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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晚唐時期軍亂的原因類型有哪些？對其發展有何影響？
晚唐五代軍亂頻發，固然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但具體到每次軍亂爆發的具體原因則各有千秋。除史料記載過於簡略的軍亂外，比如長慶元年九月，“相州兵亂，殺刺史邢楚”。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九月，“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二月，“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等，大部分軍亂都能確定其爆發的原因。大部分軍亂大致都可以歸入以下四類：抗拒型，反暴型，求權型和求利性。
抗拒型軍亂是指將士因內心抗拒而發起的動亂。其含義比較豐富，既可以指拒絕朝廷任命的主帥，又可以指抗拒主帥或軍將的命令等。這類軍亂在整個晚唐五代約有75次。在軍將有罪如何懲處的問題上，容易出現抗拒型軍亂。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原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時，軍資豐盈，除去正常的軍隊開支之外還有上百萬解的積蓄。王思禮死後，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解在”。朝廷聞之，令派鄧景山赴任，“景山至，則鈎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十月，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鑼罪之，“殺都監潘長、推官錘安德，奔於吳”。
在軍隊駐地遷移的問題上，也非常容易出現抗拒型軍亂。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十二月，以那寧節度使馬磷為徑原節度，移鎮徑州，“眾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幸得段秀實處置得當，及時抓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並嚴令“後徙者族，流言者刑”氣遷移才得以成行。大曆四年(公元769年)六月，郭子儀自河中遷於那州，除部分精兵隨行外，其餘軍隊由各自將領統帥，分守河中、靈州。“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那逃歸；行軍司馬嚴鄖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眾心乃定”。大曆五年(公元770年)二月，李抱玉徙鎮贅釐，“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大順元年(公元890年)五月，李克用將圖河朔，令潞州李克恭選後院將曉勇者五百人送到晉陽，眾軍並不願遷徙。“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鞋，霸招其眾以叛”。
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四月，調發安義兵三千戍琢州，安義牙將楊立煽動軍人説：“前此潞兵未嘗戍邊，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繼而鼓動軍亂，焚燒坊市。另有其他一些原因導致的抗拒型軍亂髮生。
例如天覆二年(公元902年)月，錢繆命令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給帥兵修整溝恤，士卒即有怨言，徐給密謀殺錢鑼，不果後，縱兵焚掠。這是抗拒勞役引發的軍亂。反暴型軍亂比較簡單，即主帥殘暴或虐待士卒導致的士卒反抗。這一類型軍亂在整個軍亂中約有51次。這一類軍亂的數量是四類中最少的，説明晚唐五代時期軍亂頻繁發生並非主要由於軍將或主帥的殘暴。
反暴型軍亂也是以往學界在研究軍亂之時最為關注的方面，其原因無非以革命鬥爭史觀視之，認為這類反暴型軍亂是反抗階級壓迫的產物，甚至有一定“進步性”。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且不論軍將反抗主帥暴政不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產物；就以普通軍士而言，諸如牙兵之流的反抗也絕非因“階級壓迫”。求權型軍亂也比較好理解，即將士為謀奪帥位或長官職位而發動的軍亂。這類軍亂的數量也是非常多的，整個晚唐五代時期有81次。如此多因為權力爭奪而發生的軍亂，顯示了軍人野心的膨脹和人心思亂的社會情況。求利型軍亂在晚唐五代軍亂總數中是最多的，有86次。這一類軍亂不僅數量多，內容也最為複雜，形式也最為繁複。總體上可以分為原生性、伴生性和間接性的求利性軍亂。
原生性求利型軍亂是指其軍亂的目的就在於錢財之利，這種軍亂的目的性非常強。 間接性求利型軍亂的求利屬性更為隱蔽，一般是通過擁立主帥來求得賞賜，甚至不惜主動變換主帥來持續獲得賞賜。這類軍亂常見於藩鎮，其終極形態就是借擁立皇帝來獲得更大的賞賜。“至鳳翔更請一分”之語十分生動形象的把軍士貪得無厭，視皇位變換為發財機會的醜惡嘴臉。而“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之語又突出了軍士對皇帝的蔑視和再一次發動變亂的希冀。後唐末帝如此費盡心力的籌措賞軍錢，只是沒有達到“人賞錢百絡”的程度就被軍士蔑稱為“生鐵”，反倒懷念起仁弱可欺的“菩薩”閡帝，無怪乎學界將這一時期視為軍士嗜利性表現的頂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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