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日軍第十六師團是與一系列暴行密不可分的：開展“百人斬”殺人比賽;參與實施南京大屠殺……連當時的日本陸軍部人事局長都説：“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戰鬥指導是違揹人道的。”可見，第十六師團的暴行達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那麼，日軍第十六師團究竟是一支怎樣的部隊，最終又是怎麼覆滅的呢?
日軍第十六師團是日本陸軍甲等常設師團，裝備精良，始編之年即參加了日俄戰爭.日軍第十六師團於1905年在京都編成，其司令部設於京都，官兵主要來自京都、三重縣和奈良縣，故又稱為“京都師團”。該師團為日本陸軍甲等常設師團，裝備精良，兵員滿員，戰鬥力較強，在編成的當年即參加了日俄戰爭。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為此，日本進行了戰爭動員，開始大量徵兵，作為甲等師團的第十六師團也由平時的18000人擴充到戰時的約25000人。1937年9月，第十六師團在天津塘沽港登陸，編入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二軍戰鬥序列。隨後，曾參加過子牙河等地區的戰鬥。
1937年10月底，第十六師團被編入上海派遣軍戰鬥序列，由華北調往上海。此時的第十六師團，以中島今朝吾中將為師團長，中澤三夫大佐為參謀長，下轄步兵第十九旅團，旅團長為草場辰已少將(轄步兵第九聯隊，聯隊長為片桐護郎大佐、步兵第二十聯隊，聯隊長為大野宣明大佐);步兵第三十旅團，旅團長為佐佐木到一少將(轄步兵第三十三聯隊，聯隊長為野田謙吾大佐、步兵第三十八聯隊，聯隊長為助川靜二大佐);騎兵第二十聯隊，聯隊長為笠井敏松中佐;野炮兵第二十二聯隊，聯隊長為三國直福大佐;工兵第十六聯隊，聯隊長為今中武義大佐;輜重兵第十六聯隊，聯隊長為柄澤畔夫中佐。
在進軍南京途中，製造了無數暴行，開展“百人斬”殺人比賽即為其一.第十六師團在上海附近登陸時，日軍已佔領了上海，於是，時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即命令該師團向南京追擊從上海撤退的中國軍隊。第十六師團在中島今朝吾的率領下，先後攻佔了常熟、蘇州、無錫、常州、丹陽、句容、湯水鎮、麒麟門，進抵南京東郊的紫金山一線。該師團沿途燒殺淫掠，其暴行不勝枚舉。在向南京進軍的途中，該師團由於進軍速度太快，補給跟不上，便下令就地“徵收”糧秣，所謂“徵收”，實際上就是掠奪。
當時被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等報紙大肆宣揚的所謂“百人斬”就發生在該師團。第十六師團在從無錫向常州追擊過程中，該師團第十九旅團步兵第九聯隊第三大隊副官野田毅少尉和大隊炮小隊長向井敏明少尉，相約在到達南京時，看誰先用日本刀斬殺滿 100人。此後，兩軍官開始大肆斬殺，在到達南京城外的紫金山時，野田毅斬殺了105人，而向井敏明斬殺了106人。對於俘虜，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其日記中記述説：“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採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1937年12月10日，日軍向南京城發起總攻擊，第十六師團的主攻方向為中山門。要佔領中山門，必須先佔領中山門外的制高點紫金山。
12日，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三聯隊在重炮的掩護下，向紫金山頂峯發起攻擊，戰鬥異常激烈，紫金山上一片火海。經過激烈的戰鬥，日軍在付出沉重代價後佔領了紫金山主峯。1937年12月13日凌晨，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佔領了中山門。當天，該師團第三十三聯隊和第三十八聯隊在輕型裝甲車的配合下，從太平門外沿玄武湖急進至南京城北的下關江邊，以截斷中國軍隊的退路。下午，當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聯隊進至下關時，長江邊有大批准備渡江的中國軍人，江面上也有許多正在渡江的中國軍人。日軍立即用機槍進行猛烈掃射，一時間江水被染得殷紅。在長江邊等待渡江的中國軍人有些返回南京城內，避入安全區，有些被日軍射殺或俘獲。接着，日軍在長江邊將俘獲的中國軍人加以集體屠殺。
南京淪陷後，第十六師團根據事先制定好的計劃，對南京城內及城外東郊地區進行“掃蕩”。在“掃蕩”過程中，第十六師團俘獲了許多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對於俘虜，中島今朝吾在其日記中記述説：“敗逃之敵大部進入第十六師團作戰地區的林中或村莊內，另一方面，還有從鎮江要塞逃來的，到處都是俘虜，數量之大難以處理。”“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採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
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此外，還有人不斷地前來投降……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這些敗兵的處理，大多由第十六師團負責，因此師團無暇顧及入城或宿營等，只是一味地東奔西走。”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長佐佐木到一也在日記中記述説：“接連不斷地有俘虜前來投降，其數量高達數千人。情緒亢奮的士兵絲毫不理睬上級軍官的勸阻，將俘虜一個個地殺死。回想到許多戰友流的血和十天來的艱難困苦，別説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説‘全都幹掉吧’。”
日軍佔領南京後，以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為南京警備部隊，佐佐木到一擔任警備司令。所謂“警備”，實際上就是搜捕放下武器，在國際安全區避難的中國士兵。第十六師團在“掃蕩”殘敵過程中，在國際安全區進行所謂的甄別搜捕，將頭上有帽痕，手上有老繭的青壯年男子從難民中強行拉走，予以集體屠殺，其中許多人是普通的平民。在搜捕中國士兵的過程中，一些毫無軍紀可言的日軍官兵還大肆強姦婦女、搶劫財物。在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許多南京市民指證日軍“中島部隊”的暴行。所謂“中島部隊”，就是以中島今朝吾為首的第十六師團。
第十六師團的覆滅
