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進入2000年時，冷戰剛結束，全球化將世界緊密相連。飽含樂觀情緒的西方人或許想不到，他們會在21世紀的頭20年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內部的危機變得越來越大：“佔領華爾街”運動、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民粹主義崛起、“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西方人所幻想的歷史終結似乎並沒有到來，危機接踵而至。
在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裏，我們該如何看待西方近年來所發生的劇變？西方真的衰落了嗎？政治學家李普塞特説，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實際上什麼國家都不懂。理解西方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西方，進而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全球化給全世界帶來了什麼樣的挑戰？我們該如何看待現代性這把“雙刃劍”？
從2003年至今，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劉擎就寫了17年關於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評述。劉擎的西方思想界年度評述，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界辭舊迎新的保留曲目和年度大餐。在寫年度評述時，劉擎致力於從“內部視角”去觀察西方，併為當今中國的公共討論提供相關背景和線索。劉擎會圍繞每一年西方重要的思想爭端、事件和書籍，並從政治發展趨勢、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等方面，為中國讀者呈現西方世界這一年的思想圖景。17年來的連續觀察也為中國讀者更宏觀地瞭解西方這些年來的變遷，提供了一幅動態的、連續的圖景，也為我們在這個時代裏，該如何尋找自身位置提供了一份參考。
《2000年以來的西方》收錄了劉擎自2003年到2019年撰寫的西方思想動態的年度評述。4月2日19:00，在《2000年以來的西方》的新書發佈會上，新京報書評週刊·文化客廳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教授劉擎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濂、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與一頁的創始人範新，在SKP RENDEZ-VOUS對談“西方”概念的形成與傳播，以及西方世界過去二十年的重大變遷。
嘉賓 | 劉擎、周濂、張笑宇
整理 | 徐悦東
01
“一個文明或一個國家，
是在相互關係中進行定義的”
劉擎：感謝大家到這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寫這本書。在我剛回國時，我每年都會評述西方思想動態。那時，我的評述文章都很短，長度大概在六千字到八千字之間。後來，我越寫越長，文章長度增加到兩萬字左右，最近的一篇有三四萬字。
我為什麼要研究西方？我跟張笑宇老師同屬於一個學術團隊，我們有一個看法：一個文明或一個國家，是要在相互關係中進行定義的。政治學家李普塞特説，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實際上什麼國家都不懂。語言也一樣，以前一位東北老太太，她碰見傳教士後説：這個洋鬼子太奇怪了，他們把水叫“窩頭”（water）。她完全以單一語言來看待整個世界，其實並不能理解語言本身。
中國在戰國時代後得到統一。中國是在相互碰撞、融合中，慢慢產生的。我們大觀學術小組中的施展老師在《樞紐》中講，草原的中國和中原的中國相互碰撞、融合，構成了如今中國的樣貌。中國文化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在不斷生成、不斷變化中的。因此，中國文化才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中國文化變化的動力往往來自中國與外部的接觸。
劉擎（圖右）在活動現場發言。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西方思想史，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現代性問題。著有《懸而未決的時刻》《劉擎西方現代講義》《2000年以來的西方》等。
在中國近代，中國面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後來，中國也受到不同的影響。近代早期，中國受到日本的影響，後來又受到了蘇聯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中國意識形態的奠基人是一位偉大的德國人。中國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是因為它能兼收幷蓄。在近現代史裏，中國與西方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互相碰撞、互相遭遇。我喜歡用“遭遇”（“encounter”）這個詞，我還有一個還沒有寫完的理論就叫“遭遇論”，這構成了我們看待文明的本體論。
改革開放後，中國又一次跟西方進行了更頻繁、更深入的“遭遇”。我們要理解西方，而不僅是研究西方。因為對中國來説，西方的存在是一種構成性要素。同樣，如今對西方來説，中國的存在也是一個構成性要素。所以，我們要在彼此的交互當中繼續發展。
從2003年開始，我每年都寫一篇西方的思想動態評述，今年是我寫思想動態評述的第18年。今年我寫得特別晚，這也跟今年西方的討論特別多有關。以前我寫思想動態大概要看230篇文章，今年看了420篇文章，所以我寫得非常慢。
