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通過逼迫楊廷和退休，通過嚴懲在左順門請願的官員，通過對張璁等擁護者的提拔和對楊慎等反對派的懲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但誰也沒有想到，就在他躊躇滿志之時，有幾個宮女竟然敢虎口拔牙，幾乎活生生地要把這個不可一世的當朝皇帝勒死。這倒是中國有記載的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故事。
説到這件事情，恐怕還得補充敍説一下嘉靖皇帝的身世，説一下這個故事背後的故事。
嘉靖皇帝的父親朱佑杬和母親蔣氏到湖廣安陸州後，一共生了四個子女，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最小的一個。但是，他從來就沒有見過他的哥哥，因為他的哥哥在出生之後五天就夭折了;他也沒有見過他的大姐，因為這個大姐在4歲的時候也病死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出生。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嘉靖皇帝出生時，他的二姐當時4歲。但當他6歲的時候，這個二姐也病死了，死的時候只有10歲。
那個時候沒有計劃生育之説，高出生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出生率高，人口卻並沒有瘋漲，這就和高死亡率有直接關係。因為那時的疾病防禦和醫療系統都比較欠缺。但作為一個藩王府，經濟條件應該比較優越，醫療條件也不會太差，四個子女竟然死三個，這就只能從兩個方面尋找原因。第一，可能是這個家族的身體基因不是太好。第二，可能是這個家族對於湖廣安陸州這個地方的水土不是太適應。當然，也許兩者兼而有之。
到嘉靖皇帝13歲時，父親朱佑杬也病死了，只剩下他和母親蔣氏相依為命。母親蔣氏對兒子的牽掛與關切，固然是母子情深，但不能不説這和前面三個子女的夭亡，以及僅存的這個兒子朱厚熜的身體並不硬朗有關。
從各種記載來看，這位嘉靖皇帝確實從小就體弱多病，來到北京，又有一個適應環境的過程。特別是做了皇帝，成為後宮之中唯一的“男人”之後，問題就更多了。
當然，在後宮裏面還有不少宦官在服役，但那都是形殘之人，算不得真正的男人。這也是中國和東方各君主國的一個共同特點。為了保證皇位的後繼有人，皇帝可以妻妾成羣。各種小説和評書所説的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並不過分。而實際上，不僅僅是后妃，在皇宮裏面服役的任何一個女人，只要皇帝願意，都可以成為他施欲的對象，都可以為他傳宗接代。這是一個方面，由這個方面就導致了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為了保證皇族血緣的正統，除了皇帝和他的兒子們之外，在後宮服役的任何男人、任何有機會單獨接觸到後宮女人的男人，都必須是廢除了生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説，必須是宦官。
15歲開始做皇帝的朱厚熜，所處的就是這樣一種環境。在前殿，和他討論國家事務、和他爭論大禮議的人，都是須眉男人。而在後宮，陪伴他的，除了廢除了生育能力的宦官之外，又全是女人。而且，這些女人都是經過挑選出來的、可以稱得上是美女的女人。
男女之間，兩情相悦，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一個15歲尚未完全成年的男人、一個本來就體弱多病的男人，面對着如此多的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且，這些美女從法律上説都可以由他隨意佔有，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於是，就開始有人向皇帝出主意了。出什麼主意呢?主意有兩種。第一種主意，是勸説皇帝清心寡慾，多考慮國家大事，少接近女人，生活要有規律。但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接受這種主意的皇帝好像不是太多。嘉靖皇帝也屬於不能接受這種意見的皇帝之一。第二種主意，是建議皇帝想辦法強身健體、想辦法增強各方面的能力。在中國歷史上，包括嘉靖皇帝在內的所有皇帝，一般都樂意接受這類的意見。但是，至少在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出這種主意的人在教嘉靖皇帝學習體操、練習武術，比如華佗發明的“五禽戲”，比如傳説中由朱元璋發明的“洪拳”，或者是“少林功夫”、“武當拳術”等。看到的只是不斷有人給他進獻房中術、不斷有人給他提供長生不老藥。
有一位非歷史學家説到他發現的一個現象，那就是，當某一個朝代皇帝的子嗣即後代發生問題時，也意味着這個皇朝正在走下坡路。這倒是一個有意思的發現，它至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這個朝代的某些皇帝生兒子艱難，或者生了兒子卻難養活，那當然説明他們的體力或精力下降，他們也就沒有太多的意志和力量，沒有太堅定的信心去管理國家了。比如我們正在説到的這個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兒子、孫子，還有清朝的咸豐皇帝、同治皇帝、光緒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現問題。於是，明朝政權和清朝政權的統治也開始出現問題了。反過來，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前半生打仗、後半生管理國家，那得處理多少事情?但他卻一口氣生了26個兒子，女兒還不算在其內。清朝的開國皇帝努爾哈赤一生戎馬，也有十多個兒子;康熙皇帝要管多少事情，倒有一百多個孫子，認也認不過來。而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則都是由他們創立或者推向鼎盛的。