南京淪陷後，第十六師團在南京駐紮到1938年1月22日，此後，日軍第十一師團步兵第十旅團(天谷支隊)接替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擔任南京的警備任務。第十六師團由海路開往大連，重新編入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二軍戰鬥序列，後又被編入華中派遣軍戰鬥序列。1938年7月，中島今朝吾升任駐紮在滿洲的日軍第四軍司令官，由藤江惠輔(中將)繼任第十六師團長。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十六師團被編入進攻菲律賓的本間雅晴中將統帥的日軍第十四軍，參加了第一、第二次巴丹半島的攻堅戰和菲律賓討伐戰，之後在菲律賓駐守。1944年夏秋，為加速太平洋戰爭的進程，麥克阿瑟決定率部奪取菲律賓，而日軍準備在菲律賓與美軍決一死戰。作為第十四軍主力的第十六師團駐守在萊特島。
10月，美軍在萊特島東岸登陸，向第十六師團發起攻擊。第十六師團雖然被分割孤立於數個地區，但其利用堅固的工事與美軍殊死決戰。月底，日軍第一、第二十六師團和第六十八旅團等部先後增援萊特島，並使用“神風”自殺飛機攻擊美軍艦船，戰局一度呈膠着狀態。為此，麥克阿瑟提出以兩面夾擊的方式佔領奧莫克港，從背後分割日軍。這一方案成功實施，日軍第十六師團大部分被圍殲，殘部退到坎基伯特山進行遊擊戰。
日軍士兵以同伴屍體為食的情形就是發生於此。第十六師團殘部在熱帶雨林中飽受飢餓、瘧疾、脱水的折磨，大部在恐懼與無助中死亡，少數人組成自殺隊逃進深山，直到日本投降才放下武器。
戰後，根據日本厚生省的資料，萊特島之戰，第十六師團共有13158人戰死，倖存者僅620人。這支曾沾滿中國人民鮮血，尤其是南京人民鮮血的日軍所謂“精鋭”部隊，最終走向了滅亡。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之一中島今朝吾，於1945年10月28日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逃脱了戰後對日本戰犯的正義審判。
抗日戰爭中的白刃戰：日軍視中國紅纓槍為神器
日軍在白刃戰時對紅纓槍比較畏懼。1939年2月的第二次長生口戰鬥中，葉成煥的第772團佈下疑陣。在白刃戰中再次大破敵軍，並抓獲了一名被紅纓槍刺傷的日軍俘虜。此人心有餘悸地供稱：“你們的武器配備好，長劍厲害。”
隨着自動武器的廣泛出現及戰場火力的不斷增強，在二戰中的大多數戰場，刺刀已經沒有什麼發言權了。但是中國戰場是一個例外。這是由交戰雙方的裝備水平、戰術思想和軍隊傳統等決定的。
國民黨軍的刺殺訓練
抗戰中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有不少在日本軍校受過教育，包括蔣介石和閻錫山，但日軍重視的拼刺訓練並未對國民黨部隊產生什麼影響。黃埔軍校建立之初，就將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養的軍官在戰術素養方面似乎還不如北洋系的保定軍官學校，蘇式刺槍術對他們的影響也極為有限。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德軍事合作中，國民黨軍隊特別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受德國軍事思想的影響頗深。德國陸軍在傳統上更重視步兵射擊的速度及火力的持續性，只有在巷戰或塹壕突擊戰等個別情況下步兵才使用手榴彈、匕首和工兵鏟等裝備進行白刃戰。但當時國民黨軍隊的火力配置、彈藥供應和射擊技術比德軍落後甚遠，照搬德軍操典而忽視白刃戰訓練，在後來的抗日作戰中顯示出了嚴重缺陷。抗戰爆發初期，儘管廣大愛國官兵在白刃戰中憑藉一腔熱血與敵人死拼，但往往由於拼刺訓練的不足導致傷亡較大。
當然也有例外。李宗仁的廣西軍由於在省內普遍採取了義務兵役制，井在部隊中保留了大量有經驗的中下級軍官，因此在白刃戰方面頗有獨到之處。台兒莊戰役中，以廣西軍為主力的中國軍隊打垮了日軍的精鋭師團一仙台師團。另外一支擅長白刀戰的國軍部隊則是隸屬西北軍序列的第29軍。早在1930年中原大戰時29軍“大刀隊”即已名聲大噪，他們的“破鋒八刀”流傳至今。刀決：“迎面大劈破鋒刀，掉手橫揮使攔腰。順風勢展掃秋葉，橫掃千鈞敵難逃。跨步挑撩似雷奔，連環提柳下斜削。左右防護憑快取，移步換型突刺刀。”
紅軍和八路軍的白刃作戰
對幹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來説，白刃戰一直是常用和擅長的作戰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工農紅軍的裝備極其落後，只能大量依靠冷兵器來解決問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早期，甚至出現了“梭鏢營”、“梭鏢團”。某獨立營共有官兵500餘人，步槍僅有60支，梭鏢(紅纓槍)倒有400多支。紅軍的對手鮮有擅長白刃戰者，所以紅軍在白刃戰中依靠堅強意志和旺盛士氣就能取勝。但在長期的運動戰中很難對基層官兵進行系統而完善的白刃戰訓練。紅軍的槍械裝備比例逐漸上升後，由於刺刀不足，很多戰士仍然攜帶大刀或長矛進行白刃戰。身背大刀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一個經典形象。
西安事變後，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整編為八路軍(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於1937年秋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抗戰初期八路軍的武器大多數已經不堪使用，步槍仍以老式的“漢陽造”和其他的雜式步槍為主。八路軍第120師參謀長周士第在日記中曾記載，全師的4092支步槍和卡賓槍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在很多情況下，八路軍戰士在白刃戰中仍然使用厚重的大砍刀。
平型關戰鬥中的白刃作戰
平型關之戰是抗戰初期一次成功的伏擊戰，是“七七”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第一個大捷。1937年9月25日晨，林彪率領的第115師到達指定位置，並控制了戰區內公路南側一處坡緩的高地。11時左右戰鬥打響。日軍很快判明形勢。組織兵力向該師686團防區對面、公路北側的老爺廟高地發起衝擊，試圖奪取制高點。685團一部開始從南側高地衝下。兩軍展開了“登山比賽”。據參戰者回憶，山坡上穿黃軍裝的日軍和穿灰軍裝的八路軍混雜着進行“登山比賽”，甚至連廝殺都來不及了。686團也加入了衝擊的行列。根據686團3營排長田世恩的回憶：“我們連接到了奪取老爺廟的任務，我帶着全排戰士立刻向老爺廟衝擊。戰士們的喊殺聲像霹靂似的震撼着山岩。當我衝到坡下的時候，見前邊的一個鬼子正往老爺廟那邊跑，我就拼命追……緊爬幾步就追上_，那個鬼子。我屏住呼吸，憋足了勁，向他背上猛劈一刀。這傢伙還沒來得及叫喚就滾下山坡了。”“……在側翼連隊的掩護下，我們終於衝上公路，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沒有刺刀的同志便拔出砍刀和鬼子殺起來。有的戰士連大砍刀也沒有，就徒手和敵人撕打。我端着刺刀朝一個矮個鬼子刺去，不想那傢伙一下轉過身來。我猛一使勁又朝他胸部刺去。那鬼子又用勁一擋，硬跟我頂起來了。我趁機往後一撤，抽出槍刺來，但我的刺刀被擋彎了。正在這時，一顆子彈飛來，從我右膀下穿過。那傢伙見我中彈了，正要鬆動一下。我咬了咬牙，把腰一閃，掉過槍托掄起來，縱身一跳，照準他的腦袋直劈下去，把那傢伙打倒在地。我又順手抄起他的長槍，朝他肚子上亂紮了兩刀。緊接着，我又和衝過來的一個鬼子軍官拼上了。他拿的是東洋刀，沒有我拿的長槍吃勁。我一刀就把他刺倒了……”“足足拼了半個小時，鬼子頂不住了，紛紛鑽到車下。我們乘機直奔老爺廟。佔領老爺廟的一小股鬼子見我們開始往上爬，用機關槍掃個不停。這時溝裏的鬼子又從後面擁上來。幸虧2營的戰士及時趕到，消滅了擁上來的鬼子……我帶着兩個班的戰士冒着彈雨匍匐前進，在離山頂不遠處向敵人投彈。鬼子的機槍啞了，他們也端着刺刀衝下來……但我們的人多，三五個戰士對付一個鬼子，一個鬼子最少也要捱上兩三刺刀。我們佔領老爺廟後，居高臨下進行攻擊，打得溝裏的鬼子無處藏身……”