在我寫到第十年左右，學界的朋友們開始對我有了期待。周濂老是鼓勵我繼續寫。回過頭來看，這些思想動態存在着連續性，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些趨勢。有的人將西方作為看待中國的鏡像，有的人從這些思想動態中發現，這個世界需要建立哪些新的合作關係，以及怎麼樣避免危機。這些文章的誕生本來是非常偶然的，但在我寫到第18年時，這些文章出現了比我預期更大的意義。
不過，我特別要説明，這些文章完全是我一個人寫的。所以，我的視角和所選擇的材料都存在着個人侷限性。
《2000年以來的西方》，劉擎著，一頁丨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4月版。
主持人（範新）：剛才，劉擎講他為什麼寫西方思想動態。我想讓周濂講一下，劉擎的寫作或者思考方式，對當下這個時代有什麼意義？
周濂：我一直認為，劉擎是中國知識界中最適合寫西方年度思想總結報告的人選。劉擎在海外留學多年，與此同時，又有深厚的中國關懷。劉擎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思想的節制和平衡。他有非常堅定和清晰的立場，可以犀利地捕捉到不同思想的優勢和弱點，但是在他評論別人的時候，卻能做到讓對方不感受到被冒犯，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能力。我跟他一起開過太多的會。在會上，他會因為堅持自己的主張，甚至不惜拍案而起，但是奇怪的是，即便如此，被劉擎拍案的人依然會覺得他説得有道理。
有時候在微信羣裏討論問題，當所有人僵持不下時，劉擎往往會站出來作一個總結性發言，既不會因為過度自省而模糊立場，也不會因為同情心強大而失去批判的力道。所以我認為，他是寫年度西方思想總結的不二人選。
周濂（圖右）在活動現場發言。
周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等。
劉擎：平時你好像都不會對我説這樣的話，我今天發現了新的自己。
周濂：背後夸人才是真正的夸人。自從劉擎“出圈”了後，我接受過好幾次採訪，記者問的都不是周濂你在想什麼，而是周濂你是怎麼看劉擎的。每一次我都是真心實意地在誇獎劉擎。
回到劉擎這本書，他嘗試站在中國思考西方，又從西方反觀中國，在往返折衝之間不斷追問和求索各種緊迫的時代問題，以及背後的永恆問題。
從知識性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毫無疑問能為讀者提供非常多信息。更重要的是，劉擎能平衡不同的視角，實現維特根斯坦説的“綜觀”。什麼是“綜觀”？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圓明園裏有一個名叫萬花陣的迷宮。我帶女兒去走過幾次，每次我都比她更快地走出迷宮，因為當她在迷宮裏四處碰壁的時候，我可以憑藉個子高的優勢，探出圍牆發現哪裏是死路、哪裏是活路。這當然是在“作弊”，但是在思想領域中，只有站在思想的高牆上實現“綜觀”，才有可能走出迷宮。
劉擎具有這種能力，他能夠在這個紛爭的年代，通過他的洞察力，實現思想的“綜觀”。我知道他每到年底時都會非常焦慮，因為我們對他的期待讓他的壓力更大。但每一次，他都能不負眾望地帶給我們驚喜。這次沒有來得及收錄的2020年的思想評述更精彩，推薦大家上網搜來看看。
02
全球化所產生的斷層是跨國界的
主持人：我前段時間跟劉擎打電話，我知道他真的是非常痛苦，因為他現在特別忙。從現代社會敍事的角度，張笑宇怎麼看西方過去的20年？
張笑宇：美國有一個學者叫格申克龍。在一篇短文裏，格申克龍比較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會把歷史看成一座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樑，他們篤信人類都有美好的明天。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將橋面鋪得更堅實，然後讓大家在這條路上走的更踏實。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必談現代性的和目的論的，他們不回答未來的路通往哪裏。在我上大學的年代，這座橋樑的通向好像是明確的。但是，今天世界變成了這個樣子，橋樑的通向還存在嗎？這成了一個問題。
張笑宇（圖左）在活動現場發言。
張笑宇，華東師範大學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重建大陸》《技術與文明》等。
劉擎：在近代以來，西方一直是中國的參照物。晚清民初時，有的人説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改革開放後也有過一個爭論，現代化到底是不是西方化？大家有很多辯論。但是，這20年來，作為參照系的西方出現了很大問題。以前，優等生有標準答案，大家可以去抄作業。但現在作業本身出現了問題，成績都不是90分，在很多人眼裏，西方的成績甚至連及格都成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考察這個參照系，通過勘察參照系來反問我們自己，我們要到哪裏去。
西方的大轉變是源頭的。1930年代，現代化存在着三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和西歐主導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的模式；一種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有一種是蘇聯的社會主義。人類未來有三種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在二戰後，希特勒的帝國覆滅了。又過了45年，蘇聯解體了。那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在體量上還不足以被放入大視野裏被考慮。西方人相信，通過經濟自由化，中國慢慢地也會跟西方能兼容。那時，西方有勝利者的幻覺，所以有“歷史終結論”的説法。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2001年的“911事件”對美國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來自於西方文明的外部的挑戰。那時，大家開始討論文明衝突論。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後來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西方內部出現了問題。生產力的發展讓每個人都會過上有尊嚴生活的社會理想沒有被充分兑現。而且，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西方中產階級衰落了，他們的經濟收入在絕對意義上並沒有增長，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事情。
