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一直覺得當老師過癮，可以隨便訓人。説的是小學初中的老師，八線小城的。到高中，學生大了，長得比老師還猛一頭，老師就客氣了，開始講道理了。小學可不是那樣，有的兇猛彪悍的老師，一耳光能把學生臉扇腫。吳老師就是。
吳老師是我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老師，老婆一開始是廣播電視局的臨時工，後來辭退了，安排到電影院。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小縣城的電影院瀕臨倒閉，一年買電影票的老百姓加起來都填不滿一場放映。大喇叭天天吆喝《五鼠鬧東京》、《獅王爭霸》，就是沒一根人毛來看。唯一的例外是《泰坦尼克號》，政府部門，豆瓣一刻" href="/zh-my/leisure/OxrUilgXyC.html">機關單位，一人一張票，大人帶着小孩，連着三個晚上湧向電影院。
《泰坦尼克號》上映後第二週，吳老師上課，站在講台上，咳嗽兩嗓子，問：“咱們班有誰的爸是局長、科長、廠長的?”三五個人站起來了。吳老師看了看：“副的也算。”噌，又站起來七八個。胸脯挺得蠻高。有個孩子聽錯了，他爸本來是副科長，他頭一次就站起來了，小脖兒仰着。吳老師説副的也算，他聽成副的不算，又坐下了。
吳老師點了人頭，拿着一沓電影票説，來，一人20張，回去讓你們的爸發給單位職工，一張票兩塊五，下星期把錢給我。過了兩個月，吳老師又發電影票，還問誰的爸是領導誰就站起來，結果加上副的都不到五個。吳老師也沒説別的，發了票放學了。一個孩子是我好朋友，父親在磷肥廠當副廠長。夜裏，我正在家寫作業，門敲開了。他吭哧癟肚地站在我面前，後面跟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是他哥。他問我：你知道吳老師住哪兒不?我爸打了我一頓，叫我把票退了。
吳老師很快沒在學校幹了。但他是我小學裏印象最深的老師，不是因為課教得好，是因為打人有風采。他常左手插在褲兜，站講台上，右手伸出食指，眼神盯住某學生，食指勾動：來，你過來。聲音輕柔，帶點兒曖昧。學生茫然往前走，剛近講台，吳老師一腳踹出，學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滑出兩米。吳老師又勾動食指：來。
學生驚懼地看着他，不敢動。“起來。”吳老師聲音很温柔。學生站起來，卻不挪步。“往前走!”吳老師開始嚴厲。學生挪着碎步往前邁，剛挪到講台，吳老師又一腳飛出。踹完，兩手插進褲袋：下次還左顧右盼不?學生説，不左顧右盼了。還驢叫不改不?不驢叫不改了。直到上了五年級，我才知道是屢教不改。
吳老師就是我小學初中時遇到的老師的典型，卻不是特例。對老師的恐懼，直到初中三年級才慢慢好轉。那之前，我所經歷的學校教育都是以體罰為主。初一教政治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講些如何保持健康樂觀之類的話題。平時和藹可親，到了期中考試，發試卷時，帶了條戒尺到課堂。念個名字，念個分數，離八十分差多少，就打多少板。
學生把手凌空伸出來，齊胸口高，一板下去，再伸手就只能到小腹高了。第三板，手只能到腰胯高了。老師就用戒尺從下邊托住手，説，高點，再高點，越高越不疼。有的學生，一板打下去手就夾到兩腿中間出不來了。一隻手打腫了，換另一隻，板數不能少。碰見纖弱秀氣的女生，會手下留情一點，板子落下去沒那麼疼。有的老師會故意裝出要掏大勁的樣子，嚇得學生縮了手，他就笑眯眯地説，別慌，我還沒打呢，真想打你就不用板子了，就用藤條了。真有老師用藤條和雞毛撣子打的，那就是非常嚴厲的懲罰了。
除了打板子，還有揪耳朵。一道代數題做不出來，拎着耳朵在黑板前繞三圈。有的女生，耳朵一揪眼淚就吧嗒吧嗒往下掉。老師就説，現在知道羞了，上課開小差怎麼不知道羞?考試考零蛋怎麼不知道羞?很長時間裏，我一直以為老師訓學生時很生氣，後來慢慢發現，老師一邊揪耳朵一邊笑。但他會剋制住，表現出憤慨的樣子：考這點分數，對得起誰!對得起父母嗎?對得起老師嗎?對得起一天三頓飯嗎?學生就勾着頭。有的老師，一定要逼學生回答到底對不對得起，有的學生糊塗了，老師問什麼都説是，問對不對得起，就説對得起。
多年以後，慢慢明白，一個學生學得好不好，考多少分，跟他上課有沒有認真聽講，有沒有努力學習，沒多少關係。有關係的，一是智商，一是老師教的水平。但智商自己改變不了，老師教課的水平學生也左右不了。所以，差生的差，根本怨不到自己頭上。
誰家父母不想生個會讀書的孩子呢。既然孩子笨，火腿腸和牛奶就一箱一箱地往老師家裏送。當個局長的，碰見老師還要點頭哈腰。在單位訓人訓慣了，來到學校被老師訓。回頭打電話讓校長轉達一下，説這是哪個局的局長，下次老師見面就客氣了。
我上學那會兒，鄉下的中學，老師有既教數學又教體育的，有既教化學又教政治的。我家在縣城，比鄉下好些，老師不兼兩門課了，但生物老師把“草履蟲”讀成“草覆蟲”好多年，語文老師把《水調歌頭》念成“人有悲歡離合，月有旦夕禍福”。不過這至少説明一點，語文老師是有課外閲讀量的。
就是那位念成“草覆蟲”的生物老師，一雙色眯眯的眼睛常盯着班裏最漂亮的幾個女生，每次上課故意抽她們背書，還要她們站到講台前背。台階高，學生站下面，老師站上面，一對兒眼珠賊溜溜朝女生正在發育的胸脯打量。女生知道，能背出的東西也背不出了，臉漲得通紅。
我那時候的同學，十多年後，有的在小賣部當老闆娘，有的在超市當收銀員，還有的在做美甲、送快遞。想起這些，我就覺得自己真是十分僥倖。我的成績並不比他們好多少，初二時英語爛到只有四十分，成天上課開小差幻想自己是郭靖，幻想自己和黃蓉在海島沙灘上，還有密室療傷。好在初三時碰見一位很好的班主任，教英語，逼着學生背每一篇課文，一點點把我拖後腿的英語補上去了。後來中考考了好成績，進了一個不錯的高中班裏。
那個班我們叫火箭班。在每個教育資源極度落後的地區，都有這樣的班級存在，是為了落實教育局下達的升學指標的。當時的學校，除了我們班和三個快班之外，剩下十多個班級成績最好的學生也很難考進年級前兩百名。需要交待一句，我們那時候，每個班都是一百多號人。
後來離開家鄉，回頭看中小學經歷過的教育，唯一的感覺是兩個字：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