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原二里頭考古隊長許宏解讀三星堆文化
嘉賓許宏
主講人：許宏
時間：3月27日、28日
晚8：00至9：30
方式：線上課程
近幾天，三星堆遺址的最新發掘成為疫情時代一道亮麗的考古風景線，媒體競相報道，大眾關注度日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原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應邀開設線上課堂，就大眾的眾多疑問給出了專業解答，既有答疑之功，又有解惑之效。
講座中許宏提到，自己的新著《發現與推理》剛剛面世，三個小時的講課容納不了太多內容，主要在答疑解惑。好在他把作為考古人的學科反思，以及考古隊長二十年的親歷都寫在了書裏。
許宏的這本書，是幾十年摸爬滾打後的厚積薄發。書中追述了幾場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僅以親歷者的視角，呈現出考古現場的複雜性和魅力，也對幾則著名的考古“懸案”重新展開考察，以專業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煉出極具啓發性的學術思考。
本版特將講座內容整理編髮，以饗讀者。
二里頭的青銅文明比三星堆青銅文明，要早好幾百年
按我自己的話語系統，中國古代文明史可以分為三大階段：首先是滿天星斗的無中心多元時期，這是我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提出來的，也可稱為前中國時代。從二里頭開始直至西周王朝，是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即從無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就是這滿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顆星。
大家對三星堆出現如此輝煌燦爛的文明而沒有文字感到訝異，其實這訝異恰恰説明我們的常識可能存在問題，那就是潛意識裏的中原漢字霸權主義意識。日本和歐美學者就把三星堆看成內亞地區到南亞地區的紐帶和橋樑，也是溝通中原的紐帶和橋樑。
有網友曾説，許老師你就是大二里頭主義、大中原中心主義，三星堆比二里頭強多了。我回答，首先要先弄清誰在先誰在後，實際上二里頭的青銅文明比三星堆青銅文明的年代要早好幾百年。三星堆器物坑屬於三星堆文化晚期，與殷墟大體同時。
中原地區歷來是中國歷史的重中之重，從民國開始到新中國成立，考古田野工作做得紮實細膩，年代框架也比較清楚。三星堆發現之初搞不清楚年代，但其中的外來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原來的文化因素，為其起到了斷代的作用、提供了標尺性的線索。
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寶墩文化屬於龍山時代，後來受包括二里頭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影響，導致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發生變容，從而發展成為三星堆文化。
這樣看來，三星堆一直接受着中原地區的影響，但是二里頭高精尖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當時還未傳過去。到了殷墟時期，三星堆才進入了青銅時代，比中原至少遲了三四百年，所以沒有必要對三星堆的青銅文明做無限度的拔高。
我是一個搞中原考古的學者，沒有發掘過三星堆，但我常説觀史需要距離感，太遠了看不清楚，太近了“不識廬山真面目”。三星堆本身是客觀的，但學者對它的解讀是一種建構，我講的不是真理，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我作為一個學者對三星堆的解讀和闡釋。
三星堆文化和蜀國文化，在認知體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異
我傾向於先用“器物坑”來稱呼三星堆發掘出的八個坑，暫時不宜直接稱為祭祀坑。因為祭祀是當代人的解讀，即便最大的可能與祭祀有關，也不排除屬於第二現場，有些是祭祀後的埋藏坑。而沒有當時的文字確證，便都是推測甚至想象。
如果我們以中原人、華夏人自居，會感覺三星堆出的東西“非我族類”，充滿濃重的巫術色彩，跟中原人及後來的所謂華夏人在認知上有比較鮮明的對比。這是因為後者注重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而二里頭及以後的中原王朝，成為後來中國古代文明的主流。
大家知道甲骨文中有“蜀”這個字，但此“蜀”是不是成都平原的蜀？是不是三星堆？存在爭議。有學者就認為甲骨文中的蜀在漢中甚至陝西關中，早期的蜀對應於四川，都是後代人根據晚近文獻所做的追溯。
我認為這些都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説“夏”，是春秋時期尤其是戰國至漢代的人，在所謂的“夏”千年之後的説法，應先歸於傳説。所以如果沒有類似甲骨文的文字材料出來，就説不清楚三星堆是不是蜀，因為沒有紮實的鐵證。現在看三星堆——金沙系統的文化和東周時期的蜀文化，二者在認知體系上很可能有重大差異。作為考古人當然非常希望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前面的“非”字去掉，但那是需要鐵證的。我作為一個保守的考古人，就是認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實話説，考古學上的很多問題，我真的不知道。不是謙虛，而是沒有證據。沒有證據，就只能説不知道。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不知道的永遠都會比知道的多得多。
三星堆是溝通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文明的紐帶嗎？
最大的不同，在於眼界和視野。大家要知道，人類把世界看作一體化的空間來書寫全球史只有五六十年的時間，五六十年之前是各自寫區域史，比如西方人以歐洲為中心書寫，而我們也是寫我們自己的。500年前的大航海把全球串聯起來，而從工業化到信息化，最後有了地球村的概念，只有五六十年。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歷史一直要重寫？老電影一直要重拍？就是因為我們的眼界在提升，史觀在變化，審美在變化。
在全球史方興未艾的情況下，許多海外學者已經不把新發現當作某一個國家的特殊發現，而是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在如此大的背景之下，我們悠久的歷史究竟是寶貴財富，還是一個負擔，就是個問題。如果我們執着於我者和他者，就好像一個人總説自己祖上曾經闊過，是不是反而反襯出自己無所誇耀的作為子孫的不肖？
