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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麼，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麼？
中華是禮，羅馬是法。
正如在中國，失禮或非禮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羅馬人也把違法看作不可原諒的行為。他們寧肯吃虧、失敗甚至掉腦袋，也不肯違法。愷撒被殺後，西塞羅曾提出儘快召開元老院會議，以鞏固成果。而且，刺殺集團的主要成員布魯圖身為大法官，恰好有此權力。
這位布魯圖是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布魯圖的後代。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大法官只有在兩位執政官都無法召集會議時，才能行使這項權力。這時，一位執政官愷撒已死，另一位執政官安東尼卻還在羅馬。因此，布魯圖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拒絕了西塞羅的提議。
布魯圖説：這是違法的。
這事聽起來十分怪異，因為行刺愷撒的布魯圖原本是殺人兇手。而且，愷撒作為終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也就是説，布魯圖已經雙重意義地犯過法了，再違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況還是為了國家。
然而布魯圖就是不肯，以至於坐失良機。
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恐怕只能解釋為迂腐，但在羅馬則會得到尊重。因為刺殺愷撒是可以理解為戰爭的，即共和國與破壞共和的國家敵人之間的戰爭。戰爭當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護公敵，布魯圖心安理得。
開會則不一樣。召集元老院會議，原本因為只有元老院的決定才是合法的。如果會議本身違法，那麼這決定還能合法嗎？依靠非法會議重建的共和，是羅馬人民想要的嗎？這豈非重新回到了愷撒的人治路線？
可惜布魯圖沒有想到，把愷撒視為國家的敵人，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元老院並沒有宣佈愷撒是人民公敵。所以他們的刺殺仍屬非法，必須被判有罪。
布魯圖也只好自殺。
法治觀念如此之強，在全世界當數第一。
這當然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亞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離運動也功不可沒。因為正是在這場運動之後，羅馬迫於平民的壓力開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銅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銅表法》。[3]
《十二銅表法》於公元前451年由古羅馬十人委員會起草，至公元前449年完成，是羅馬第一部真正的法典。該法典鐫刻於青銅之上，公開展示。據羅馬文明博物館《十二銅表法》複製品。
以法治國，正式開始。
最早制定的是為本國公民頒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國內法。後來版圖擴張，人口眾多，外族和異邦也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萬民法，亦即國際法。最後，這兩大法律體系被合在一起，叫統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這時，已是東羅馬帝國時期了。
羅馬法在世界古代社會，堪稱最為系統完善。它包括兩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關於政府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的。私法與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為三個部分：人法、物法、訴訟法。這三個部分當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規定了什麼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條件是具備人格，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隸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所以奴隸沒有人權。
人權在羅馬法當中就是身份權，包括自由權、家族權和公民權。有自由權，就是人；有家族權，就是男人；有公民權，就是羅馬人（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
在羅馬，這三種身份權是可以分開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喪失，叫人格減等。喪失家族權叫小減等，從此不是男人；喪失公民權叫中減等，從此不是羅馬人；喪失自由權叫大減等，從此人格盡失，不再是人。
這就是羅馬的法定人權。
人權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賦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剝奪。如果被授予公民權，就有了羅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被剝奪自由權，則從自由人變成了奴隸。
沒人願意失去人權，所以誰都不敢以身試法。
執政官和皇帝也一樣，他們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雖然沒有行政權，只能對執政者提出建議和忠告。但是他們手上有一張王牌，叫“元老院最終勸告”。如果接到這份通牒還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佈他為人民公敵。
結果怎麼樣呢？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
對於這項能夠制衡權力的權力，元老院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而只要元老院的這個功能還在，羅馬就很難從共和走向帝制。後來屋大維革命成功，是因為蘇拉和愷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則給足了元老們面子。
當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時勢使然。
但，即便從共和國變成了帝國，羅馬也仍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公元100年9月，執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發表就職演説時，就對坐在會場中的皇帝圖拉真説：皇帝不應該在法律之上。相反，他應該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羅馬人早就懂了。
戰敗國和他們的臣民，當然也如此。
前面説過，中國的周和羅馬在處理國際關係時，都極具政治智慧地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了共同體，把對立面變成了自己人。但，這絕不意味着一視同仁。相反，那些戰敗國和同盟國，關係有遠近，權益有寡多。
也就是説，共同體內是有等級的。
周人的等級叫五服，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其中離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遠的叫荒服。實際上，一個諸侯國如果屬於荒服，已經是“地老天荒”了。他們往往仍被視為蠻夷，對周王室應盡的義務也最少。
羅馬也是五等，分別是羅馬、加盟國、自治國、殖民地和同盟國。跟周人的五服一樣，這也是一個權利和義務同步遞減的序列。羅馬人擁有的權利最多，應盡的義務也最大，同盟國則相反。
當然，這是羅馬在聯盟時代的事情。後來，戰敗國也像在波斯一樣被設為行省，治理的方針卻一如既往：根據關係的親疏和表現的好壞給予不同的權益。
羅馬手中的牌，是公民權。
公民權不是基本人權，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羅馬授予公民權，就意味着這個人的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將受到法律保護。如果被侵犯，羅馬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這當然令人嚮往，誰不想靠上羅馬這棵大樹呢？
羅馬的方針卻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羅馬公民權，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一些乾脆沒有公民權。不過，他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習俗，也不用學拉丁語。
這才真是和而不同。
難怪其他帝國都滅亡了，羅馬卻穩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並不萬能。西塞羅和布魯圖也不會想到，屋大維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國的磚瓦樑柱建造他的帝國大廈，而且這大廈有一天還會倒掉。
後面這一點，屋大維也沒有想到。
[3]羅馬人法治觀念的源頭，也許可以追溯到西亞。有一塊出土的泥板上，就用蘇美爾文記載了大約在公元前1890年的法律判決。此後，則有烏爾第三王朝的《烏爾納木法典》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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