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就是要以真誠示人，説真話呀，那為什麼很多人都不寫真話呢？是不是寫文章不能寫真話？
在很多時候，寫文章不能寫真話。尤其是在某些國度，某些政策指導之下，還有就是某些特殊時期，連同關鍵字都不能有，更何況要寫進文章裏呢？雖然作者們大多不知道關鍵字是指什麼，但還是對於虛幻中的關鍵字概念奉若神明，不敢碰觸，也不敢稍有涉及。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些，就不能亂寫，更不能説真話了。即便是新聞也要講究技巧，不能照直了寫，照直了説，而是要報道表面現象，不做深究，也不做後續報道，評判自由人去評判，言説自由人去言説，追尋真相已經不是新聞的責任了。
那麼，大多數的寫作者並不是新聞作者，還有必要寫真話嗎？寫了真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大家心裏都清楚，也都不敢有什麼奇葩的想法了。於是，很多水文鋪天蓋地而來，很多人云亦云連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文章如雪片一般飄落，更有那打着説真話的幌子，説一些不冷不熱的話，不涼不酸的話，招搖撞騙的。即便如官方也變得謹言慎行，不敢説什麼具有深意的話了，更不敢帶着文藝腔故作瀟灑了。
一時萬馬齊喑，九州風雷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激盪去了。天公降的人才也都三緘其口，躲到角落裏待價而沽了。那麼，是不是寫文章説假話自古有之？當然如此。古代作家不敢寫真話，怕被殺頭，連同寫史書的史官們都不敢寫真話，不敢照着歷史事實寫，更何況文學家們呢？虛構是文學的根本素質，影射和諷刺才是文學的鋒芒。於是，更多的作家不敢直書其事，不敢照直了寫，採用了史官的曲筆，宕開筆觸，無所不寫，但都是一些個人自怨自艾的小調子，沒有真話在裏面，也起不到什麼作用，造不成什麼影響。倡導復古的那些文學家更是不敢寫真話了，就連一篇《諫迎佛骨表》都容不下的唐憲宗，哪裏能容得下韓愈呢？拾遺的官職並不好做，連白居易也深受其害。後代的人更是如此，寫些冠冕堂皇的話也就罷了，天下又不是自己的，再説了，一個文人哪裏有什麼能力治國安天下呢？天下還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
認清了這些事實，後代的作家們更不敢寫真話了，只能用小説的筆觸去寫，姑妄言之，希望人們姑妄聽之。但也僅僅止於姑妄聽之，沒有什麼影響了，或者掀不起半點波瀾。但文學的悲哀並不在於此，而是資本進入之後，讓作者們沉迷於那些修仙、玄幻、穿越等賺錢的文學而不能自拔，也就把文學變成了金錢的的奴隸，哪裏還有半句真話？
魯迅是一位勇敢者，敢説真話，而現代文學史上，也就僅僅出了一位魯迅。巴金是後繼者，文革後寫了《真話集》問世，樸素的語言，沉甸甸的分量，讓後世作家們望塵莫及。在文學裏，真話似乎不被待見，也不被提倡。那麼，是不是文學不説真話，用技巧寫一些虛頭巴腦的話就是規則呢？當然不是，真話之所以不能寫，是因為作家們不敢寫，寫了也不能發表，不發表就沒有生活所需的鈔票，在這個沒有鈔票就無法生存的年代，沒有鈔票就等於自尋死路，如此一來，環環制約，還有哪個作家敢寫真話？
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的近代詩人黃遵憲曾經寫過“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那是多麼仗義的言辭，又是多少作家的理想。只是，做到的沒幾個，作家們都是“著書都為稻粱謀”，不就是為了混口飯吃嘛，何必當真呢？
於是，文學也就墮落了，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沒有自己的樣貌和聲口，也就失掉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