著名學者、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明珂先生曾經説過一句話，意味深長，大意是現在在做探尋本民族文化源頭工作的，在全球範圍內只有極少數區域，絕大部分區域的學者已經不這樣考慮問題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中國有豐富的古代典籍，有證經補史的文化傳統，這也是一種史學情結。我們這些學者也都一直致力於追溯我們悠久的歷史，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
所以如果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在反思，三星堆是不是溝通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文明的一條紐帶和橋樑？該如何看待我們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是每個嚴肅的中國文化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兩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裏有位朋友説，智人的幾萬年曆史、人類的幾千年文明發展史，從來不存在某個區域或某個民族的單獨敍事。大家想是不是這樣？
半月形、“中國弧”是大眾應該瞭解的文化概念
最新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測年數據，隨着測年技術的進步，越測越短，越測越晚。現在二里頭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20年，中間只剩200多年時間，以前的認識是從公元前1900年前後開始，延續了400年。在這種情況下，周邊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如果不隨之調整就會發生時間上的錯亂，導致各地區在探索早期中國過程中的困惑和混亂。
到現在為止，還有專家在推定三星堆文化上限時用距今4000年的概念。一方面承認三星堆文化受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和二里頭文化在一段時間內共存過，同時又説三星堆距今4000年，這就比現在確認的二里頭文化的上限早了二三百年，這是矛盾的。
説到文化傳播，實際上歐亞大陸那時沒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礙，像青銅冶鑄技術都是一點一點傳過來的。我的《東亞青銅潮》這本小書很快面世，就勾勒了這個西風東漸的框架。探究歷史非常不容易，有許多學術以外的因素。探索源頭更有這個問題，因為事物總是在變的。所以文明的傳播與其説像流水，不如説像基因複製，複製的同時產生變異，可以變得面目全非。
青銅冶鑄技術傳到中原就發生了質變，二里頭文化先掌握了高精尖的技術，之後是二里崗文化。二里頭時代只有二里頭都邑、二里崗時代只有鄭州商城能夠鑄造青銅容器，這就導致了王權對青銅冶鑄技術高科技的獨佔。這種中原獨大的狀態到殷墟時期被打破。因為從晚商到西周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頂峯，殷墟青銅器做得非常好，都邑大，人口多，但對外的統治範圍反而收縮了，各地土著文化崛起，把獨家秘籍的高精尖青銅冶鑄技術學去了。技術泄密，這一泄密自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國際局勢”。
給大家引進兩個概念，一個是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概念，這是已故四川大學童恩正教授提出來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指的是從我國東北南部開始，經內蒙古、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四川到雲南這一區域。後來英國的羅森教授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美麗的“中國弧”，是用另一個語彙來形容童恩正先生口中的半月形地帶的概念。
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中國弧之外，是高原、戈壁、沙漠這樣的地形地貌，中國弧以內才適合農耕。大家想一想，秦漢帝國的版圖是不是就在這？後來所謂的中國本部是不是就在這？外邊是西藏、新疆、內蒙古、東北“四大邊疆”，裏邊是小中國，以中原為中心，外邊是後來形成的大中華。開始是小中國加蠻夷戎狄，後來蠻夷戎狄融合進來成為大中華。所以一定要有中國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演變的概念。二里頭文化的崛起昭示了中原中心的形成。
回到三星堆，為什麼三星堆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外來因素？為什麼三星堆用金子來製作權杖？我們説半月形地帶既是文化交流傳播帶，同時也是一個保護膜，其中的鼎文化和爵文化都沒有超越半月形地帶，而從西邊傳來的權杖文化也被擋在了這條弧之外。金和青銅都是從西邊來的。而古代中國人好玉，對於金屬製作不擅長也不喜歡，所以二里頭時代才進入青銅時代，卻還沒有金器。殷墟時代的三星堆青銅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響，又有外來的使用金器和權杖的傳統，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看歷史考古問題，要使自己的思維複雜化。
夏商周斷代的基點是武王伐紂，而這個時間點現在至少有44種説法
我提出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是華夏第一王都。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們探索的前提下，我們在二里頭發現了眾多中國之最，前無古人，繼而開創了後世古代中國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上作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為什麼重要？就在於它是華夏族羣從多元到一體的一個節點。另一個節點是秦王朝。從秦王朝開始才從有中心的多元演變到一體化的中央集權帝國模式。
2018年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佈會，給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三個時間節點：
第一大節點，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跡象。
第二大節點，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國開始出現。