“佔領華爾街”運動現場。
這就是所謂的“金融資本主義”。現在，投資收入比工作收入高得多。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人在10年前買了房子，那可能跟10年前沒買房的人處於兩個階級。所以，西方的很多問題就慢慢凸顯了——文化衝突、移民問題、民粹主義崛起——這都引發了非常大的麻煩。
從西方內部看，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問題：本來，西方人認為全球化是非常好的。因為自由貿易意味着，你少的東西我有，我少的東西你有，大家一交換就雙贏。但是，全球化讓富國和窮國間的不平等變少了，但每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加劇了。這也就是説，全球化不對哪些國家好，對哪些國家不好——有些國家可能受益多一點，有的國家受益少一點——而每個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全球化的斷層。這個斷層是“cross-border”的，即是跨國界的。
全球化產生了一些loser（失敗者），也產生了一些winner（得益者）。美國東西海岸的硅谷和華爾街就是全球化中特別受益的羣體。因為資本和技術是普遍主義的、對事不對人的。技術到哪裏，生產力就到哪裏。哪裏效益回報最高，資本就到哪裏。但是，美國中部地區的鏽帶地區在全球化中受到的衝擊就比較大。這個情況是以前西方人沒有想到的。造成這種情況的一部分原因是製造業外流，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產業升級。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
這帶來一個問題，對每個人來説，你會發現你的生活變得非常難以理解。在傳統生活裏，影響你生活的變量也就幾十個。現在，影響你的生活變量可能有一百個，而這些變量對大部分人來説是遙遠而陌生的。
舉一個例子，對於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工人來説，他們能不能開工是由一幫研究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家來決定的。或者説，這羣科學家對他們來説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變量。氣侯學家的研究是非常複雜的。他們得出來的結論，還要接受少數派的懷疑。他們的科學結論給政治決策者進行參考——是否要簽訂巴黎協議。奧巴馬簽了巴黎協議，但特朗普又退出了。對於石油工人來説，他們未必理解這些變量。而且，有時候，這些變量未經同意地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所以，全球很多人都感到，自己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
在西方國家，人們有怨氣、憤怒，所以他們要表達。但是，他們也搞不清楚政策。這時，民眾就很容易被一些政客煽動。政治學裏的民主化理論説，一個國家從傳統政治轉向民主制的過程中會出現動盪。在民主轉型後，特別是經過民主鞏固階段後，這個國家會慢慢會好。但是，現在最成熟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英國，都出現了民主國家剛轉型才會出現的問題。所以，理論家都找不到恰當的術語來進行表達，大家都看不懂西方政治。
西方有一個傳統，他們的知識分子一天到晚都在喊西方不行了。斯賓格勒寫《西方的沒落》都快一百年了。他們一直在喊“狼來了”，一直在警惕。這個傳統對西方來説是有好處的。去年，西方知識分子還説，美國可能要內戰了，但最後也沒有內戰。
《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著，吳瓊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版。
03
西方知識分子為何有唱衰自己的傳統？
周濂：大家都知道狄更斯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我想説的是，其實每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處在最壞的時代，因為身處其間，關心則亂。
一百年前的西方人，也覺得自己處於最壞的時代。1918年12月，梁啓超去歐洲遊學，回來後寫了一本《歐遊心影錄》，其中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科學萬能論”破產了，物質的進步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西方文明正處在衰落的過程中。接下來發生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正確性：一戰結束後便是漫長的經濟蕭條，然後是二戰，二戰結束之後還有冷戰。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從來沒有真正安生過。
《歐遊心影錄》，梁啓超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8月版。