平型關一戰雖勝，但八路軍指戰員們意識到他們面對的是與國內革命戰爭中完全不同的敵人。以我精鋭之師又佔據有利地形，僅僅與日軍的二流部隊打出了一個1：1的傷亡比。在1939年11月的雁宿崖之戰中，八路軍在彈藥耗盡後面對數量劣勢的鬼子竟然只能以石塊擲之。達兩個戰例説明當時八路軍白刃戰訓練的不足。
紅纓槍的威力
在1938年3月的神頭嶺伏擊戰中，八路軍第386旅新建部隊由於步槍數量嚴重不足，很多連隊完全是用紅纓槍裝備起來的。紅纓槍長度一般在2米左右，槍身由白蠟樹杆製成，韌性很好;鐵製槍頭末端的紅纓可以阻止血順杆流下，以防槍桿濕滑難以握持。據記載，遭到伏擊的日軍在這狹窄的地形上基本排不成戰鬥隊形，既沒有地形地物可利用，也無法發揚火力，386旅很快就與日軍展開了白刃戰。
在寬度不到100米的山樑上，被日軍稱為“長劍”的紅纓槍顯示了特有的威力。首先其長度可以保證在與日軍步兵肉搏時保持一定的心理優勢;其次，與雙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紅纓槍不需要大幅度揮舞，更便於多人協同作戰一使用紅纓槍只需要有一定的臂力即可，不需要高超的武藝，適合主要由農民子弟組成的八路軍。但如果紅纓槍的木杆被刺刀斬斷，那麼戰士立刻就會陷入赤手空拳的境地。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我方的人數佔優，日軍相對較強的拼刺技術無從發揮。
日軍在白刃戰時對紅纓槍比較畏懼。但這種武器畢竟不能對付敵人的機槍火炮，所以八路軍的裝備逐漸得到改善後就淘汰了它。
滑縣戰鬥--拼刺高手的成長之路
在正規戰基本結束後八路軍主力開始分兵到敵後進行遊擊戰。他們要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與日軍作戰。著名的八路軍拼刺英雄李仕亮的回憶中就談到了這樣一次白刃戰。
1939年5月李仕亮任副排長。部隊的兩個連在行軍途中夜宿河南滑縣五龍鎮。第二天凌晨滑縣縣城駐紮的日軍100多人突襲該鎮。這是他人伍後第一次與鬼子拼刺刀。練過無數次的拼刺路數雖早已熟記在心，但由於倉促迎戰，準備不足，他與第一個鬼子格鬥時稍顯慌亂，被敵刺傷小腹後又刺進自己的右手衣袖裏。李仕亮怒不可遏，大吼一聲，撥開敵人刺刀，一個“中刺”刺中鬼子胸部，致其當場斃命。
這時第二個鬼子又衝上來。有了剛才的第一次，李仕亮信心倍增，兩個回合下來便刺死對方。又過了幾分鐘，在與第三個鬼子格鬥時，他對於如何應用拼刺戰術已經瞭然於胸了。雙方都是先在防守上下功夫，並尋找對方的破綻。一來二去，雙方的刺刀架在了一起。李仕亮用力往下壓。鬼子拼命往上抬，試圖避開刀鋒。雙方相持10多秒鐘，都在心裏盤算着下一招兒。這個當口，李仕亮搶先出招兒，反手用槍托砸在鬼子的左臉頰上。鬼子喉嚨裏咕嚕一聲，倒在地上。戰鬥結束後打掃戰場，李仕亮發現這個鬼子頸部的動脈血管被槍托砸斷，已經死亡。
明代著名將領戚繼光在《練兵紀要》中寫道：士兵只要能夠將其平時所學的武藝在戰場上用到“十之一二”，就能在白刃戰中取勝。尤其對於新兵來説，在白刃戰訓練中很熟悉的戰術動作在實戰中往往不能充分發揮。“突刺”等白刃戰術只有經過認真反覆練習，面對敵人才可能下意識地完成山槍、突刺，防刺等一系列的動作。狹路相逢勇者勝。在白刀戰中，戰士往往不可能對自己的戰術動作作過多的考慮，在他們頭腦中閃過的只是如何儘快將對方幹掉和自己如何生存下來。
青紗帳與人民軍隊白刃戰的成熟
百團大戰結束後八路軍各部隊進一步分散部署，很多部隊以連排為單位活躍在敵後。分散的小部隊只能通過繳獲敵人的武器彈藥來補充自己，這樣白刃戰又成了一種必須的作戰模式。而青紗帳這種華北地區所特有的地理環境也為八路軍的作戰提供了很大便利。每年夏秋季節農作物進人生長和成熟期之後。茂密的、一人多高的莊稼可以為部隊提供良好的掩護，也便於集結和撤退。作戰時，敵我雙方的距離基本上也就幾十米甚至十幾米，往往在幾輪射擊之後馬上就轉入白刃戰。
人民軍隊對於白刃戰的依賴也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根據魯西南地區老八路的回憶，在殘酷的“五一”大掃蕩結束之後，通常每個八路軍戰士的子彈只有20發。為了迷惑鬼子和漢奸，戰士們在子彈帶裏全裝上秸稈，裝作子彈很充裕的樣子。由於沒有足夠的子彈進行火力戰，更沒有足夠的子彈進行訓練，所以八路軍在射擊作戰時不佔優勢，只有依靠刺刀來解決問題。呂正操的抗日救國軍對刺殺訓練就非常重視。呂將軍原是東北軍的將領，對於日式刺槍術也非常瞭解。據該部王汝林回憶，“如果不參加作戰的話，部隊天天都要練刺殺，除了吃飯就是拼刺刀。”八路軍還製造了一些護甲用於對練。
在實戰中八路軍十分重視戰術配合。“拼刺刀時相互配合，抗住其他鬼子，局部形成2打1或3打1。其中一人佯攻，其他人突刺，突刺的人一定要堅決。一次有個鬼子隊長被我們圍住。這傢伙舉着指揮刀，嘴裏啊啊地大叫要劈我。我假裝進攻，而且裝得很像。他很緊張，注意力都在我這兒，突然被側方我們的戰士一刺刀捅得蹲下了。等解決完其他鬼子後，我捅死了這鬼子官……在這種小規模的伏擊戰中我方的兵力往往佔據優勢，再加上地形等其他有利條件，白刃戰甚至成為一種實戰演習，由排長和老兵擔任掩護，新兵進行突刺。在這樣的情況下，拼刺技術的進步往往很快。”
抗戰末期--拼刺技術日趨成熟
從1939年年初起，八路軍總部連續發出兩期整軍訓令。1940年八路軍各部隊開始了有計劃的輪訓工作。整軍中大部分時間是進行技術、戰術訓練。為了提高短兵相接的本領，刺殺技術的訓練被提升到了一個非常高度。經過數次整訓之後，在抗戰末期八路軍指戰員已經可以應付各類白刃戰了。
而日本由於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很多精鋭部隊都在太平洋的小島上“玉碎”了，補充的兵員素質急劇下降，拼刺技術也大打折扣。1944年8月中旬八路軍魯中軍區某部與日軍在沂水城西北的葛莊及其周圍的小山嶺上展開了殊死戰鬥。在搶佔附近無名高地的戰鬥中，日軍第5中隊和我軍1團1營1連短兵相接，在河灘上展開了白刃戰。當時參戰指戰員回憶：“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敵人，只一個對刺，前排的鬼子就倒下了。”
汲取甲午戰爭教訓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天是甲午戰爭爆發120週年。那場戰爭被普遍看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拐點，清朝海軍強大的幻象、洋務運動帶給國家的希望，或者説整個所謂的“自強”運動，到甲午戰爭這裏畫上了句號。中國不僅輸給了西洋，連瞧不起的東洋小國日本也打不過，悠久歷史所支持的中國人心理優勢的慣性也戛然而止。
甲午戰爭的完敗和割地賠款強烈刺激了中國社會，人們開始領悟中國的落後是全面的，變法的呼聲從此變得響亮起來。即使戊戌變法後來失敗了，慈禧太后也開始奉行“新政”，但各種補救措施都已無法挽回清朝政權的崩潰。