第三大節點，距今約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這指的就是二里頭文明的興起，它開啓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這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基本結論，但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才開始有了確切的紀年，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於此前的西周各王，只能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商代後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因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只能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至於夏代，則只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這是因為我們無法把握一個確切的時間基點。夏商周斷代的基點是武王伐紂，這樣一個按説應該很明確的時間點現在至少有44種結論，前後相差112年。也就是説基點已經差了112年，學者們再採用關於夏、商總年數的不同説法，可以想見其累積誤差，所以徹底解決夏商周年代的關鍵問題還任重道遠。
作為一個學者，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所以我是帶着比較平和的心態來看這些探索的。二里頭文化有了更細膩的年代框架，我們是在藉着斷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進着學術研究。
我於1999年接任二里頭隊隊長，那是二里頭遺址發現40週年。在此之前，我們的兩任老隊長，都在任20年。我也幹了20年，在二里頭遺址發現60週年那一年，主動辭去了隊長職務，把它交給年輕人去做。我覺得這成為一個傳承，相信二里頭在年輕學者的努力下能展現出更大的輝煌。我自己希望從田野考古學家轉身為沙發考古學家，寫自己喜歡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
作為考古老兵，我這個人是一根筋，一生只幹一件事。作為一線學者，我主編了《二里頭（1999-2006）》這套大報告，厚厚五大本四五百萬字，由國內外62位作者參與編寫。一套價格2000元，出版1000套左右，這套書在全球範圍內就不用再重印了，因為一般人看不懂，連考古人也打憷翻，但它是我作為學者的安心立命之本。後面的這些小書，都是由此厚積薄發而來的。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是我的責編從書中選摘出來印在《何以中國》書封底上的一句話：
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然懷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着。
用這句話和大家共勉。
[聽眾提問]
問：藝術、冶金、技術等都很發達的三星堆文明，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文字？
答：有兩種可能，第一是本來就沒有；第二，有，還沒有發現。我覺得後者更有可能。一般而言，在發達的文明和複雜的社會結構下，沒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二里頭文化。
三星堆沒有文字還可以理解，因為青銅鑄造可以在現場發號施令，然後組織安排、協調管理，有語言就可以了。而到目前為止在三星堆文化中還未發現複雜的聚落層級和社會結構，有待於進一步探究。
問：請教遺址和文化的關係。
答：這個問題非常好。公眾對於三星堆一直處於雲山霧罩的狀態，很大程度上和我們學界沒有把遺址和文化的概念向公眾講清楚有很大關係。考古學上的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時空範圍內，面貌相像、經常共出的一堆東西的組合。三星堆遺址從早到晚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人羣，城頭變幻大王旗，三星堆遺址延續2000年，但三星堆文化只存在於其中幾百年的一個時間段，如果把三星堆遺址和三星堆文化混淆了，就會造成混亂。
問：目前三星堆的發掘佔整個遺址大概多少比例？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發掘有什麼原因嗎？
答：考古是一個“磨洋工”的活兒，二里頭至今挖了60多年，只挖了遺址的不到2%。請想象一下，300萬平方米只挖了4萬多平方米。三星堆應該不會比二里頭多。所以説考古發掘是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新的鑽探與發掘實際上一直在進行。這六個器物坑以前沒有發現，也沒有被盜，非常萬幸。新的發掘是因為三星堆遺址公園改造提升，考古工作先行，於是在木棧道邊上發現了三號坑的一個角，至此才揭開了這六個坑。
問：為什麼考古發現慣用發掘地名？
答：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一般以最小地名命名，是為了避免重複。如果三星堆遺址命名為廣漢遺址，大家知道現在廣漢市內三星堆時期的遺址很多，以後再發現了重要遺址如何命名？而以村名，甚至村旁的小地名命名，如西北岡、月亮灣，這就具有可辨識性和排他性。同時，也是要保持客觀性和準確性，如以夏、古蜀這類國族來命名，就是一種具有相對性的推斷了。
問：二里頭和三星堆是如何消失的？
答：軍事佔領和政權更替，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還有很多。無論三星堆還是二里頭，都有可能因為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水源污染、瘟疫病毒等等原因，導致整體外遷。南方一般又是以單一稻作農業立國，遇到旱災、澇災，很可能顆粒無收，導致統治基礎垮塌。但只要沒有當時的文字材料，好多東西我們依然搞不清楚。
問：三星堆遺址裏為什麼有那麼多象牙？
答：當代人將象牙作為奢侈品、裝飾品，極力獲取以顯現自己的身份地位。現在看來古今相通，可以推想三星堆人也認為象牙很重要。如果我們認為這幾個坑與祭祀有關，那麼象牙也應該是用於祭祀的。
具體的就説不清楚了。考古人的發現，肯定是説不清楚的比能説清楚的多得多。我們考古人有個自嘲的説法：什麼東西解釋不了就往祭祀方面推。因為祭祀的理念和對象是形而上的，看不見摸不着。實際上我們擔憂這樣的泛祭祀推論傾向，但也沒有辦法，因為確實不知道。
另外關於象牙的來源，商代時中原地區氣候比現在温暖濕潤一些，還有大象生活。河南省的簡稱叫豫，在甲骨文中就是以手牽象。所以三星堆人和金沙人在四川當地獲取象牙並不是個麻煩的事，是不是也可以旁證兩個遺址裏為何有如此多的象牙？
本版文並整理/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