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大的那批名家大師中，真正不擅朽法的很少，大概最出名的就算是劉師培了。這位被周作人調侃成北大文科教員中“惡札”第一名的，再經《知堂回想錄》的傳播，遂“惡”名遠揚了。儘管周作人隨後繼續調侃，將他自己評為“惡札”第二名，但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這不是在説笑話，那麼就是他在矯情了，因為無論如何，周作人的書法也不至於進人“惡札”的排名:要進的話，我倒想起另一位北大名人，那就是辜鴻銘先生。
辜鴻銘書法
辜鴻銘被稱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奇人，他身世奇特，一八五七年出生於南洋馬來亞檳榔嶼一個英國人開的橡膠園裏，父親的祖籍福建，母親則是葡萄牙人。自小聰敏的他被當地的蘇格蘭傳教士布郎賞識，並收為義子。於是，十三歲的他被義父帶回歐洲接受西洋教育，就讀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一八七七年，他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又去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土木工程專業，並研究德國文學、哲學，發表不少文章。而後辜又去法國、意大利、奧地利遊學。在總共長達十四年的歐洲生涯中，不僅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九種語言，更使他獲得了十三個博士學位，成了深諳歐洲文化精髓的通才。五年回國後，他先於張之洞幕府做了十七年的洋文案，後又督辦黃埔浚治局，清末時曾官至外務部左承等。由於他曾娶口籍姑娘吉田貞子為妾，所以，他幽默地稱自己是“生於南洋，學於西洋，婚於東洋，仕於北洋”。
就這麼一個喝着洋墨水長大的“東西南北”人，不要説傳統書法沒怎麼練過，就是傳統的中國文化，起初他也是一無所知，全是後來發力苦讀惡補而成。
張之洞的幕僚中多翰林，辜鴻銘欲拜諸師，皆不可致。曾有則故事説，當時同在張之洞幕中學識淵博、書法極有盛名的沈曾植，就很小視辜，辜欲與沈交流，以求治學門徑，不料沈曾植竟辱之曰:“爾所言吾盡知，然爾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鴻銘聞之大羞，乃沉酣寢饋，以《康熙字典》為人、六經子史為出。他説“道固在是，無待旁求”，憑着他天資聰穎，越十年而終獲大成。後有一次辜鴻銘還特意拜訪沈曾植，並日:“敢問可有先生通而吾不通者耶?”這回，我估計要輪到“碩學通儒”的寐史先生不好意思了。
我想，辜鴻銘的一些筆墨功夫，主要就得益於他在張之洞幕府那段時期，花了十數年浸淫國學時所練就。不過從現存的一些墨跡來看，他在書法上似乎沒有發憤下過臨池摹帖的苦功，但出於實用功能的考慮，其常規的練習以及對碑帖的瀏覽閲讀還是必不可少的.根據那時的環境，著述日記手札等一切書寫工具還非毛筆不用，所以，從歐洲回來的辜鴻銘必須要經歷一個從硬筆到軟筆的痛苦轉換過程。據説，剛開始時辜鴻銘對漢字的掌握和書寫確實適應不了，寫起來還時常缺胳膊少腿。有文記載説，他曾將“非”字兩旁的六短橫都寫到兩豎裏面去了，引來一陣嘲笑。他後來專讀《説文》，識得漢字甚至比一般的學士更多。在北大當教授時，他還和兩個美國女士講解中國的“妾”字，他説:“‘妾’字，即立女也;男人疲倦時，手靠其女也。’ 儘管辜鴻銘滿腹洋文，但他對東方文化中許多被認為是“糟粕”的東西卻非常熱衷，比如，中國女人的小腳、一夫多妻制等等。兩個美國女士聽他對“妾”字的解釋，立即反駁説:“那女子疲倦時，也可以找幾個男人靠靠呀!”
辜鴻銘書法作品
辜鴻銘從容詭辯:“所謂‘一夫多妻’制就好比是“茶杯配茶壺”，你可以用一把茶壺配四隻茶杯，但哪有用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呢?”從此，他的“茶壺茶杯”理論風靡全國。
除了贊同納妾纏足外，辜鴻銘還非常喜歡清代男人頭上的辮子。已進人民國了，人家都剪去了辮子，但唯有辜鴻銘依然穿着長袍馬褂拖着辮子去教課，學生嘲笑他，他則回應道:“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永遠存在的!”張勳生日時，他還以蘇東坡的詩句來形容頭上的辮子: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後他解釋道:“擎雨蓋”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張勳都留着的長辮子。若撇開其他意義不談，就這兩句詩的妙用，充分顯示了他的自信和不凡!
自涵詠精研了中國經典文化後，辜鴻銘終成了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學者。他曾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他倆是愛丁堡大學的昔日同窗)大力推崇孔子學説，伊藤博文笑話他説:“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竟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而不能行於今世哉。”辜卻胸有成竹巧妙予以答道:“孔子之道，譬若數學之加減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雖數千年而不易也。”一句話説得伊藤無言以應。辜鴻銘還是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大學》用精確流暢乃至優美的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的人，並以歌德等西哲為註釋，以教化西人。所以在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國外的名氣要遠大於國內，那時西方人甚至還流傳這樣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英國現代著名小説家毛姆於一九二0年遊歷中國時，就專程到重慶拜訪了他們眼裏中國最有名的儒家辜鴻銘。回國後他寫了一本《中國遊記》，在書中毛姆還以“哲學家”為題，記錄了他和辜鴻銘的這次會面過程。有意思的是，文中還有一段細節涉及辜鴻銘的書法，毛姆寫到他臨別時向辜鴻銘提出求一幅墨寶，辜笑着問他:“你也喜歡書法作品?’並説:“我年青時的書法在人們的眼裏還遠不是一無是處呢。”然後便在書桌邊坐下，取出宣紙，當場研墨揮寫了一幅相贈。看來，辜鴻銘留下的墨跡雖不多，但偶爾還是會將自己的書法作品贈人的。筆者曾見過他一幅四個大字的墨寶，雖風格結構上看不出流派淵源，但線條蒼茫有力而頗有韻致。如圖一幅書法，是辜鴻銘給盛宣懷的一件書札。細品之下，除首行的抬頭寫得略顯生疏外，其餘從線條、行氣、韻致來看，都大有可觀處，且有一種爛漫天真的生動氣息，落款處更是瀟灑自然、從容老辣，非老手莫能為也。因此，文前所説的“惡札”云云，其實也是順着知堂的調侃説説而已，因當時那般大文人中，能寫和會寫書法的實在太多了，故相比較而言劉師培、辜鴻銘他們幾位則略遜一籌了。
辜鴻銘對於傳統的中國書法自有一番獨到的理解。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他一段精闢的論點，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缺少精確性，其原因是中國人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而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像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刻板。因此，他推論道:“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如果缺乏對中國筆墨的體驗，不具有學問的深和趣味的真.這話是無論如何説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