甲午戰爭還是東亞地緣政治格局徹底改寫的分水嶺，日本從此在東亞“一強”為大。甲午戰爭後的東亞力量對比形勢持續了很久，直到最近一些年才再次變化。可以説，在有了一百多年的混亂之後，這一對比現在終於向它的傳統格局逐漸迴歸。
客觀而言，汲取甲午戰爭的教訓和經驗，不是件容易的事，中日做得都不太好。中國此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社會動盪，國家發展才慢慢上路。日本因甲午戰爭的勝利極度膨脹，對外擴張一發而不可收，它終於在二次大戰後期遭到世界大國的聯合打擊，迴歸了一個島國的原形。
中國這一百多年的風雨，應當説都與甲午戰爭有關，但我們的全部見識都用來消化那個歷史拐點，仍談不上寬裕。如何看中國今天的歷史及現實地緣政治方位，什麼是甲午戰爭對我們今天“最有意義的教訓”，中國社會內部有諸多爭論，共識基本談不上。
中國有可能遭遇新的“甲午戰爭”嗎?這個問題被不少人提出。歷史當然不可能有簡單的複製，但中國社會仍然面對諸多不確定性。至於它們的性質都是什麼，中國人的戰略自信又基於什麼，輿論同樣莫衷一是。
拿甲午戰爭或者一戰(今年是100週年)前的歷史環境套今天中國的境遇，總體來説是幼稚的。人類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發生瞭如此深刻的變化，事物的運行邏輯亦有所不同。甲午戰爭告訴了我們突變的可能性，但我們無法破解、總結國家風險的真實密碼。
今天的特點是，中國在崛起，但擾亂中國崛起的內外因素很多。甲午一戰的敗績就摧毀了清朝，但之後世界上有過很多國家走出局部戰爭受挫陰影的例子。如今中國的強勁發展增加了國家的力量，但也釋放了大量問題。這些正負元素相互抵消後，國家究竟得到的是什麼，是增加了全社會的承受力，還是變得更脆弱了，這樣的思考很費神。
日本列島仍在中國大陸的東北方向，但日本已經不在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戰略位置上。美國在當年日本的位置上嗎?這樣問問題同樣很有趣。
120年前的中國顯然缺少很多東西，但我們似乎最缺的是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後有條不紊推行改革的能力。國家在那之後以極端痛苦的方式摸索了幾十年，每一次的選擇都是通過流血對抗實現的，而且險些在日本的侵略之下亡國。消化這些沉痛教訓，思考很重要，但光靠思考又是遠遠不夠的。
甲午戰爭為之後的中國展開了一張巨大的考卷，直到今天我們都在繼續回答。中國必須推進、完成已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大大提高克服我國社會各種痼疾的效率。我們需要戰勝腐敗，建立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穩定關係，讓歷代革命者都倍加推崇的民主在這個國家真正落地生根，等等。而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再以社會動盪的代價來換取。中國只有做到這些，我們才能説，甲午戰爭以及中國近代的歷次教訓得到了充分汲取。
■解讀
談“甲午”表明維護祖國統一是主流
旅日作家薩蘇介紹，甲午戰爭和台灣關係十分密切，《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人民自發抵抗，黑旗軍也加入此行列。這場戰爭日本稱為乙未戰爭，這場戰爭又打了將近一年台灣才淪陷，而台灣人民在這場戰爭中付出的犧牲極大。
在這次戰爭後台灣人民也一直堅持着“中華衣冠”。“我們可以看到，1919年在台灣拍攝的照片中，台灣士紳的服裝依舊是沒有頂戴花翎的清朝士紳服裝，保持中華衣冠，這一點難能可貴。”薩蘇説。
台灣在這次戰爭中的抵抗是值得後人敬仰的，他們為維護祖國統一和中華幾千年傳統付出了很大犧牲。薩蘇認為，習近平的這一評價，表示了國家對在這場戰爭中台灣人勇氣的承認。
在日本佐世保海軍基地至今還有當年台灣抗日軍民所使用的大炮，這種大炮很多是嘉慶和道光年間製造的，但台灣人民當時就用這樣的武器抗日。“肯定他們也表明了當年維護祖國統一的主流。”薩蘇説，過去的歷史無法選擇，但是現在的事情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應該讓歷史重演。如果台灣同胞能夠與大陸同胞榮辱與共，在血濃於水情境下，雙方肯定能開創一個美好未來。
“甲午之年”院士大會提創新
時間：2014年6月9日“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在6月9日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説，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習近平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科教興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定不移走科技強國之路。
■解讀
“甲午”戰敗輸在科技輸在體制
軍科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原副部長羅援將軍説，甲午戰爭作為一段恥辱史，對中華民族來説錐心刺骨，歷史教訓非常深刻，落後必然捱打。習近平在院士大會上談及甲午歷史，提倡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體現了對科技人才的重視，實際上戰鬥力的較量就是科技和人才的比拼。”羅援説。
薩蘇表示，甲午戰爭前後中國科技發展極大影響了國運。1870年開始，中國開始“同光中興”時代，也出現了一次科技發展高潮，主要是向先進國家學習。當時日本也在進行科技改造，在國家政策鼓勵下，日本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超過清王朝，使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佔盡優勢，如日本專家下瀨雅允研製的炸藥使日軍在海戰中具有了很大優勢，炮彈威力大，北洋水師深受其害。可見日本科技發展極大推動了日本走上強國之路。
“我們不僅輸在體制上，也輸在科技上，當然根子還是在體制上，因為封建王朝體制對於科技發展的鼓勵是不夠的。”薩蘇表示，習主席講話表明他清楚意識到甲午戰爭我們輸在什麼地方，也符合一直強調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原則。不管是對國防還是對於國家的繁榮昌盛，科技都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作為大國，我國科技不可能完全依賴國外，必須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就成了踐行這種努力的基地。
法國報章裏的甲午戰爭：英國或成為“戰敗國”
早在黃海海戰之前，法國媒體就認識到，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相比有明顯差距
