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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黎黎
如果你家中正有求學的孩子，你應該看一下錢穆，借鑑其父母的教導之道；如果你是正在求學路上迷茫的年輕人，則更應該看一下錢穆，學學其奮發圖強、嚴於律己的精神，看一位生於江南偏僻小村的寒門之子如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登頂世界國學大師的舞台。
按照血統來講，錢穆是高貴的，他是吳越武肅王錢繆的直系後代。但是王朝更迭，瞬息百變，經過了1000年的王子侯孫，能夠高貴到哪裏去呢？
一代不如一代的家道中落，使得錢穆降生時，家中已是家徒四壁。雖然是書香門第之家，有着讀書的傳統，可是家境卻不如一些富農殷實。
雖然沒有足夠的家底作為支撐，可是錢穆父母的言傳身教卻給了錢穆比萬貫家財還要受益的教誨。
錢穆到私塾讀書時，展現了驚人的天賦，九歲便能背誦《三國演義》。
有一次，錢穆陪同父親到當地鴉片館同人議事，一位客人見錢穆，許是聽説過他的美名，於是問道：“聽説你能背《三國演義》？”
小孩子天性愛炫耀，聞此，立馬流利的背下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羣儒》一篇，還加上表演動作。
周圍大人們見了無不稱讚，表揚這位天賦過人的幼年才子。錢穆得到大家的表揚，喜形於色，連陪同錢父回家時，腳步都輕快幾許。
但是，整個途中，錢父不發一語，直到經過一座小橋時，他才問兒子錢穆：“會寫橋字嗎？”
錢穆自信答道：“木字加一喬字！”
錢父又問：“若將木字換成馬字呢？”
錢穆依舊笑着答：“念驕！”
錢父嘆息着説道：“今天，你有點像這個字。”
錢穆恍然大悟，羞愧不已。從今以後，再有人讓他背誦，他一概謙虛推辭。哪怕後來父親在他十二歲後早逝，沒有人再能提點他的學問，他依舊記着父親對他的教誨：學習是自己的事情，要腳踏實地、謙虛刻苦，不是對人炫耀的資本。
雖然錢家家道中落，家中並無家財，但是時人都十分尊敬錢父。
錢父和人交往時，從不提及家中境況，既不託大，為了顏面謊稱家中殷實，也不自卑，叫苦家中多麼不易。
不卑不亢，不顯奢侈假象，也不露窘迫境況，和錢父交往的人都十分尊重他的為人。
錢父的行為影響着家中所有人，錢母與親戚好友來往時，也從不談論家中經濟；錢父的幾個孩子也多專注學問，很少與他人談論生活八卦。
錢穆一直記着錢父對他的教誨：“生活各家不同，非年輕人所當過問，更不宜與外人道之。”
我想，這些淺顯但是有用的道理應當與所有人共享。都説君子之交淡如水，人情往來，不可避免，但是人人應當把握好這個尺度。過於親近私密，難免越界，我們都應當用美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他人，而距離過近，瞭解私密甚多，難免失望。
都説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而我更願相信一個人的言傳身教，道德品行的影響。
錢父由於身體孱弱，壯年便離世，他留下遺言，叮囑孩子們好好讀書。雖然錢家隨着錢父的離世生活更加窘迫，可是錢母受錢父影響，立志不能斷了孩子們的學業。
她堅定道：“我當尊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
在父親的殷切期望和母親的堅強支持之下，錢穆磕磕絆絆的繼續着自己的學業，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錢穆身在的南京中英中學停學，錢穆不得不輟學離開學校回家。
而此時，錢穆高中尚未畢業，以後也沒有考大學的機會，所以他的學歷永遠停留在了初中。
雖然時事如此，讓他失去了求學的機會，可是錢穆在母親的鼓勵下，並未失去求學的意志。
他依舊如在校一般，堅持着規律的生活和學習。十八歲成年後，為了分擔家中的壓力，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他開啓了自己的教學生涯，到一所鄉村小學任教。
雖然身在鄉野，如珠蒙塵，可是學習這件事早就成為了錢穆的精神糧食，他不是為了高官厚祿讀書，只是長年累月之下，讀書早就成為了他捨棄不掉的一種習慣。
他的生命中，讀書是維生的血液，他曾言，自己做夢都會夢到讀書。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錢穆從未放棄過對知識的索取。
在鄉村任教期間，錢穆讀完了中國傳統文化所有的經史子集，可以説是學富五車。
是金子總會發光，這話很俗套，但是卻很適用。多年苦讀的錢穆終於因為《劉向歆父子年譜》的發行，名動學術界。
他也因這次嶄露頭角，獲得了學術界許多大咖的推崇，其中胡適的得意門生顧頡就推薦他去燕京大學任教。
從此，山野窮酸書生便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開啓了他展露鋒芒的時代。
躋身於人才濟濟的大學校園，錢穆無異於是格格不入的。當時能在大學任教的老師，大都出身名門，留洋求過學，更是有人對這位不知從哪個犄角旮瘩來的的窮酸書生報以偏見。
可是錢穆是誰，自小得益於父母的言傳身教，從不妄自菲薄。短短時間內，他厚積薄發，用演講式的教學吸引了許多學生。
他講課慷慨激昂，平淡無奇的中國通史課，讓他講得繪聲繪色。由於他這些年刻苦鑽研，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幾乎沒有他不知道的，學生們提出的問題他也能給出中肯的回答和評價。
他用自己講課的人格魅力，讓這些人遺忘掉了他只有初中學歷的事實。因為他的課太吸引學生，不僅本校學生會旁聽，其他學校許多學生更是慕名而來。
一度錢穆的課讓學校不得不接連更換更大的教師，甚至到了將胡適的課挪出北大梯形禮堂，轉而給錢穆的課騰位的程度。
