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閔慶文：建中國特色國家公園 應鼓勵當地人積極參與
2021年10月，中國宣佈正式設立第一批國家公園，包括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和武夷山國家公園等5個。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閔慶文結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實地調研，連續針對國家公園建設提出提案。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閔慶文特別強調要重視國家公園內當地居民的利益，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係，構建“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閔慶文。受訪者供圖
當地人是國家公園中的一部分
“在國家公園成立之前，就已經有人在那裏生活。正是當地居民世世代代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僅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和農耕文化，而且也長期維持了獨特的自然生態景觀和生物多樣性。”閔慶文説，當地人應當被視為國家公園的一部分。
2021年10月，中國宣佈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為第一批國家公園。第一批設立的5個國家公園，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了中國陸域近30%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自2017年開始，閔慶文作為首席科學家承擔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聚焦自然保護地生態經濟功能協同提升問題，並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和神農架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進行應用示範。
經過多年理論研究與實地調研，閔慶文説，國際上關於國家公園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設計和管理。其中有一些國家的國家公園管理和運營模式，值得中國學習借鑑。像法國、加拿大等，都是將國家公園視為社會-生態系統，當地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在國家公園發展中具有保護與發展的權利和義務。因此，他們既是國家公園的建設者，也是自然保護的受益者。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當三江源國家公園地區出現了雪災而影響到野生動物生存時，是當地人積極參與運送草料和野生動物救助。”閔慶文介紹，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居住着6萬多名當地居民，即使是面積最小的錢江源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區內也有近1萬人。“將這麼多人全部遷出，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正確的做法是將他們的生產、生活，與國家公園建設、自然生態保護有機結合在一起，讓他們成為生態管護員，實施生態補償措施，根據生態承載力，鼓勵發展生態友好型生產和生活方式。”
“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當地居民已經與當地的生態系統和諧相處，形成了具有顯著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生態保護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農耕文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傳統知識，而這些既是生態保護的基礎，也是國家公園建設的重要內容。”
他説，即使是很多人都影響生態保護的農業生產，其本身就是國家公園內的客觀存在。舉個具體的例子，在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試點區內，有耕地35.27平方公里，糧食種植以水稻、玉米、番薯為主，經濟作物種植以橡膠、檳榔、茶葉、南藥、熱帶水果為主，養殖業則以桑蠶、養蜂等為主。
“但是我們能看到，這些適度的農業生產，大多采取生態友好型生產方式，並沒有對當地生態產生破壞，是重要的農業文化遺產，既發揮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調節氣候、改善環境等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還傳承了農耕文化。”閔慶文説，所以，在國家公園建設中，應重視協調人與生態關係，將人的發展利益與生態保護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還應通過生態補償等調控手段，提高他們的生態保護意識。
當地居民是國家公園的建設者和受益者
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面積19.07萬平方公里，比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大21倍；平均海拔在4000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國家公園。對任何職業化管理團隊來説，要對這樣的公園實現全覆蓋的精細化管理，都會付出巨大的精力與資源成本。2021年，三江源國家公園對園區12個鄉鎮53個行政村1.7萬牧户，建立起生態公益“一户一崗”機制。17200名本地牧民，成為這座國家公園的生態管護員。
“對三江源國家公園最熟悉的，就是當地土生土長的人。給他們在國家公園建設中發揮作用的機會，就是讓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的事業持之以恆地進行下去。他們應當是國家公園保護和發展的參與者，也應當是生態保護最主要的受益者。”閔慶文説。
值得一提的是，閔慶文還提及了國家公園建設應重視農業文化遺產的多功能化利用。他説，“這些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中包含着豐富的傳統物種、生態技術、地方文化，其保護和利用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將這些生態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與國家公園的建設路徑有機地結合起來，會實現當地居民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
關於國家公園和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建議，閔慶文提到要對當地居民利益予以足夠重視。與此同時，一個切身關乎當地居民利益的問題亟待解決，那就是應當對當地居民給予生態保護補償，但目前這方面還很不夠。
“在一些容易泥石流、山體滑坡的地區，國家會花費大量資金修建加固山體的防範工程。但是，在一些地區，農民自己所種的梯田，就已經起到了預防地質災害的功能，這相當於給國家省下了一筆開支，所以，農民們應該相應得到一定補償。”閔慶文介紹，位於雲南省紅河南岸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統，就是以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複合生態景觀結構、多樣化的種植養殖方式，在1300多年時間裏，梯田在生態脆弱、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廣闊山區，發揮着維持生態平衡、改善農田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糧食安全、傳承民族文化等不可小覷的作用。在2021年10月於昆明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COP15）上，哈尼梯田就因為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貢獻受到與會者的關注。
“如果不對這些地區進行生態補償，那麼農民可能就會為了追求產量和效益而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從而破壞土壤結構，也可能會為了去城市裏謀取更高收益的工作，而將傳統梯田撂荒。這些情況，都是對當地生態平衡不利的。”閔慶文建議，國家應該設定一個科學的補償政策體系，來激勵農户採用生態友好型耕種方式，鼓勵有序開展文化和旅遊等活動，從而充分發揮出農民在農業生產活動中保護生態環境和文化景觀的積極性。
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嘗試生態補償制度，通過調整生態環境保護者和破壞者的利益關係，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但是在補償主體確定、補償標準、補償方法、資金來源、監管措施等方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操作化體系與方法。
中國在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地建設中已經有了很好的起步，閔慶文認為，這是一項需要着眼長期的系統性工程，目前還有一些問題需要研究解決。“但隨着國家的社會經濟不斷髮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也在積極推進中，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在生態保護中的獲益也會不斷提高，最終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的局面。”
新京報記者 趙利新
編輯 唐崢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