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已經進化了上萬年，但我對它的研究才20多年，但仍然感覺到對母乳的瞭解越多，就越希望推動配方奶粉在可實現的範圍內更接近它”，蔣士龍有着近乎直白的坦誠，“我是學食品科學的。我們的研發沒有那麼轟轟烈烈，想得更多的就是怎麼讓產品更好一點”。
“爸，您什麼時候能回上海？”面對兒子的問題，蔣士龍陷入沉默。工作緊張加上疫情，距離他去年11月見到家人，已經過去了201天。
蔣士龍是飛鶴研究院的副院長、首席科學家。13年前，兒子9歲時，他離開上海家人，隻身常駐北京，成為更多孩子的“奶爸”。
“對嬰兒來説，母乳是最好的食物。但很多母親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母乳餵養，那奶粉就是孩子唯一的營養來源”，作為嬰兒配方奶粉研究者，蔣士龍感到責任重大，“我們得想盡辦法，儘可能地去接近母乳。”
儘管對家人有許多愧疚與遺憾，但他的團隊在嬰兒配方奶粉研製上一個又一個成果讓蔣士龍稍感寬慰。尤其是最近的消息——5月23日，飛鶴成功獲批乳鐵蛋白生產許可。乳鐵蛋白作為母乳中重要的免疫物質之一，被認為是一種天然的機體免疫調節劑，有助於改善嬰幼兒營養狀況，降低嬰幼兒腹瀉、呼吸道疾病、敗血症等疾病的發病風險。
這意味着，蔣士龍所帶領的科研團隊歷時4年研發出的技術工藝，正式從實驗室走向工業化生產，解決了這一關鍵原料主要依賴進口的難題。
飛鶴乳鐵蛋白生產線
1當冰雪融入日常
國產乳業這次“逆襲”來得並不容易。
“客觀講，當時我國嬰兒奶粉產業的發展基礎還相對薄弱，缺乏技術積累”。蔣士龍回憶，2009年入職飛鶴前，他曾走進上海的超市，貨架上卻看不見一罐國產奶粉。
彼時，因為三聚氰胺事件，中國乳業剛剛經歷了一場“浩劫”。此後，政府“重拳出擊”監管嬰幼兒配方奶粉。2009年擬定新奶粉國家標準，2010年全面審核國內嬰幼兒配方奶粉生產企業，重新核發生產許可……
席捲行業的疾風暴雨，讓蔣士龍意識到普通家庭對安全、優質的嬰幼兒奶粉的巨大需求，但也暴露出行業重建、標準修訂背後，研究和技術的軟肋。
“當時，中國母乳基礎研究太少了，”蔣士龍痛心疾首，“這對產業發展有很大隱患。還有就是一些關鍵性原料無法自主生產，依賴進口。如果貿易中斷，怎麼辦？”
思量再三，蔣士龍決定加入當時規模尚小的飛鶴。除了看好市場發展和研究空間，吸引蔣士龍的還有飛鶴創始人冷友斌。蔣士龍對他早有耳聞——早在2006年，冷友斌就借款斥資，自建包括牧場在內的全產業體系。而這也正是飛鶴在三聚氰胺風暴中倖存的關鍵。
“安全第一位”，蔣士龍認為，下一步就在於如何以此為基礎，設計出滿足孩子需要的優質奶粉，逆境求生。
2鑽到母乳裏
“母乳最好，那就力求接近母乳”，蔣士龍入職後，把首要任務定為了解中國母乳，“研究它，模擬它，設計配方，獲得關鍵原料。”
但這談何容易。2009年前，國家缺少系統的母乳數據庫。國內乳企大多各自獨立研究，因為採樣、檢測等規範不一，數據較難相互採用。一開始飛鶴只能找員工捐獻母乳，再根據一些文獻做參照。
轉機出現在國家科技部的“863計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牽頭承擔了一個課題“中國母乳成分數據庫的建立”，這是中國首次在政府層面系統研究中國母乳。飛鶴作為乳企參與單位之一，承擔了黑龍江、北京兩地的母乳採集和檢測任務。