嘉靖皇帝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朝政權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時代，而他恰恰又是一個體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問題的皇帝，這在某種意義上影響着明朝的國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這時的嘉靖皇帝年僅28歲，卻因病連續一個月沒有上朝。而在這之前，更因為身體問題，嘉靖皇帝已經連續兩年沒有親自祭天了。當然，説是兩年，其實也就是兩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壇祭天。嘉靖皇帝對這兩件事情一併作了解釋，這個解釋記載在《明世宗實錄》中，大概的意思是這樣的：朕自幼多病，每次發病，總要持續五到七天才見好。這些年來，朕的身體更不如前，已經兩年沒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進行調整，以便來年身體好轉，能親自祭天。但近來病情不但沒有減輕，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個月都沒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這個解釋是説得過去的。它也更能説明，嘉靖皇帝為什麼那麼在乎別人對他的態度，特別是別人對他父母親的態度。試想這樣一個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見好的孩子，父母親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別是已經有三個孩子因為體弱多病而死，那麼他們對這個“碩果僅存”的孩子又該是怎樣的操心和勞神?
皇帝因病連續一個月不上朝，這並不少見。但連續兩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卻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規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為正德十五年南巡滯留南京而耽誤了一次，儘管因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後還是補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禮。可見這祭天的重要性。因為皇帝自稱天子，俗話説“君權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兒子，如果連祭天這樣重大的事情都不親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為人子、為人父的品質了，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懷疑。所以《大明集禮》中有“天子之禮，莫大於事天”的戒條。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還指望臣民為你盡忠嗎?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聲明不是自己不想親自祭天，而實在是身體虛弱，無法成行。
事實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議禮”而建立自己的統治權威，那麼在祭天的問題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積極性特別高。從嘉靖元年到九年，當時還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於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親自為之。但當在“大禮議”中挫敗了楊廷和等人之後，嘉靖皇帝便更熱衷於改革禮制。於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眾議，恢復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謂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親是天、母親是地，所以都要分開祭祀。其實這分不分開，都是最高統治者一句話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時候，天地是分祀的。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説的理由則是父親和母親本來就應該生活在一起，怎麼能夠分開呢?就這一句話，合了。而現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話，就分了。忙碌的卻是為皇帝的決定提供依據的禮部官員們。他們引經據典，吵得不亦樂乎。皇帝一句話，就是結論，於是大家都稱讚他的決定才是最英明的，並且樂此不疲地為這個英明決策尋找理論依據。