今天，西方又好像面臨着一個轉折點。前兩天，我看到皮尤的調查報告説，針對現行的政治體制，有18%的美國人認為需要進行徹底的變革，47%的美國人認為需要進行重大的變革。這當然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的民意。但是，就像劉擎提醒的那樣，我們要認識到，西方人一直有唱衰自己的傳統。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們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如果放寬歷史的眼界，也許不必把這個事情看得太過嚴重。
福山當年説“歷史的終結”不是指制度層面的終結，而是觀念層面的終結。他説，自由民主制有可能不會終結歷史，但自由民主的觀念卻會深入人心。不同的文明之間的遭遇，就像不同個體之間的遭遇，都需要獲得他者的承認。“承認”這個概念源自黑格爾，即自我意識必須要在另一個自我意識中得到承認，才能真正擁有主體性。在座的各位朋友都需要他者的承認，在承認中，我們才能獲得自我價值。
福山認為自由民主的承認是平等的承認，平等的承認才是最長久和最穩定的承認。帶有優越意識的承認——我是強者，你是弱者，所以你要臣服於我——古往今來都是主流，但是在福山看來，這種承認是不穩定的。因此，福山有這麼一個判斷：基於平等意識的承認在現代之後深入人心，會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我認為國家層面的平等承認，同樣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基於優越意識的承認，必然會給國際秩序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張笑宇：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講，所有的反思和對比歸根結底要回答，最好的東西是什麼，應該做的東西是什麼。劉擎提到，西方產業空心化是一個西方人應該去照的鏡子。在我看來，這裏面的問題包含了我們對正義根深蒂固的期待——我努力工作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
另外，這裏面存在着一種更本質的承認，我應該憑藉我努力工作的程度，而不是出身、種族和外表來得到回報。在現代經濟體裏，最容易產生這種回報的產業是製造業。
對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芝加哥的汽車工人來説，如果他的技術好，他就可以進芝加哥的汽車廠，憑着努力工作和精湛的技術，能夠獲得人們的尊重。由此，汽車工人還能賺錢買一套別墅，養三個孩子，每個星期週末帶他們休假。然而，美國讓美國夢消失了。的確，通過低收入保障，他們可以拿到同樣的錢，但他們做不了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了。去麥當勞端盤子和在汽車廠裏工作所得到的社會認可不是一個級別的。所以，這是西方的的確確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從別的鏡子裏照出來。
《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與未來》，張笑宇著，一頁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
周濂：鏡子這個比喻不是太好。因為照鏡子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照鏡子會照出非常奇特的後果，比如白雪公主的繼母，就會一直在對鏡子裏的自己追問：魔鏡魔鏡，誰是這個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們應該打開窗户繼續看世界。
張笑宇剛才其實給範新兄提了一個任務：要把劉擎的這本書翻譯成英文。西方的問題也確實在這裏。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因為我們一直在努力學習西方。相比之下，西方人有太多的優越意識，沒有認真學習東方。他們也許應該出一個西方的劉擎，認真寫一本《2000年以來的中國》。
04
不在公眾視野裏的大多數人
他們如何想象自己的未來？
劉擎：我不知道西方人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是有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這與承認有關。昨天，我們在會上説，人有兩個目標，第一是賺錢，第二賺更多的錢。賺更多的錢不是為了温飽，而是為了得到承認。得到承認雖然不是隻靠錢，但錢是一般等價物。當我們獲得承認時，我們還會在意自己還沒有做好的那部分，因為我們總要跟更優秀的人比。
大家想想，在座的人覺得自己是富人嗎？大家肯定覺得自己不是富人。你們交個人所得税嗎？其實交個税的人就是富人。你們覺得可笑嗎？我以前見過一個前財政部税務司的負責人，有一天我跟他開會，我抱怨説，大學生畢業生的工資特別低，起薪大概每個月六千到八千，最好的有一萬多。他説，交個税的就是富人。
以前我們個税的起徵點是3500元，後來漲到了5000元，正是這個改變，中國交個税的人從一億二千萬減少到6500萬左右。具體的數字我不記得了。這也就是説，中國只有大約6%的人在交個税。
其實，這個社會前20%就是富人。如果你現在能夠交個税，你就是全國收入前6%的人了，這還不是富人嗎？但是我們總覺得，自己還不夠有錢。因為這和我們對環境的感知不一致，這也説明我們也以自我為中心。我們生活在一線城市，有很多人並不在我們的視野當中。他們為什麼不在我們的視野當中？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值得看的地方。這些人他們怎麼想象自己的未來？我不知道。
我記得拼多多的創始人説，你們看到的只是三環以內的中國，而我看到的是五六環以外的中國。大家平時會關心剩女現象，這是一個污名化的名詞，媒體報道得很多。但是，有沒有人關心剩男現象？從人口比例來説，中國的男女比例是108：100。剩男在社會經濟收入裏佔據着底層位置，他們可見度不高。對於這些人來説，他們的未來是怎麼樣的？