120年前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被當時的國際政治界視為19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這場戰爭打破了當時西方列強在遠東的格局，在政治經濟上標誌着一個亞洲強國日本的誕生，而且對歐洲各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關係也產生重大影響。當時的法國報刊對甲午戰爭非常關注，僅《費加羅報》在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間就發表了130多篇報道和評論文章。法國的遠東和中國問題專家也做出了各種分析和判斷。
本文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關資料，對當時法國有關甲午戰爭的觀點和看法作一簡要介紹，旨在給當前國內對這段歷史的反思提供一個新視角。
概括地説，西方對甲午戰爭態度的出發點是自身在華利益，對日本咄咄相逼的攻勢不能不警覺和關注。武力威懾和外交壓力雙管齊下，其目的無非是利益。通觀所有報道和評論，幾乎沒有譴責侵略之辭。這其實並不奇怪。西方列強本來就是侵略者。
在西方列強中，中日甲午戰爭的最大受害者無疑是英國。一些法國專家甚至認為，英國有可能成為“沒有參戰的戰敗國”。甲午戰爭有可能給英國在遠東造成雙重危機。首先，日本作為海上強國的崛起，對英國在中國海域、乃至太平洋的霸權是一個直接威脅。英國在華長期經營的利益可能轉手日本。面對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作為“海上警察”的英國既感到不可袖手旁觀，又無可奈何。它在埃及、非洲、緬甸、印度等地多處用兵，分身乏術。再者，英俄之間沒有達成協議共同干預。所以，英國的影響僅僅是威懾而已。
另一個潛在的危機則來自西方的競爭夥伴。英國曾一度想利用其在華的有利地位和對清廷的影響成為中國與日本媾和的代言人。但是，英國使節的調停建議很快被日本拒絕，而美國則出乎意料地成為被日本認可的中介。西方其他國家(尤其是法俄)出於和大英帝國在亞洲明搶暗奪的利益之爭，既對日本的崛起感到憂慮，又對英國海上霸權受到挑戰而幸災樂禍，並想乘機發展自己在華和遠東的勢力範圍。
中日甲午戰爭的另一個受害者就是俄國。如果説中國和歐洲列強(尤其英國)的關係是建立在商業利益基礎之上的，那麼和俄國則又多了一層領土的關聯。俄國不希望在兩個亞洲大國之間建立起來的平衡因日本的介入而打破。更有甚者，日本對遼東半島的野心也觸犯了俄國的利益。
鑑於上述原因，英俄兩國都曾擺出劍拔弩張之勢。據《費加羅報》當年10月5日的一條消息：英國內閣於10月初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是否出兵干預，保護英國在華僑民和利益不受戰爭的損害。英國派出遠東艦隊巡視，另有幾十艘艦艇正在向中國海域增援。如果英國出兵，俄國駐守在東北邊境的重兵，隨時可以以同樣的理由介入。法國在中國北部沒有利益，但是出於法俄聯盟，會支持俄國。然而親日的美國不會袖手旁觀。《費加羅報》同一條消息引用當時一位美國權威人士的話説：“美國不允許任何國家企圖阻止日本享有戰爭勝利的成果”，並聲稱：“美國可以在30天之內招募5萬志願軍和日本並肩作戰”。德國持觀望態度，但是反對出兵遏制日本。當時有人擔心，這場發生在遠東的戰火會燒到歐洲。
隨着戰事的迅速發展，旅順口失陷後，西方几乎一邊倒地認為，日本躋身列強、參與瓜分中國膏腴已是既成事實。歐洲各國雖然措手不及，然而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同一個新生的強國進行完全平等的外交談判，以便從這種不利的處境中為本國獲得最大的利益。
法國主張歐洲和美國在中國海域方針上達成共識，並根據亞太地區新的實力分配，調整本國的亞洲戰略。法國遠東問題專家弗朗索瓦·科瑟龍·德維爾努瓦西明確指出，白人獨霸世界的時代已經結束，西方各國從此應當放棄種族偏見，接納日本，視其為與己同等的一員。
西方列強在甲午戰爭震驚之餘，首先維護的是各自在華的政治和商業利益。如果日本不過於貪婪，那不過是“瓜分俱樂部”多了一名成員而已。《馬關條約》簽署後，俄國對日本佔領遼東半島深感不滿，認為阻礙它向中國東北的擴張(西伯利亞鐵路正在修建中)，於是聯合法國和德國出面干預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但是條件為中國補賠3000萬兩白銀。
認為中國只是“泥腿巨人”
西方人眼裏，中國曾經被視為“東方巨人”。法國傳教士對中國的大量介紹不僅為漢學的萌發奠定了基礎，而且曾一度在法國乃至歐洲掀起了“中國熱”，以致影響到一些啓蒙運動思想家。
隨着漢學的發展，西方對中國的瞭解也愈加深入，他們逐漸發現“東方巨人”在近代科學和技術上與西方的差距。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除了大量介紹中國古老的文化外，也記錄了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的觀察和分析。沙守信神父曾經在一封信中講述這樣一段故事：他把一幅世界地圖在翰林院展示，十幾個翰林們竟把亞非歐三洲大陸認作中國的版圖。當沙守信點明中國疆界後，翰林們感到吃驚，連聲説：“小得緊、小得緊。”
兩次鴉片戰爭是中西方兩個文明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正面武裝衝突，以英法為首的西方列強看到了大清帝國傲慢外表掩飾下的內部虛弱。然而在昔日的戰勝國眼裏，中日甲午戰爭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東方文明內部兩個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更有甚者，侵略者是歷來不被中國人放在眼裏的“倭寇”。長期受中國文化薰陶和影響的日本，經明治維新後短短二十多年，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完成了西化轉型，一躍而躋身強國之列，速度之快令西方震驚。《世界插圖新聞週刊》1894年10月13日一篇文章直截了當地指出，當年被歐洲當作笑料的日本已不復存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西方國家。
同日本的快速轉變和發展相比，法國評論界認為，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後，依然沉睡未醒。中國文明曾經開化東方，然而由於過於相信和依賴本國無窮無盡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它封閉自守，以致在近代落後於西方几個世紀。李鴻章被認為是清朝上層唯一對時局有清醒認識、覺察出中國軍力已非日本對手的高官。他主張以西洋的方式裝備和訓練軍隊，組建北洋水師，請包括琅威理在內的英德軍官幫助管理和訓練。這一系列大膽創新的措施，曾得到西方人的關注和好評。但是明眼人很快就意識到，李鴻章一人回天乏術。
《地理消息月刊》1894年9月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如中法戰爭時期一樣，大清各艦隊不能統一作戰，海軍衙門有名無實，真正有實力的只有北洋艦隊。但是它在總噸位、總體作戰性能上都不如日本海軍。當時大清八旗、綠營和地方武裝總共約有175萬陸軍，但是可調動的不超過20萬，其中具有西洋槍炮裝備的僅有7.5萬人左右。這些部隊缺乏與槍炮相應的戰鬥訓練，作戰意識還處於大刀長矛階段。大多數士兵沒有起碼的武器技術知識，不講衞生，不懂得保養槍炮，以致器械失效事件時有發生。軍隊編制老化，尤其缺乏有素質和近代作戰知識和經驗的各級軍官，所以沒有戰鬥力。