後來胡適和錢穆在學術上從不走一條路，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而錢穆始終保持清醒大腦，認為過猶不及，國學始終是中國人的立身之本，不知道是不是有這件事的緣故。當然，出於對兩位大儒的尊重，就當笑談聽一聽吧。
錢穆教導學生，要有中國文化自信，要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他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看到許多學子、老師崇洋媚外，很是痛心。
害怕中國文化丟失，他花費一年時間，嘔心瀝血，寫出了《國史大綱》一書，意在讓中國人瞭解自己的文化，對中國文化保持自信。
他堅信“國民當知國史，國史方能建信仰”，他始終對中國文化報以崇高的敬意和一種温潤的感情。
錢穆先生一生就是沉浸在書海的書蟲，他從未停止過讀書的腳步，在北京任教期間，他購置了五萬多本書籍，生生將自己的小屋變成了圖書館。
錢穆唯一的享樂便是讀書，能買這麼多書，想是將自己的工資都用於購書了罷。
他還曾同友人自嘲，哪天失業了，到街口擺個書攤，也能養活自己了。
錢穆一生嗜書如命，他讀書的高度早就超越了勵志成為史學家、文學家的大志之人，他在晚年回憶，自己讀書只是心性所好，讀書自小就成為了他不可隔離的習慣罷了。
從錢穆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出，讀書是真的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把讀書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如吃飯穿衣一般，每天哪怕一小點，日積月累，積跬步，終有一天，可以致千里。
而人人想要的出息或者改變命運，就能在量變中成為質變，得到實現。
錢穆受父母影響，對待妻子很是尊敬，哪怕他此生婚姻不順，有過三任妻子，他仍能擔得起堅貞丈夫的名聲。
錢穆第一位妻子因為難產去世；第二位妻子與他相守多年，生了三子二女，卻因聚少離多，顯得生分。
戰爭期間，錢穆輾轉各地任教，為了妻兒安定，將他們留在蘇州，工資寄回家開支一家生活。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勢所迫，錢穆不得不離開大陸到香港求生。到香港後，他多次寫信，期望妻兒到香港與他團聚，以解相思之苦。
但是此時，錢穆卻不為新中國政府所接受，雖然他從不問政治，只埋頭教書，但是歷史的泥石流仍然灌在了他身上。
錢穆作為被大陸批判的文人，而他的妻兒卻喜悦於新中國的成立，自然與他產生了隔閡。
錢穆多次寫信，期盼妻兒到香港團聚，直到17歲的次子回信，附上某日報點名批判錢穆、胡適、傅斯年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的社論，婉拒了錢穆。
此時的錢穆不僅被國家批判，還被家人拒絕，兒女嫌棄，真正是眾叛親離、孤家寡人，伶仃無助。他明白，大陸他回不去了，而妻兒也與他生分，此後，他又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狀態。
但是，錢穆從來都是堅強的勇者，雖然他如被流放一樣漂流在香港，但是他仍然想用自己所學為國家做些什麼。
後來，他見許多因戰亂逃亡到香港的年輕人失學無助，對前途一片迷茫，於是決定創辦學校，傳播中國文化。
1950年，他和好友創辦了新亞書院，經歷了種種困難，終將新亞書院發展成了香港最負盛名的民辦高校。
後來新亞書院和另外兩所民辦高校合併，成為了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所以初中生學歷的錢穆其實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人之一。
錢穆創辦新亞學院，倒是機緣巧合下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美琦的父親和錢穆是老相識，胡美琦也曾在新亞書院讀過書，算是錢穆的學生，只是後來胡美琦隨家人搬到台灣，就斷了這短暫的緣分。
1952年，錢穆到台灣講學時，被課堂上的一塊水泥砸中，身受重傷。
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誰也沒料到這塊水泥會給錢穆砸出一個美妻來。
因為之前的緣分，聽説錢穆受傷，胡美琦就常常到醫院看望。四個月養傷期間，兩人已經非常相識，亦師亦友。
兩年後，胡美琦到香港發展，因為在台灣的那段情誼，她和錢穆常常見面。就這樣相處之下，錢穆和胡美琦產生了感情。
錢穆已是古稀之年，眼見着回大陸和妻兒團聚無望，妻兒也與自己斷絕了關係，於是便向胡美琦求婚。
1956年，錢穆62歲，胡美琦27歲，這對老少戀，在香港舉辦婚禮。
從此，錢穆總算結束了自己在香港的孤身漂泊生涯，有了一個安定的家庭。
胡美琦和錢穆雖然年齡差距很大，但是感情甚篤。兩人都是有涵養學識的讀書人，十分懂得生活情趣。
錢穆愛書，胡美琦愛花，他們的家中書香和花香相得益彰。雖是古稀老人，錢穆卻相當浪漫，會陪妻子看日出，漫步江邊，夜深人靜時，錢穆還會關掉家中所有燈，藉着月光，為胡美琦吹簫。
連金庸目睹兩人的生活後，都大為羨慕，稱讚人間幸福，不過如此。
錢穆一生致力於國學的傳播，但是生他養他的國卻在他逃難香港後始終無法回去。
後來他定居台灣，回大陸更是一種奢侈，雖然有妻子胡美琦的陪伴，但是鄉土對他的召喚始終在夜深人靜時響徹腦海。
在胡美琦的悉心照料下，錢穆享年96歲高齡，最終在台灣仙逝。兩年後，1992年，胡美琦秉承錢穆遺願，將他的骨灰帶到大陸，葬在了他心心念唸的太湖石皮山。
兜兜轉轉，終究還是回到了心心念唸的故里。生於此，身歸於此，相信中國最後一代國學大師，此生應當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