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也和其他歷史現象一樣，有其自身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和規律。人類區分為民族的歷史，在整個人類歷史漫漫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然而，正是由於出現了民族區分，我們這個星球便開始出現紛繁多變的民族情況和民族關係，同時也向人類的智慧和科學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探索的重大課題，從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並進行研究。
如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一樣，世界民族研究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資料積累過程。從中外歷史記載來看，各族人民出於和平交往和戰爭防禦的需要，對於周圍民族的關注和了解很早便已開始。撇開多少帶有神話色彩的口頭傳説，最早見於文獻史料而包含大量民族情況、記述比較翔實並流傳至今的古代著作，在西方有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公元前1世紀G.J.凱撒的《高盧戰記》，1世紀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斯特拉博的《地理學》和大普林尼的《自然史》等；在中國有公元前2～前1世紀司馬遷的《史記》，1世紀班固的《漢書》，3世紀陳壽的《三國志》，以及歷代正史、稗史和方誌等。
由於古人的地理概念和時空觀念比較狹小，對於四周民族瞭解的廣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隨着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方由近而遠逐步擴大與外界交往的範圍，從而使各地民族情況的記載也得以日益豐富和翔實。例如，中國東晉高僧法顯和唐代高僧玄奘遠遊天竺、中亞和東南亞所寫下的《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和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以及明代馬歡、費信和鞏珍跟隨鄭和七次下西洋所寫的見聞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都包含有大量關於遠方民族的情況資料，使中國人的視線逐步向西擴展，直達地中海和非洲東岸。再如，意大利旅行家M.波羅（即馬可·波羅）於13世紀遠遊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所留下的《馬可波羅遊記》，使歐洲人大開眼界，詫為奇聞，他們深被東方各國的民族風情和繁華富庶所吸引。在15～17世紀掀起的開闢新航路、“發現新大陸”的熱潮中，歐洲各國的航海家、探險家、傳教士、商人和殖民者，紛紛到達美洲、非洲、大洋洲和東南亞。他們關於新接觸到的各族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特點的報道，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於世界民族的認識和了解。儘管其中有些報道帶有種種偏見，但總的説來，在世界民族資料的積累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近代各國關於世界民族的研究，便是在以上各個時期積累的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
至19世紀中葉，以世界民族資料為基礎的研究著述大量湧現，引起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興趣和關注。K.馬克思和F.恩格斯為了論證他們的唯物史觀以及人類成文歷史以前的社會狀況，曾仔細閲讀瑞士、英、美、俄等國的民族學家J.J.巴霍芬、J.F.麥克倫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L.H.摩爾根、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引用了關於美洲印第安人、亞洲印度人、大洋洲波利尼西亞人和澳大利亞人、歐洲克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資料，使他們對人類歷史早期階段的推測得到了充分的實證。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出於當時革命鬥爭的需要，還親自對歐、亞許多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寫出大量論著，如《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1881～1882）、《法蘭克時代》（1881～1882）、《愛爾蘭史》（1870）、《1867年12月16日在倫敦德意志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所作關於愛爾蘭問題的報告的提綱》（1867）、《印度史編年稿》（1881）、《印度起義》（1857），以及關於中國、中亞、波斯、波蘭、匈牙利反對民族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的論述。這些論述提出的關於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基本思想，對於世界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