當時法國有關資料對清軍的腐敗也有詳細報道，並認為是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有些軍官把朝廷花重金購買的最先進的德制克虜伯大炮拿去當鋪抵押換銀子，開戰後來不及贖回大炮便倉皇敗逃;公使李鳳苞在德國買軍艦大肆受賄;天津道台盛宣懷受李鴻章委託向德國人購買30萬支步槍，原價為每支2兩卻轉手以每支9兩賣給朝廷;受李鴻章委託在歐主辦軍務的駐法公使陳季同，在巴黎花天酒地，負債累累後悄然離去，被《費加羅報》蔑稱為“紅磨坊的犧牲品”(見該報1891年4月23日報道，當時的紅磨坊乃妓舞夜總會)。如此腐敗現象，不一而足。
甲午戰爭時的中國，在西方人眼裏是一個“以泥腿支撐的巨人”，“花團錦簇的官袍裏面只剩下一具喪失靈魂的軀體”。
預測中華帝國面臨分裂
甲午戰後，“東方巨人”雖然暫時倒下，但是還可以站起來。日本能借助西方的政體和技術一躍而成為強國，中國為什麼不能?以著名漢學家威妥瑪為代表的很多遠東問題專家都認為，中國的戰敗與其説是外敵太強，不如説是自己太弱。外來的危機所揭示的是中國社會內部深層的危機。很難想象具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一旦像日本一樣西化，具有歐式編制、訓練、管理和裝備的先進軍隊，將會給未來世界的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和變化。
所以歸根到底，甲午戰爭以後最重大的國際事件，並不在於列強在華、乃至在遠東的實力範圍的重新劃分，而在於這個“東方巨人”自身的演變。關於這個演變，西方專家們提出過許多推測。一種可能是來自上層的革新，清廷將沿襲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走過的道路，刻不容緩地實施變革。另一種推測就是清廷被推翻。然而無論革新還是改朝換代，偌大的中國要想從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中脱胎換骨，其風險是日本明治維新所不可比擬的。一個自以為永恆不變的帝國受到了全世界列強的圍攻。不革新就要滅亡。而伴隨革新而至的，很可能是帝國解體，形成分治割據的局面。有人把中華帝國的解體同羅馬帝國的解體相提並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規律。出於西方列強的自身利益，他們認為，中華帝國的解體對歐洲發展在華通商和貿易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讓西方列強警惕的是，中日之間有可能言歸於好，形成“黃種人的東亞同盟”。戰後日本不僅在工業和貿易上在華舉足輕重，成為歐洲國家的強勁競爭對手，更重要的是可以從文化上給中國西化提供樣板。共同的儒家文化淵源使中日之間的對話比中西之間的對話更直接，也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威妥瑪認為：戰爭的最終結果有可能是中華帝國和日本帝國的共同消亡。言下之意，一個新的東亞帝國的誕生。這顯然是西方不希望看到的。
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產生，西方各國在明爭暗鬥的同時，又不得不相互利用，達成一致。在西方試圖遏制日本在華乃至東亞擴張勢力的爭鬥中，英國仍然占主導地位。德維爾努瓦西引用當時法國外長的話説：儘管我們在華利益受到英國的損害，儘管我們對英國的霸權不滿和嫉妒，但是歐洲不希望英國過早地削弱。德維爾努瓦西還認為，西方在保護自身在華經濟利益的同時，還必須注重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和滲透。在這一點上，法國有着優勢。法國的傳教士曾經深入中國社會各階層，而且法國19世紀的漢學研究是世界領先的。所以法國必須在這個動盪時期，發展和加強它在華的文化優勢，這也許是防止中日聯盟最有效的手段。
後來的歷史證明，文化影響的確比經濟技術更深遠。不過，它並沒有來自傳教士，而是來自布爾什維克。
看甲午戰爭：弄虛作假騙己騙不了敵人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防時空》節目從5月1日開始推出紀念甲午戰爭120週年特別節目《一南眼中的甲午戰爭》，今天刊發《金一南看甲午：軍演弄虛作假只能騙自己無法騙敵人》。
中國清朝後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北洋水師(資料圖)
海上作戰對軍隊的組織訓練提出最嚴格要求
古代兵法認為軍隊戰鬥力構成包括三大因素：軍人、裝備和地形，這主要是在冷兵器時代。那時武器比較簡單，如大刀、長矛、梭鏢、弓箭等。古人也並不認為單單大刀、長矛、梭鏢、弓箭本身就是戰鬥力，它們必須與人結合，而且必須考慮地形，古人就認識到戰鬥力的構成包括武器、人員和地形。
到了現代兵器時代，尤其是熱兵器出現以後，戰鬥力的衡量發生了改變，現在的三大要素分別是人、武器和組織，組織當中就包括訓練。
今天很多武器克服地形的能力都變得很強，因而地形相比於古代在軍隊作戰要素中的比例正在下降。而怎樣有效把軍隊組織起來?這成為一個很關鍵的要素。
現代空軍憑藉一架先進的戰鬥機和一兩名素質優秀的飛行員，單機就能形成戰鬥力，而海軍不一樣。自從戰爭與人類社會相伴以來，還沒有哪一種力量像海軍這樣，尤其檢驗一支軍隊的整體實力。也沒有哪一種兵器像軍艦這樣，每一個戰鬥動作的質量都是全體成員戰鬥動作質量的總合。
美軍一艘航母上的官兵多達5000多人，過去北洋海軍一艘軍艦也有上百或數百名官兵，分為槍炮、輪機、航海、瞭望等各種各樣的職位，才能總體形成一個戰鬥力。因此，海上作戰特別考驗一支軍隊的組織能力和軍隊的訓練水平。
北洋海軍吃虧最大的就在這一點。在陸地上作戰，如果軍風不好、指揮不行、組織不行，可能有些還能夠掩蓋，局部的力量還能夠發揮出來。海上作戰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個部門不行，整體作戰的能力就會垮塌。
海上作戰對軍隊的組織、訓練提出可能是各軍種之間最嚴格的要求，使得北洋海軍吃了大虧，暴露出平常訓練荒疏等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後導致滿盤皆輸。雖然有鄧世昌等一批作戰非常英勇的官兵，但無法形成整體合力，以個別的英勇形成總體合力，最終導致全軍覆沒。
真正的戰鬥力，產生於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嚴謹的作風形成的整體合力。一支平素疏於訓練卻精於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怎樣英勇，也難整合成整體合力。
731部隊至少生產2470枚細菌炸彈
這是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中央檢閲部1939年《通信檢閲月報(九月)》的掃描件，其中記錄了重慶大轟炸期間，1939年一次連續三天的轟炸造成了25人死亡，其中有3名孩子的慘狀，該信件被扣押處置(7月1日攝)。