正是從這個課題開始，飛鶴有了母乳樣品分析數據，而後開始比較系統地研究中國母乳。同時，飛鶴還申請到黑龍江省科技廳的重大專項課題《母乳化嬰幼兒配方奶粉的研製與產業化》，獲得了一筆科研經費。
“當時飛鶴規模還小，年銷售額不到20億”，蔣士龍感慨這些課題和經費對企業意義重大。藉助課題的研究成果，飛鶴設計出第一款乳源配方。但蔣士龍卻迎來了另一個難題。
產品到底怎樣？必須通過臨牀驗證——觀測配方奶粉餵養孩子的生長髮育、行為發育、腸道健康、抵抗力，和母乳餵養孩子的差異。
“但臨牀耗時久、投入大，有時一個驗證就得一年多，花掉上百萬甚至幾百萬。就算做了，還不知道能否在結果上看到明顯差異。”蔣士龍壓力重重，擔心規模尚小的飛鶴無力負擔。
他硬着頭皮，向飛鶴管理層做了彙報，詳細説明臨牀驗證的意義、對企業發展的長遠影響。令他意外的是，最後，管理層一致通過，做！
於是，研發團隊開始“摸着石頭過河”：設計試驗方案、通過倫理審查，招募母嬰家庭，保證母乳餵養對照組、飛鶴配方餵養實驗組和其他產品餵養對照組每組都至少有60個孩子吃滿3個月；技術員定期頂着近40度的烈日，跟着醫院護士入户調查，把兩百多個孩子的糞便，一一從尿布上刮下來，放進瓶子裏，蒐集起來做分析。“只有做完分析才知道，哪些營養元素吸收了，哪些隨着糞便排出來；通過檢測菌羣，才判斷出腸道里的菌羣，驗證配方的有效性，然後優化調整。”蔣士龍説。
有了這些初步探索，飛鶴又陸續承擔國家“十二五”和黑龍江省科技廳的相關重大科研專項，對母乳的研究不斷升級。而這些研究，最後都成為飛鶴設計配方的指引。
依據中國母乳研究成果設計的星飛帆卓睿奶粉
3攻堅
“光有科學理論不行，最終還得做出好產品”，蔣士龍強調，“那就要有像乳鐵蛋白這樣母乳中含有的、且具有特殊功能的原料。”
雖然乳鐵蛋白並非嬰幼兒奶粉國家標準規定的必須成分，但它作為一種模擬母乳活性蛋白的營養強化劑，常被添加到奶粉中。牛乳中乳鐵蛋白含量極低，14千克的牛奶中僅能夠提取出1克乳鐵蛋白，成本高昂。此前，乳鐵蛋白主要依靠進口。
2017年7月，《GB1903.17-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營養強化劑乳鐵蛋白》正式實施，一石激起千層浪。新標準中明確乳鐵蛋白純度為95％。
“別看純度要求只提高5％，卻卡死了七八成的國際供應商”，飛鶴研究院應用技術部副總監解慶剛表示，“國際上通常技術水平能達到80-90％”。
供不應求之下，那幾年乳鐵蛋白的價格飆升10倍不止，但仍“一粉難求”。更讓國內乳企被動的是，2016年起國內嬰幼兒奶粉配方實行註冊制。買不到乳鐵蛋白，就不能按已註冊的配方生產；如果索性從配方中刪掉乳鐵蛋白，則需重新提交配方註冊申請，審批全程至少需要1年。
於是，2019年，飛鶴乳鐵蛋白項目組正式成立。
“2016年之後的一段時間，主要是做技術儲備和工藝瞭解。”解慶剛回憶。項目組成立後，依靠此前的技術儲備，解慶剛設計了很多套方案，新技術在探索、爭論、修改、調整中，最終鎖定“層析法”：利用牛奶中乳鐵蛋白和其它成分物理性質不同，運用離子交換樹脂吸附牛奶中的乳鐵蛋白，進一步洗脱純化。
但問題是，樹脂材料材質不一，性能不同，吸附效果也不盡相同，到底用哪種？項目團隊必須找到那個最優解：既要純度高，達到95％的國家標準，又要儘可能降低工業化生產的成本。
