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簡歷
陳小魯，陳毅元帥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因不同意血統論的對聯，沒有參加紅衞兵。後為維護社會秩序，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衞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衞兵組織。文革中有關他的謠言四起，難辨真偽，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父親，於是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部隊監護鍛鍊。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准予入伍。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1986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1992年以上校軍銜轉業，以後，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
陳毅之子陳小魯生平經歷
差點被母親送人的孩子
62歲的陳小魯還記得父母講的關於自己出生時的故事。母親在懷他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兩個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個女孩，結果他又是個男孩。原貴州省委書記周林的夫人，當時是軍部負責家屬工作的助理員，來探望剛生產完的母親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單被放在屋門口，就問母親：“這孩子怎麼放門口啊?”母親説：“這孩子我不要了，你們誰要誰抱走。”陳阿姨數落了母親一通，把他抱回了屋裏。
這個差點被母親送人的孩子，卻成了父母最疼愛的孩子。到他長成20多歲高高大大的男子漢，父母對他最經常的稱唿還是“小羊”——因為他是吃羊奶長大的。
父親給他起名小魯，一個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東山而小魯”，另一個則藴含着全取山東的雄心。陳毅當時是山東野戰軍司令員。
8歲時，陳小魯跟着父母遷到北京。10歲時，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車上下學。學生時代的他沒戴過手錶，總是穿着兩個哥哥穿剩的舊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國家決定廢除高考。老師在班裏宣佈這個消息，陳小魯和同學一起歡唿，笑着跳着把課本扔上了房頂。40多年後，他為當年自己的這個舉動笑了又笑。
“準備永遠不回這個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陳小魯這個名字的。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他是紅衞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紅衞兵的名義，發佈過“解散民主黨派”的通令。他組織的西城區糾察隊，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動組織”。可直到40多年後，我第一次和他面對面，才知道他從來沒有參加過紅衞兵。
不過他還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投身到運動中去。而他內心的矛盾和迷惘，卻隨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強烈起來。一批又一批老幹部被打倒，這裏有許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到了1967年2月，包括陳毅在內的老帥們，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批評“文革”中的一些現象，不久被定性為“二月逆流”。從此，陳小魯淡出運動，改名叫陳衞東，到北京的718廠去勞動。
關於他的種種流言，卻沒有隨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傳愈烈愈傳愈廣。中央文革秘密蒐集他的黑材料，希望從中找出整陳毅的證據，不過沒有找到。這時，周恩來總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瀋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鍊。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總理把他叫到西花廳，對他説：“這樣對你和你父親都有好處。希望你表現好一些，幹好了，可以入伍。否則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總理告訴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訴任何人，到了部隊也不要寫信。這是一條紀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來接他走。母親又掉淚了。父親對他説：“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錯誤，可我不反黨，不反毛主席。我的問題就看中央了。不論打倒不打倒，你都要準備永遠不能再回這個家，永遠見不到我們。”身處於政治的旋渦之中，大家都無法預知彼此的命運，雖是生離，猶如訣別。
兩年花了16元
部隊生活，對在城市長大、從校園裏走出的陳小魯，真正是個鍛鍊。這個部隊農場是個水稻生產基地，方圓30裏內沒有人煙。這裏的水，因為含有過多的鹼，味道是苦澀的。平時連隊最好的菜就是海蠣子炒雞蛋。陳小魯和戰士吃一樣的飯菜，一樣出操、訓練、下田、做班務，幹得比一些老戰士還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牀後，翻身都困難。
轉眼陳小魯來到部隊已近兩年。兩年間他都被評為五好戰士。可他仍然不在編制。部隊既沒有他的津貼費，也沒有他的口糧。剛到時發的一套軍裝，早就穿破了。離家時他帶了100元錢，兩年來用了16元，花在買牙膏肥皂上。連裏把這種情況向團裏做了反映，團政治部主任找陳小魯專門談了一次話：“這是我們工作做得不細，我們沒想到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決定從團裏補助你200塊錢。”還給陳小魯發了一套新軍裝。1970年3月8日，陳小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和父母重逢
對父母的牽掛，對家的思念，時時攪痛着陳小魯的心。兩年多來，他只能從報紙上得到父親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後，父親的名字再沒有見報。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兒子。1970年末，陳毅被查出患了直腸癌，做了手術，對兒子的思念就更強烈了。1971年春天，陳伯達倒台後，在一次批陳整風會上，帶病出席的陳毅遇到了陳錫聯。他對陳錫聯説：“陳司令員，我的三兒子在你那個地方呢……”陳錫聯立刻明白了老帥的心思，滿面笑容地説：“是啊是啊，他表現很好，已經提幹當指導員了。我馬上讓他回來!”
一個多月後，陳小魯獲准回京探親，到中南海門口，他首先問警衞的，是自己的家還在不在中南海。他走進中南海里那個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攙扶着走出屋門迎接他。手術後的父親蒼老了，瘦削了，卻和久別的兒子開起了玩笑：“哎，指導員來嘍!”陳小魯一頭霧水：“什麼指導員?”“陳錫聯司令員説你提指導員了。”“沒有，我沒提幹。”他説着讓父母看他穿的軍裝：“還是兩個兜!”
大家都笑起來。笑着笑着，母親摟着兒子大哭起來。歷盡滄桑的元帥父親，也是老淚縱橫。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把陳小魯請到了自己家裏。周總理對他説：“你很守紀律，很講信用，三年沒給家裏寫信，不容易啊。部隊的同志對你反映很好，特別打了個報告給我，請示能否讓你正式入伍、入黨和提幹。你為什麼不能入黨?為什麼不能提幹?我告訴他們，不論是誰，只要夠標準，就可以。這樣的事情還需要請示嗎?!”一股暖流湧上陳小魯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陳小魯再一次從部隊回到北京，已是父親彌留的時刻。張茜俯身在丈夫耳邊一遍又一遍地唿喚，昏迷中的元帥終於看見了自己最小的兒子了，他的眼睛閃現出一絲奇異的光彩，嘴唇動了動，但到底沒有説出話來。
1972年元月6日，陳毅元帥與世長辭。11日，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會。
尋找“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經是團政治部主任的陳小魯，向軍區打報告提出調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將軍的女兒，叫粟惠寧，在北京的總裝備部工作。他提出調動的理由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卻是：當時，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莊”的典型，而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他要主管“批鄧”和“學小靳莊”。他不願意。他在寫給岳父的信裏説：“道不同，不與為謀。”軍長找陳小魯談話：“軍區組織部最近對新提拔的年輕幹部做了調查，你表現最好。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我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陳小魯卻堅持要走。他調到總參二部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陳小魯從英國回國，到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研究員。一次，他遇到了當時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楊尚昆特別對他説：“你對工作有什麼想法?要不要換個地方?”他説：“謝謝楊叔叔，我在這裏挺好的。”中國第一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也曾對他説：歡迎他到證監會工作，他也謝絕了。
陳小魯雖然是元帥的兒子，從小就是一個活躍的、頗具號召力的“孩子頭”，但他卻從來沒有“當官”的慾望。“我一直認為，我不比別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貴有自知之明。”“文革”結束後，他還下了一個決心：不再講違心的話，不再做違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輩在政治風雲中的浮沉之後，在傾聽了內心對於做人做事的唿喚後，他想嘗試另一種生活，這就是到體制之外，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轉業，之後下海，在商海里涉足過多個領域。他相信在商品社會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個人歸根結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陳小魯，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靜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