《阿爾沃 湯姆森報告》是1946年由當時美國迪特里克基地中校阿爾沃 湯姆森對731部隊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隊長北野政次進行審訊之後，形成的總結性報告。該報告詳細記述了731部隊總部的體制、配置、職責以及細菌戰和人體試驗等有關信息。
生產了十種類型細菌炸彈
石井四郎供述，至1940年，已經研製出9種用於細菌病原體傳播的炸彈，並進行了實地測試。其中包括用於污染土地、製造傳染性雲霧，以及爆裂彈藥，即通過污染炸彈碎片和炮彈碎片造成傷害而感染並致傷亡。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人楊彥君説，在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得出侵華日軍生產了至少10種類型的細菌炸彈。包括石井式陶瓷細菌彈、HA型炸彈、I型炸彈、RO型炸彈、SI型炸彈、U型炸彈、老型UJI炸彈、GA型炸彈、100UJI型炸彈、母女彈等。
以炭疽菌鼠疫菌傷寒菌為主
據石井四郎向湯姆森提供的數據，1937年至1942年，731部隊共生產了2470枚攜帶細菌病原體的炸彈，這些細菌彈以炭疽菌、鼠疫菌和傷寒菌為主要填充菌。
楊彥君説，在侵華日軍生產的細菌炸彈中，以石井式陶瓷細菌彈、HA型炸彈為主要類型。其中石井式陶瓷細菌彈是731部隊生產最多的細菌彈，由731部隊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直接參與研發設計，是專為填裝帶有鼠疫菌的跳蚤而設計的，1940年至1942年共生產了約500枚。
“根據《阿爾沃 湯姆森報告》的詳細記錄，可以明確斷定細菌炸彈的研製是以細菌戰攻擊為最終目標的。根據翔實的實驗數據和設計圖紙，進一步證實了731部隊以進行細菌戰為目的而開展了細菌武器研究、試驗和生產的歷史事實。”楊彥君説。
3000多人在細菌試驗中死亡
731部隊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稱，總部基地建在哈爾濱市平房區。資料顯示，有3000多人在731部隊細菌試驗和人體試驗中死亡。
記者從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獲悉，該中心“美國解密日本細菌戰檔案調查研究”課題組完整編譯出關於侵華日軍細菌武器的《阿爾沃 湯姆森報告》。該報告認為，侵華日軍731部隊研發細菌武器是經官方批准的，並且得到最高軍事當局的支持。
宣稱不曾得到官方指示
湯姆森在報告中寫到：“儘管石井四郎宣稱細菌武器只是關東軍水供給和淨化部中非常微小的一方面，並且該研究的進行也不曾得到官方指示。但是，從其所完成的研究和所取得的進展來看，顯然細菌武器研發的各個階段都是大規模進行的，是經官方批准的，並且得到最高軍事當局的支持。”
據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人楊彥君介紹，湯姆森在第一次問訊時，石井四郎掩蓋了細菌戰、細菌武器的研究和人體試驗罪行，而通過多次問訊，湯姆森得到了比第一次更多而又重要的情報。
楊彥君説：“石井四郎從避談細菌戰、人體試驗到積極配合湯姆森的調查，短時期內有如此大變化，除了美軍施加壓力之外，美軍和石井四郎達成了交易，為獲取細菌戰和人體試驗情報信息，將調查不作為戰爭罪行證據。”
楊彥君説，根據《阿爾沃 湯姆森報告》的內容，可以明確地斷定細菌炸彈的研製是以細菌戰攻擊為最終目標的，而且細菌炸彈研究、設計和實驗的各個階段都是大規模展開的，完全不是軍事預防醫學的研究內容。
731遺址核心區域
有望明年開放
記者從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瞭解到，731遺址核心區域的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集中清理工作已展開，爭取於明年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對外開放。
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是侵華日軍731部隊進行細菌試驗的核心區域。該舊址建築長約170米，寬約140米，731部隊潰逃前夕將其炸燬。
1982年，四方樓地上部分殘存建築設施消失，僅存建築基址。2000年8月，工作人員曾對四方樓基址進行挖掘清理，使地下中心走廊和特設監獄部分基址裸露出來。
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説，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是731部隊生產細菌的主要地方，是證明731部隊進行細菌武器研究和人體解剖的直接證據。清理工作是731遺址保護性開發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份基本結束，爭取明年對外開放。
731遺址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細菌戰遺址羣，遺址面積達24.8萬平方米，在這裏有3000多人被731部隊用作活人試驗。
浙江啓動編寫
日軍細菌戰專題
浙江是日軍在華細菌戰的重災區，浙江省黨史辦近日啓動《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專題研究》編寫工作，相關成果將在明年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前夕結集發佈。
細菌戰是嚴重違反國際公約的慘無人道的行徑，日本是二戰中唯一大規模實施細菌戰的國家。
浙江省黨史辦一處處長包曉峯介紹説，據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全省七成地市、三成區縣曾留下過細菌戰的魔爪。
編寫《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專題研究》，旨在進一步釐清日軍在浙細菌戰的史實，以史為鑑教育後人，同時反擊日本右翼勢力無視歷史的讕言。
包曉峯説，編寫工作由全省黨史系統和從事細菌戰研究的民間人士共同參與，將對檔案資料、口述資料和研究資料進行綜合，既有全省綜合性的研究，也有針對像義烏等細菌戰重災區的地域性研究。
1942年9月至11月，日軍731部隊、榮字1644部隊等細菌戰部隊在義烏崇山村施放鼠疫菌，造成23家絕户、404人遇難。據《義烏市志》記載，義烏當地有1318人死於日軍細菌戰。
戰犯長島勤筆供罪行提要
中央檔案館7日公佈了日本戰犯長島勤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長島勤1955年5月筆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縣人。1938年12月到中國，任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部員。1942年4月，任日本陸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長。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濟南防衞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鮮咸興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東，指揮部隊參加“泰(安)萊(蕪)蒙(陰)作戰”，“結果殺人：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燒燬破壞民房是100餘間”。