“沒人能告訴我們答案。只能設計一個模型，控制參數不斷試”，解慶剛從上百種樹脂中預篩出幾十種樹脂，然後逐一篩選測試，先設定初步指標，進行簡單測試——先開始處理10升牛奶，再逐步加碼。最後從幾個通過初試的材料中，進一步測試樹脂壽命、耐受性。這一試，就耗時大半年。等針對選出的材料，測試完最佳温度和流量，又過去三個月。
樹脂選型僅僅這次攻堅中的首個難題。實現對乳鐵蛋白的截取，還得有相應的設備、選擇合適的供應商。
“新領域的研究，不像產品生產線，什麼條件都具備”，解慶剛回憶當時的困難：小型測試時，實驗室設備能滿足需求。但到中試時，解慶剛和項目團隊只好“無中生有”利用現有液奶設備構建乳鐵蛋白中式設備，到了工業化生產階段更是步步艱難。最終，飛鶴基於醫藥行業在用的同類設備和國內技術較為先進的供應商，通過改造、組合，用1年時間“變”出一條生產線。
如何能讓這條生產線按照技術方案正常地運行是關鍵。理想狀態下，新鮮生牛乳先通過離心機脱脂，然後進入到填滿離子樹脂的層析柱中，當牛奶從柱子一端流入，樹脂把乳鐵蛋白吸附上，牛奶從另一端流出來。等絕大部分乳鐵蛋白都被吸附到柱子上，再將其清洗脱附、過濾、冷凍乾燥，最終得到粉紅色的乳鐵蛋白粉。
和“理想狀態”不同，現實中每一次測試都伴隨“意外”。解慶剛只能和團隊以車間為家，從早晨八點，測試到凌晨兩點。十幾分鍾看一次，出現異常就處理，反覆測個七八次，一待就是十幾天。
終於，2020年的一天，在齊齊哈爾測試工廠的一次中試中，成功地提取出幾十克乳鐵蛋白，經過檢驗，各項指標都達到要求。
“當時特興奮！”如今提起，解慶剛的聲音依舊有些激動。更讓他驕傲的是，經過不斷調整優化，飛鶴已在哈爾濱投建乳鐵蛋白的生產線，能穩定地提取這些“粉色黃金”。
4守門人
這些粉色粉末最終混合入奶粉現身寶寶的奶瓶中之前，還要經歷層層關卡。比如，經受住飛鶴克東縣工廠實驗室主任鄭雲鵬的“挑剔”。
鄭雲鵬今年42歲，早在2003年，鄭雲鵬就從一線生產工人幹起，後來又從事檢驗檢測，從檢測員、組長、主管升到今天的實驗室主任。除了生物、化學等跨領域的檢測能力，他説自己最大優勢是“處女座”。
“除了自我要求，我也會高要求實驗室其他人員”，鄭雲鵬強調檢測人員務必要嚴謹、誠信、懂技術，確保檢驗檢測結果的準確和及時。
為了確保精確，鄭雲鵬用很多“招式”訓練檢測員。例如在檢測員不知情時，讓其對測過的樣品再測一次；或和飛鶴其他工廠實驗室“相互串通”，再次檢測比對差異。有時他甚至會特意往樣品裏添加多種成分，讓檢測員檢測，看他們最終能檢測出多少。
作為實驗室為數不多的管理人員，鄭雲鵬也會隨時走到檢驗台邊，用循環式品質管理工具，識別檢測員可能存在的偏差，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管理者也得經常在現場，看不見炮火的地方可不行”。
事實上，檢測並不僅限於出廠前的合格鑑定，還涵蓋生產全程。“嬰幼兒食品要求很高，不能有菌”，為此，鄭雲鵬和同事們定期前往生產過程中的各個環境，塗抹取樣檢驗微生物數量，確保生產的清潔。
甚至，在正式生產前，鄭雲鵬也參與乳鐵蛋白這類工藝生產線的調試和設計。因為添加到奶粉中的乳鐵蛋白都是以毫克計算，它是否分佈均勻就是一個關鍵指標。“把十幾克乳鐵蛋白投到1噸的奶粉裏，如果無法讓粉末均勻分佈，那很可能分裝到罐裏，有的多了，有的卻一點也沒有”。
鄭雲鵬為此專門設計了檢測方案，不停測試，反饋數據給設備調試人員。如此往復，最終確保添加的所有營養素，都均勻地包含在每一勺奶粉裏。“這是必須！各種營養素都得有，不能説這一勺下去沒有，下一勺呼啦一下多了，那不行。”
