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對比其他三人，孟嘗君田文是齊國宰相田嬰的庶子，田嬰是齊威王的小兒子，齊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平原君趙勝是趙武靈王之子，趙惠文王的弟弟;信陵君魏無忌是魏昭王的小兒子，魏安釐王的同父異母弟。按照先秦“公子”的衡量標準，平原君與信陵君為“公子”，孟嘗君為“公孫”，春申君僅為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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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出身上春申君較其他三人已經低了一截，他能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成就全靠的是其出色的外交才能、政治才能，位列楚相。他遊學博聞、能言善辯，憑自己的辯才得到楚頃襄王的重用，任左徒。
《羋月傳》中的秦昭襄王嬴稷和羋月
其後出使秦國，上書勸秦昭襄王説，秦國和楚國是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秦楚相戰，“猶兩虎相與鬥，兩虎相與鬥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國和楚國結盟，然後聯合起來一起對付其它國家。在這篇洋洋灑灑的奏書中，將秦、楚、韓、魏四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地理等等錯綜複雜的情形分析的透徹清晰，不費一兵一卒就解除了秦、韓、魏對楚國的威脅，顯示了他高超的外交才能。
《大秦帝國》中的秦昭襄王
除了外交才能，春申君在“出身遣楚太子歸”這件事上表現的智慧與勇氣，連司馬遷都稱讚道“何其智之明也”。楚太子作為人質被扣留在秦國，春申君使計，“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所以説他是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險營救楚太子，待楚太子立為考烈王，受封“春申君”。但是他的最為慘烈的結局卻不僅僅因為他的出身，更多的是由於自身的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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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珠炫趙客，邑開吳士”。
“太史公作四君傳，具見好客意”，“好客”是四公子人物形象中最重要的共性，也是司馬遷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司馬遷載：春申君“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他的好客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輔國之權，更有甚者，待客不是用誠意，而以珠玉待客，這樣的待客之道怎麼能真得士?
再看信陵君，他的待客不僅美其服飾，盛其飲食，更重要的是待人真誠不矯飾，只要是士人，不論德才高低，信陵君都能謙虛的有禮貌的跟他們交往。比如侯嬴，是一個地位低下的“夷門監者”，信陵君聽説他是個賢者就去拜訪他，為他大宴賓客，並親自去接他，還為他趕車去拜訪侯嬴的朋友屠夫朱亥。《史記》中“夷門迎侯生”描述的非常詳細，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仁厚長者的風範，“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因此侯生深受其精神感召，在圍魏救趙時，挺身而出願為國家、知己以死相報，“北鄉自頸”。反觀春申君的三千賓客，卻是用於“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正因為他的待客之道，在李園“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時，只有賓客朱英站出來提醒他。儘管孟嘗君“好客自喜”，但“舍業厚遇之”，“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所以孟嘗君有雞鳴狗盜，有馮獾為其“狡兔三窟”，平原君有毛遂為其自薦，有公孫龍為其謀劃。
2.“利令智昏”，“奸謀盜楚”。
前文説了，春申君並不是楚國宗親，他是憑藉自己為楚太子出生入死換來的高貴的身份地位的，也就是説他的榮辱全繫於楚王。《史記》載：“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這説明春申君時刻感到自己的地位不保，再加上楚考烈王多年無子，這使得春申君更加擔心自己會一夜之間一無所有。這時李園之妹的一番言語更是戳到他的心窩裏去了，所以説最後李園陰謀得逞不是説計謀有多高超，而是因為春申君想利用姻親關係保全自己的地位，正因為他太看重權勢地位，所以不惜“奸謀盜楚”。應該説這是由於他的身份決定的，如果是信陵君，怎麼也不會“奸謀盜魏”的，信陵君本身就是魏國宗親，家國一體，存國就是存己。當然這並不是否定信陵君所做的一切事情，恰恰相反，正是信陵君認識到這一點，家國天下高於一切，一心為國的行為才更突顯他的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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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性格中的最大缺陷就是“當斷不斷”。可以説，救楚太子歸國任相一事是他人生的分水嶺，前期明智忠信，後期昏聵自利。高居相位二十多年，養尊處優，早將他的赤誠之心消磨殆盡，他盲目樂觀，缺乏憂患意識，從而變得昏庸遲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李園“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時，他竟毫不自知，當門客朱英向他分析他與李園之間的利害關係時，他置之不理，竟説“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再看平原君，雖不是太史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據實而論，平原君的才智沒有超人之處，甚至於顯得平庸，他愛美人，喜奢華，貪小利，卻也緣於他的貴族身份，但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他善養士，能用人，知錯即該。聽從李同的勸告而解邯鄲之圍，採納公孫龍的意見不請封都是善用人;不以自己的身份為意，向信陵君賠罪，向毛遂道歉是知錯即該。
司馬遷評論春申君的慘死時，認為他“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如果春申君也能像平原君那樣善用人，知錯即該，採納朱英的建議，是有可能避免災禍的。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四公子的死亡不能不説是其各自的個性使然。
平原君雖不識大體，但庸人有庸福，天年而終，其後代與趙國共存亡。
孟嘗君由賤而貴，重地位，重利益，雖壽終天年，然死後兒子為奪薛公之位自相殘殺，終被齊魏滅亡。
信陵君仁賢，一心為國，晚年卻遭魏王猜忌，兵權被奪，鬱郁不得志，“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終病酒而卒。”
春申君利令智昏，奸謀盜楚，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終身首異處，慘遭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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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在《史記》中成功塑造了戰國四公子的形象，他們是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四人皆以“好客”聞名，他們禮賢下士，“爭相傾以待士”，廣招賓客，借王公之勢，“盛養門客、食客、刺客者”，以善養士而出名。然而四人的結局卻大不相同：孟嘗君和平原君是天年而終，信陵君病酒而卒，春申君結局最為慘烈，“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入棘門外。” 春申君黃歇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對比其他三人，孟嘗君田文是齊國宰相田嬰的庶子，田嬰是齊威王的小兒子，齊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平原君趙勝是趙武靈王之子，趙惠文王的弟弟;信陵君魏無忌是魏昭王的小兒子，魏安釐王的同父異母弟。按照先秦“公子”的衡量標準，平原君與信陵君為“公子”，孟嘗君為“公孫”，春申君僅為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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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出使秦國，上書勸秦昭襄王説，秦國和楚國是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秦楚相戰，“猶兩虎相與鬥，兩虎相與鬥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國和楚國結盟，然後聯合起來一起對付其它國家。在這篇洋洋灑灑的奏書中，將秦、楚、韓、魏四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地理等等錯綜複雜的情形分析的透徹清晰，不費一兵一卒就解除了秦、韓、魏對楚國的威脅，顯示了他高超的外交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