紀錄片《剩女》（2019）海報。
05
現代性的弊端是否已經浮現？
主持人：謝謝劉擎老師。西方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是否代表現代性不好的一端已經浮現？
張笑宇：我先拋磚引玉。其實，我個人對這個問題想法很簡單，現代性從來不是一個好東西，它只是比傳統更好一點而已。現代家庭關係裏男女並不平等，所以女性要追求女權。但在傳統家庭裏面，婦女的地位是更被壓制的。現代不是從一個空無一物的東西里長出來的，而是要在從行將倒塌的舊房子里長出來的。現代性不會很完美，但是會比過去好一點。我很喜歡的一句話説，我們所有行動的主旨都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完美世界，因為這樣經常是取不到任何成績的。我們所有行動的主旨，都是讓糟糕透頂的世界稍微好一點。
周濂：我特別同意張笑宇的觀點。現代性不是一個天然的好概念。從學術角度上來説，現代性有着太多定義，用一個易於理解的簡單概念來説，現代性意味着確定性的喪失。在古代社會，我們可能會對很多問題有着非常確定的答案，比如什麼是真，什麼是善，從家庭到工作，人的一生該如何展開，都有非常確定的答案。
現代性的最大後果之一在於確定性的喪失。1970年代我出生在浙江的一個三線工廠，過去這幾十年我經歷了從前現代到現代再到後現代的一系列轉變。我小時候完全沒有想到，今天可以使用智能手機，很快就可以生活在虛擬現實的世界。那時候，我最遙遠的想象就是在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確定性喪失的時代，你不得不擁抱不確定性，不得不與複雜性共存。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對每一個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很遺憾，雖然現代生活有着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對“不由分説的確定性”卻有着特別強的親和力，這種掙扎和矛盾或許是內在焦慮的最深根源。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強者和勇者，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學會跟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共存。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周濂著，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4月版。
劉擎：我也説兩句，現代性不好的一端是否已經浮現？其實，一開始，現代性就存在着負面問題。現代性本身就是兩面的。剛剛周濂説的這個問題，我認為是理性化所帶來的問題。理性化本應該帶來更多的確定性，比如航班更準時。
另外一方面，理性化卻讓生活變得更不確定了，所以我們會懷念前現代的確定性。但是，大家記住，前現代的高度確定性，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因為前現代的生活是不由你分説的。現在，個人自主性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為什麼個人自主性這麼重要？因為存在着高度的個人自主性，你才會覺得，這是你想要過的生活，是你的人生。否則，你好像在過二手生活。
活動現場，（從左到右）張笑宇、劉擎、周濂、範新。
06
為何我們應該重讀托克維爾？
主持人：謝謝劉擎老師。接下來這個問題，請三位老師都分別講一講。面向未來20年，我們最該重讀哪位思想家，為什麼？我希望三位老師每個都説一説。
張笑宇：其實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如果我面對一個沒有讀過特別多思想家的人，而他特別想讀深刻的思想家的話，那我推薦從柏拉圖開始讀起。因為柏拉圖在講基本原理。在這20年裏，世界可能會有很大的轉折，但是基本原理是兩千年不變的。他的很多洞見是穿越時空的。
劉擎：在一次訪談裏，我説我們應該重讀托克維爾。在某個意義上，大家所理解的西方民主是錯的。民主不能只有選舉。選舉只是必要條件，絕對不是充分條件。《論美國的民主》裏最重要的是鄉鎮自治。自治意味着大家一起商量。投票只是最後的程序。鄉民們要討論在哪裏建學校、造橋、修路，以及這些錢該怎麼花。要一起商量，就要基於對本地生活有着深刻的瞭解。
為什麼西方民主開始衰落了？因為如今商議越來越變得無效——變量太多了，連大家都不瞭解，也決定不了這些變量。有時，本地政府，甚至本國政府都沒有辦法完全決定一些變量的存在。早期現代所想象的民主就這樣被瓦解掉了。民主需要有商議，包含商議和投票的民主才是健碩的民主。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公民是“informed”——要對要商議的事情有所瞭解。“informed”這個詞蠻難翻譯的，表面上是被通知了的意思是。“well-informed”説明這個人不僅明白實際的情報信息，還擁有判斷能力。
但是，這20年來，全球化變得如此複雜。一個人需要多少的能力才能將自己變成一個清醒的、理智的、有熱情的公民？這太難了。但是，我們必須從托克維爾的經驗開始，找到超越它的方式。我們如今儘管生活在這個物理社區裏，但是很多關鍵問題都是發生在我們的社區之外，生產設備、消費人員等都不在一個地方。所以，重讀托克維爾會讓我們反省：對西方來説，哪些是西方如今缺失的，哪些是西方需要補救的。
周濂：我也推薦托克維爾，理由同上。如果要換一個人的話，我選馬克斯·韋伯，在大國崛起的時代，個體應該如何自處？《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這兩篇演講給我們提供了思考的平台和起點。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嘉賓：劉擎、周濂、張笑宇；整理：徐悦東；編輯：李永博；校對：陳荻雁。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