1943年5月中旬，指揮部隊參加“魯中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軍人380名，燒燬破壞民房20餘間”。
1943年6月，指揮部隊參加“東臨道作戰”(聊城縣北方地域)，“結果殺害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虜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揮部隊參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虜30名。”
1943年9月，指揮部隊參加“三教堂作戰”(禹城、濟陽、臨邑)“結果殺人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10餘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揮部隊參加“十八秋魯中魯北作戰”，“結果：殺人，抗日軍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燒燬兵營2棟，燒燬民房300餘間”，“掠奪糧食300噸”。
1944年3月-4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戰”(萊蕪、長清、歷城、齊河、章丘)，“結果殺害抗日軍210名、和平人民70名，燒燬民房300間”。
1944年6月-7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奪小麥5700噸”。
1944年8月-9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奪花生油1000簍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秋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燒燬破壞民房200餘間”。
1945年1月-3月，指揮部隊參加“二十春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壞燒燬民房300餘間”。
1945年5月，指揮部隊參加“秀嶺一號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80名、和平人民210名，燒燬破壞民房1000餘間”。
從1942年4月-1945年7月，“進行了大小15次作戰討伐，殺害抗日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燒燬破壞民房2220間以上，逮捕了抗日軍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奪糧食6000噸，酷使強制勞役是12萬工日。”“每次在作戰中殺害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採取很多刺殺、斬殺、斬首、爆殺、燒殺、絞殺、瓦斯殺等極其殘忍的虐殺手段，又常常殺害俘虜”。“1945年2月上旬，111大隊在我的命令下，行動中在東阿縣馬家海子刺殺負傷員俘虜7名。1942年7月，110大隊在萊蕪縣九頂山，用瓦斯彈殺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最新公佈檔案記述日軍對中國多地大轟炸
在吉林省檔案館最新公佈的一批侵華日軍檔案中，有多處記述了日軍曾在侵華期間對重慶、長沙等中國城市進行了慘烈的轟炸。
在一份1939年的《通信檢閲月報(九月)》中，記載了阿根廷《E巴魯特斯》雜誌描述的日軍對重慶進行連續3天大轟炸的慘況：日本最近的空襲目標是重慶，在這個夏天一開始進行了連續3天的集中空襲，在此期間投下的炮彈導致1萬多人受傷，30户人家燒燬，1/5城市街區遭到破壞……在瓦礫堆裏發現8名孩子的屍體。
另一份檔案《通信郵檢月報(六月)》(1939年)中記載了當時上海日報社發給奉天小南關天主堂的一份報紙，其中寫道：“日本開始侵略以來已有兩年之餘，仍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現在依靠在一些很普通的城市發動轟炸，不斷擾亂人民的和平生活。重慶……並不是武裝型城市，也不是軍事防衞型城市，日軍戰機經常向這一非戰鬥人員集中地區投放炸彈，引起了無數的火災，投放的炸彈超過1000枚，人民被殘忍虐殺。”
在這批檔案中，除了重慶之外，還記錄了日軍對揚州、宜昌等城市的轟炸行為。在《通信檢閲月報(九月)》(1939年)中記載了日軍對揚州、宜昌的轟炸，炸燬兩艘英國船隻。
731部隊倖存勞工：有人被打得半死
1944年農曆9月的一天，年僅17歲的羅百祥在黑龍江省賓縣濱州街市場玩，不料被幾名日偽警察強行戴上手銬，被塞在黑屋子裏關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被運到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當勞工，開始了長達半年多的悲慘生活。
羅百祥1927年出生，黑龍江省賓縣人，是家裏的獨生子。當時在731部隊當勞工的生活又苦又累、又冷又餓，很多勞工受不了，有的病死，有的累垮，有的失蹤。羅百祥在當時算是比較年輕的，身體較好，咬牙挺到了抗日戰爭勝利，可謂死裏逃生。
在羅百祥的記憶中，731部隊的勞工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住的工棚是從地面挖開一米半深的地溝，搭上竹棍子，蓋上一層葦蓆，睡在又硬又冷的土台上。天一亮就起牀幹活，天黑才回到工棚，冬季棚外零下二三十攝氏度，棚內最冷時達到零下10攝氏度。而吃的是發黴的玉米麪、凍土豆子和在一起的熬成的泥巴糊。
1945年3月末，羅百祥被遣送回賓縣，但卻落下一身病，患有嚴重的全身性風濕病，經常疼痛難忍。當勞工期間，羅百祥和其他工友每天重體力勞動10多個小時，主要為731部隊搞建築、挖地溝、砌磚牆、蓋倉庫，有時被派去官兵宿舍做維修，抹灰清掃。
在731部隊，日本人把勞工的生命當草芥。有些勞工在現場幹活稍慢一點，或日本工頭看誰不順眼，就破口大罵，並拳打腳踢，有時還用鎬把打人。一次，羅百祥正在砌磚，因標準線被擋住沒對準，日本工頭髮現後就破口大罵，並狠狠地搧他兩邊嘴巴，滿口流血，痛得要命。
羅百祥在證言中説，當時的日本人每天上下午到工地檢查兩次，每星期天帶着軍醫到工棚來檢查一次，發現有些幹不動活的勞工就往死裏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有的頭破血流，斷胳膊折腿，然後被架走就不知去向，從此失蹤。”
“據説有些人被拉去搞細菌實驗了，我們賓縣勞工70人在731部隊幹活，到後期回家的只剩下45人，其他縣的勞工死在日本人手裏也很多。”羅百祥在證言中説。
731部隊至少生產2470枚細菌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