自己制定的規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後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親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為身體原因而沒有親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輿論壓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覆作出解釋。
皇帝和普通人一樣，有病就應該治療，這本來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給皇帝治病和給普通人治病，卻不一樣。普通人病了，郎中望、聞、問、切，然後開出藥方，進行治療，目的很單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卻不同，他病了，專門給他治病的郎中，當時叫“御醫”，也要望、聞、問、切，也要開出藥方，也要對他進行治療把病治好，但目的卻不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眾多的嬪妃這個問題上。
這個問題又得分兩個方面來看。
一方面當然是皇帝自己。身體不好，體弱多病，那就應該好好調養，不要有過多的慾望。但滿眼都是秀色，處處都是誘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夠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氣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是那些年輕美貌的嬪妃，誰又願意守着一個專心養病的皇帝?她們也希望皇帝能夠身體強壯。
這兩個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託在一種人的身上，哪種人?就是既能給皇帝治病又能讓皇帝迅速強壯的人，哪怕是假強壯、外強中乾的強壯也行。而這種人也十分現成，他們就在皇帝的身邊。不在皇帝身邊也不要緊，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萬水也得把他們召來。於是就出現了兩個最能讓體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滿意的人，一個叫邵元節，一個叫陶仲文。
邵元節是江西貴溪人，是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在當時，江西貴溪縣龍虎山的上清宮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師道的“祖庭”，世代相傳的張天師就住在上清宮，總領天下道教。所以這個貴溪也就以盛產道士而著名，邵元節就是當時龍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們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別是能治療不育症。不僅如此，這個邵元節還有政治頭腦。正德時，寧王在南昌謀反，派人用厚禮請邵元節，邵元節硬是託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後，身體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薦邵元節。邵元節應召來到北京後，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見，被安排在當時北京最著名的道觀之一顯靈宮居住，專門掌握皇家的祭祀禱告。
儘管文官們對嘉靖皇帝寵信邵元節十分不滿，但邵元節絕非浪得虛名。首先，這位邵元節一定是位氣象學家。有一段時間北京該下雨的季節沒有雨、該下雪的時候不下雪，但經過邵元節的祈禱，雨雪竟然就下了。當然，這雨雪絕非是邵元節能夠“祈禱”而來的，但至少他預測到了下雨下雪的時間，所以選擇了適當的時間祈雨祈雪，這就有些像我們現在詮釋《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借東風一般。其次，邵元節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療專家。嘉靖皇帝15歲即位後，儘管後宮佳麗三千，卻沒有一個能夠給他生兒子，連女兒也沒有。但自從按照邵元節的要求調節身體、崇信道教之後，當然，也是吃了邵元節配製的藥物之後，三年的時間一過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有如此大的本領，嘉靖皇帝怎麼能夠不信任邵元節?你們文官反對我信道教、吃靈藥，你們哪個有本事祈一場雨、祈一場雪，為老百姓的農事出出力?你們哪個又有本事，讓我生幾個兒子?你們不行，可人家邵元節行。
