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和他的十大戰時參謀長之五
在彭德懷的戎馬一生中，有十大參謀長輔佐其戰鬥，分別是鄧萍、陳毅安、劉之至、葉劍英、肖勁光、左權、滕代遠、張文舟、閻揆要、解方。前文介紹了鄧萍、陳毅安、劉之至、葉劍英、肖勁光、左權，本文介紹第七位滕代遠、第八位張文舟。
滕代遠任彭德懷的參謀長時間，是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
1942年5月，左權犧牲後，時任太行山抗大總校副校長兼副政委滕代遠接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同時繼續參與北方局的工作。滕代遠是彭德懷自平江起義後的老搭檔。
此時，彭德懷代理北方局書記，作為集華北敵後領導重任於一身的彭德懷，在滕代遠等人的協助下，絲毫未敢放鬆諸方面的努力。
彭德懷、滕代遠等人充分發揮華北各根據地的整體力量，基本制止了日軍不斷向根據地的“蠶食”，扭轉了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退縮局面。為爭取這一勝利，滕代遠協助彭德懷創造性地堅持了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展開全面的對日偽軍鬥爭。軍事上，他們力主整軍精兵。八路軍多次整編部隊，縮編機構，建立適應惡劣的戰爭環境下的靈活的編制體制。這樣，機關更加精幹，指揮更加靈便，增加了作戰部隊人員數量，改善了武器裝備，充實了地方武裝，提高了整體戰力。
同時，在華北適時地實行了“敵進我進”戰略，即日偽軍向根據地進行“掃蕩”“蠶食”攻勢時，八路軍則組織敵後武裝工作隊深入其後方，廣泛開展攻勢，配合根據地內線軍民鬥爭，從而變消極應戰為主動出擊，取得良好效果。以後，經過完善和發展，這種攻勢防禦的戰略，成為重要戰略方針。彭德懷作為華北前線軍政最高指揮，在滕代遠等人的協助下，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另外，還實行主力軍地方化，加強地方軍和民兵組織，形成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更是他們針對這一時期鬥爭特點，靈活機動處置的典範，也顯示了他們的不囿於成見的求實作風。八路軍還初步完善了人民戰爭中游擊戰、運動戰、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各種作戰形式和戰法。特別是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戰法，無疑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造。
在此期間，彭德懷、滕代遠還響應號召，進行整風，使根據地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他們尤為注意克服根據地由於天災和日軍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一面親自發起大生產運動，採取一系列保護和發展根據地資財措施，一面大力實行精兵簡政，縮減機關人員，充實戰鬥連隊，減輕根據地民眾負擔。特別是滕代遠在協調、指揮對日偽軍作戰的同時，根據大生產運動的精神，與主管供給的時任副參謀長楊立三注意調研和總結，不斷摸索，在1944年4月1日公佈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滕楊方案》，它的全名為《滕參謀長楊副參謀長手訂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對積極生產、獎勵節約、提倡私人積蓄、幫助羣眾生產等方面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該方案的出台，突破了中共歷來反對私有制的桎梏，對華北抗日根據地渡過最艱難的相持階段，屹立太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都為反攻作戰在精神和物資方面作了較充分的準備。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作為鐵道部部長兼鐵道兵團司令的滕代遠，領導鐵道衞士們以堅毅果敢的作風，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殫精竭慮地維護着從祖國到抗美援朝前線的“炸不斷，打不爛”的鐵路線，為彭德懷統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兵員前送後運、後勤保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彭德懷的第八位參謀長是張文舟，任職時間是1947年3月至1948年6月。
早年，張文舟考入馮玉祥部西北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秘密參加革命。1932年入黨。後在西北軍中任職，從事兵運工作。
1947年3月17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西北野戰兵團成立，張文舟任參謀長，同年7月，西北野戰兵團改稱西北野戰軍，張文舟繼續任參謀長。
張文舟是我軍非常優秀的參謀人才，紅軍時期擔任過紅29軍參謀長，抗戰時期擔任過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3旅參謀長，曾長期在基層任職，具有豐富的參謀工作經驗，又長期在西北軍做兵運工作，對西北地區很熟悉，加之他本身細緻聰慧，有過目不忘的不凡本領，堪稱西北地區的“活地圖”。彭德懷只要需要，隨便一個地方張文舟就能隨時報出來。因此，彭德懷對張文舟非常信賴和佩服。同時，張文舟還往往在彭德懷正式拍板之前，根據彭德懷之前的大致思路和敵我情況，擬定出幾份作戰方案，等到正式發佈命令時稍加修改即可。這樣一來，大大提升了作戰效率和命令傳達的及時性，從而保證了西北野戰軍總是能夠佔據先機。
總指揮部留在陝北，彭德懷、張文舟深知其分量：西北戰場能否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關係着解放戰爭的全局。他們每到一地，住處尚未找好，即催促通信科迅速架設電台，同中央的電台保持聯繫。部隊準備行動或轉移時，凡接到毛主席發來的注有“AAAA”或“AAAAC”的十萬火急的電報，他們就把譯電員和警衞分隊留下來，等到收完、譯完之後才走。每次重要的戰役戰鬥，他們都及時請示報告，認真執行指示。這樣，陝北戰場和總指揮部意圖息息相通，並與全國各戰場緊密配合。總指揮部留在陝北，陝北戰場的勝負進退，都關係着中央的安全，牽動着億萬人民的心，併為中外所矚目。面對近十倍於己的蔣軍，張文舟時刻都保持着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協助彭德懷籌劃着每一次戰役戰鬥。
轉戰陝北初期，西北野戰軍連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在此期間，張文舟或隨彭德懷或親自前往前線進行地形勘察，由於地處接敵區，不便現場繪製詳細的作戰地圖，都是回到司令部後憑記憶進行追記，地形、地貌乃至敵軍部署都做到了分毫不差，確保了戰役的順利進行。
其後，張文舟又協助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轉戰陝北，取得了沙家店戰役、瓦子街戰役等多次重大勝利，為西北戰場從內線作戰轉入外線作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張文舟還曾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代理過志願軍參謀長。1951年7月，由於志願軍參謀長解方出任談判代表，裝甲兵參謀長張文舟被彭德懷點名參加抗美援朝，任志願軍代參謀長。張文舟擔任代參謀長後，交戰雙方的戰線基本固定下來了，但小規模的戰鬥仍很頻繁，在極其惡劣的戰爭環境下，面對志願軍佈置於寬大的接敵正面，東、西海岸綿長的海防線，及時有效、提綱挈領地將敵我情況進行分類，以便在談和打的鬥爭中爭取主動，顯得非常重要。張文舟可以説把效率提升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的主持下，志願軍司令部不僅建立了嚴格的24小時值班制度，而且還對敵情彙報做了詳細的劃分，按照彙報內容分為“戰況綜合”“敵情綜合”等諸多項目，不但節省了審讀情報的時間，而且有利於從複雜的信息中理出頭緒抓住重點，從而有效提升了參謀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在朝期間，張文舟參與指揮了春、夏季鞏固陣地作戰、金城反擊戰和上甘嶺戰役，均取得重大勝利，從而大大增加了我軍的談判籌碼，為停戰協議書的正式簽訂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