對鄭雲鵬而言，質量不單是“結果”，而是從頭至尾的“策劃”——從工藝生產設計就控制，生產過程中也時刻盯着。“全程的關鍵點都要把控，幾十道檢測程序，涵蓋了數百次項次的檢驗。”按照飛鶴乳業副總裁盧光的説法，已經“近乎自虐”。
飛鶴實驗室樣品檢測
這與國家對嬰幼兒配方奶粉日趨嚴苛的監管有關。但鄭雲鵬覺得，背後更是三聚氰胺事件後，國產乳業對質量的無比珍惜。
2008年前，中國實行食品免檢制度，不少乳企列入名錄可以免檢。“那時，飛鶴一個實驗室也就約十個檢驗人員”，鄭雲鵬回憶，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後，國家取消了食品業免檢，並要求全面徹查乳製品行業。最初克東工廠沒有三聚氰胺的檢測儀器，鄭雲鵬只能在白天生產後，拿着樣品坐當晚10點出發的綠皮火車，耗時7個小時，凌晨5點到哈爾濱，把樣品送到實驗室後，再坐早班車回廠。如此反覆，直到飛鶴自己購進相關檢測設備。
後來，所有項目都開始出廠檢測，飛鶴也開始購進各種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設實驗室，組織人員進行檢驗檢測能力的培訓。
“不惜成本”，鄭雲鵬感慨，自己當時月薪就1000多元。可實驗室就配備了單價200多萬一台的檢驗檢測設備。“公司送我們去北京學習檢驗檢測技術，一去一個多月，衣食住行都給報銷。”
事實上，早在2007年，飛鶴甘南工廠就引進了全球乳品行業的先進設備，後來所有的工廠也紛紛進行了設備和技術更新。
“我最有成就感的是，從事實驗室這麼多年，經過那些措施、方法、態度，保證飛鶴產品品質始終如一”，從業19年，鄭雲鵬對經自己挑剔後的產品信心滿滿，“中國現在奶粉的質量，可以和國外的較量。不光我家孩子小時候喝，朋友、同學，我都推薦”。
5槍炮與熱愛
13年前，蔣士龍剛到飛鶴時，給同事們舉了個例子。“咱們銷售團隊就像衝在前線的戰士。手裏的‘槍炮子彈’哪兒來的？工廠生產。可又怎麼生產出來的？由研發來設計。我們研發部門，就是‘槍炮子彈’的設計師，如果方向搞錯了，最終‘子彈’打不出去，損失就大了。”
這些年，他很欣慰，飛鶴一直走在正確的路上。從艱難探索中國母乳研究，到如今有能力實現關鍵原料的獨立生產；從成立院士工作站、獲准設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到與北京大學醫學部、哈佛大學醫學院BIDMC醫學中心、江南大學、中國農科院等一流高校合作，開展覆蓋營養健康、人羣體質分析、飼養科學等各個領域的深入研究。
飛鶴乳品工程院士工作站
但這是一條無止境的路。
談到未來，蔣士龍和他的同事們表示，希望在母乳研究、生命早期營養以及關鍵的配方和生產技術領域不斷取得突破。從更長遠看，他們有意開展歷時一生的追蹤：吃飛鶴產品的孩子，早期的奶粉餵養，到底對他一生的健康產生了什麼影響。
“你別看這麼小小一罐奶粉，背後凝聚着許多的技術研究和無數人的心血。”蔣士龍感慨，“在飛鶴，無論什麼時候，研發團隊的任何一個人，只要工作需要，就出差十天半個月。從事和嬰兒奶粉、嬰兒營養相關的基礎研究，需要耐心，一個臨牀試驗得好幾年後才能發表出來”。
“在飛鶴，大家最常講的就是‘我們做的是母親的事業，良心的事業’，設計出的這些配方，都像我們孩子一樣。他出生了，我們還要繼續看着他成長，把他養大”。
本文源自金融界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