嚐到了這個好處，嘉靖皇帝更加篤信道教了。道士邵元節死前，又向嘉靖皇帝推薦了術士陶仲文。而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陶仲文的出現，促成了宮女對嘉靖皇帝的謀殺。
這位陶仲文是湖北黃岡人，本來在黃梅縣為吏，卻學了龍虎山道士驅邪捉鬼的伎倆。後來因事到京城，通過朋友的介紹，住進了邵元節在北京的宅子。邵元節很欣賞陶仲文的法術，將其推薦給了嘉靖皇帝，並且為嘉靖皇帝的兒子治好了天花，所以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
但是，儘管邵元節和陶仲文能夠幫助嘉靖皇帝“皇子迭出”，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嘉靖皇帝的體弱多病。為了滿足嘉靖皇帝的需要，陶仲文使出了全身解數，並且冒着風險為嘉靖皇帝配製所謂的“長生不老藥”，進獻各種各樣的房中術，讓嘉靖皇帝進行各種各樣的試驗。
但是，通過服藥進補只能帶來身體上的暫時性強壯，“驗”的時候固然有，“不驗”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嘉靖皇帝只希望“驗”，而對“不驗”十分惱火。但他並不認為這個“不驗”是自己身體的本來問題，卻怪罪於對方的配合不力，認為是對方配合不好而導致藥物的失效。每當此時，嘉靖皇帝便對無辜的宮女乃至嬪妃進行懲治。嘉靖皇帝的性格本來就偏執怪僻，在大禮議中，人性中的兇殘更一步步地迸發出來。藥物失效的次數越多，對宮女嬪妃們不滿的次數就越多，精神上的病態也就發作得越頻繁。他開始把在大禮議中對外廷官員的懲罰辦法行之於後宮。宮女嬪妃稍有不滿，輕則厲聲呵斥，重則棍棒相加，幾年之中，因為細微小事而被打死、嚇死的竟有上百人。嘉靖皇帝的第一個皇后，便是因為受到丈夫的訓斥，驚嚇而死。
什麼叫“伴君如伴虎”，這才真叫“伴君如伴虎”;什麼叫“暗無天日”，這才真是叫“暗無天日”。對於宮女、嬪妃乃至皇后來説，她們每天面對着的，其實是一個性虐待狂、性偏執狂。這個虐待狂、偏執狂一天不除，説不定哪一天死亡就降臨在自己的身上。
這種事情對於已經沒有人身自由的宮女嬪妃們來説，只能忍受，忍受皇帝給她們的非人待遇;她們只能等待，等待有一天被皇帝打死或嚇死。但在她們之中，卻有幾位宮女不甘忍受、不甘等待，她們準備與這個惡魔同歸於盡。
事情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如果算公曆，應該是在1542年的11月的一天夜晚。
這一天，皇帝在服用了陶仲文煉製的藥物之後，來到了一個封為“端妃”的曹姓寵妃的住所。曹妃的這個住所名叫“翊坤宮”，和皇后居住的“坤寧宮”相距不遠。這位曹妃雖然受到嘉靖皇帝的寵愛，卻也時時遭受他的虐待。而侍奉曹妃的宮女，更是屢受凌辱和責罰。
在這些宮女中，有一位叫楊金英的，既為曹妃抱不平，更對自己的命運而擔憂，她串聯了十多位和她一樣飽受凌辱和責罰的宮女，準備在皇帝再次來到翊坤宮時，與皇帝同歸於盡。
這一天，皇帝來了。照樣是一陣折騰，折騰之後便昏昏睡去。曹妃侍候完皇帝歇息，便去沐浴更衣。趁着這個機會，楊金英等人一擁而上，把嘉靖皇帝死死按住。皇帝從夢中驚醒，正要叫喊，卻被人用布團塞住了口。宮女們雖然平日也要從事各種勞務，但哪裏想過要蓄意殺人，而且還是殺當朝皇上。仇恨使她們齊心協力要殺死皇帝，但是，殺人的膽量和手段她們卻並不具備，更説不上嫺熟。
她們只知道人是可以用繩子勒死的，所以她們便用了一條絲繩，把嘉靖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後用手拉扯。嘉靖皇帝拼命掙扎，她們便又打了一個結。但就是這個結打壞了，兩個死結套在一起，越拉越緊，卻就是勒不死皇帝。另外幾個宮女急了，她們拔下自己的金釵、銀簪，朝着皇帝身上便是一頓亂刺。
嘉靖皇帝從小在父母手掌心裏長大，哪裏經過這種陣勢。且不説他又被多個宮女按住，動彈不得。即使沒有按住，恐怕也嚇得動彈不得。
所有這個過程，也許就是短短几分鐘的時間。但對於宮女們來説，可能就像是過了一輩子。
眼見皇帝勒不死，有人害怕了，認為這皇帝他就不是人，他是“真龍”，是“真命天子”，他的命是歸上天管的，可能不是人力可以謀害的。於是越想越怕，一個名叫張金蓮的宮女跑出翊坤宮，直奔皇后住的坤寧宮自首。這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位皇后了。皇后聽説一羣宮女謀殺皇帝，大吃一驚，連忙帶人趕往翊坤宮救駕。
楊金英等人見勢不妙，只得拋下皇帝，四處奔逃。但這皇宮內院，又哪裏能跑得出去?最後一個個被抓了起來。
皇后一面帶人解開套在皇帝脖子上的繩索，一面派人召來御醫。此時的嘉靖皇帝，雖然沒有被勒死，卻也嚇得昏了過去。而傷勢其實並不太重，只是被宮女們亂揮釵簪，扎得渾身是血。
沒有被勒死的皇帝被救了，謀殺未果的宮女們，包括那位臨陣脱逃、自首報信的，以及曹端妃，全部被處死。由於這個事件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又在後宮發生，所以當時的人們和後來的歷史學家稱之為“壬寅宮變”。
據説宮女們被處死的那天，以及此後的連續幾天，北京及京郊地區，漫天大霧。人們認為，這是上天在可憐這些命運悲慘的年輕女子。當時正值初冬，大霧天氣本來十分正常，但人們卻把它和“壬寅宮變”宮女被殺聯繫在一起，可見這個嘉靖皇帝雖然躲過了一劫，而且自認為是上天對他的庇護，但在民眾的意識中，他卻是最應該死的，他已經成了獨夫民賊。
這個突如其來的“壬寅宮變”對於“大難不死”的嘉靖皇帝來説，是一件好事。但這個“壬寅宮變”的失敗，對於明朝、對於國家、對於老百姓來説，卻可能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