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不僅賣官之風盛行，而且當時有些奸吏還通過後妃關係加官進爵抑或減輕罪狀，因而朝廷對官吏封官的大小或者量刑的輕重，往往取決於和后妃的關係好壞。身為諫台的包拯，對這種內外勾結、貽誤朝政的不法行為深惡痛絕，他多次上奏仁宗，在奏摺中直指這一流弊“妨公害政，無甚於此”，明確要求皇帝“降旨止絕”。
在包拯看來，王子犯法應與庶民同罪。所以鐵面無私的他，不僅敢於彈劾皇帝的后妃，亦敢於多次指責權位顯赫的國戚。
張堯佐是仁宗的叔岳父，即仁宗寵妃張貴妃的伯父，此人既無德又無才，卻單憑裙帶關係身居要職。他擔任主管財税的官員後，百姓負擔的苛捐雜税日見沉重，但國庫反而枯竭，這顯然是張堯佐之過。然而，仁宗偏要再次擢升張堯佐，皇柘二年(1050年)，任命張堯佐為三司使，掌管全國的財政大權，一時朝野震驚，輿論大譁。包拯聞之，立即上書彈劾：“三司使是國家財政要職，而張堯佐系平庸之輩，實難勝此重任。更何況他是以外戚受寵而躋身顯位，這樣會在朝廷埋下外戚篡權的禍根。”請求立即罷免張堯佐。
皇帝自知理虧，於是虛晃一槍，罷免了張的三司使之職，但又在當天改授他為宣徽南院史、淮康節度使、景靈宮牧、郡牧制置使四職。張堯佐身兼四職，位高權更大，朝臣自然更加不滿，於是包拯再次面諫仁宗，但仁宗再也不肯讓步。忿激之下，包拯竟越階趨前，怒責皇帝此舉是“失道敗德”，因為詞烈語激，連唾沫星子都濺到仁宗的臉上。仁宗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只好免去張堯佐宣徽南院史等兩職，同時規定外戚不得擔任軍政要務、干預朝政。此事在《宋人軼事彙編》一書中亦有記載，説仁宗當日臨朝前，張貴妃曾撫摸着他的背心反覆叮嚀：“你可千萬別忘了宣徽史的事。”張貴妃得知仁宗退朝返宮，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去打聽消息，連聲追問結果。仁宗正在氣頭上，便邊用絹帕揩抹臉上的唾沫星子，邊沒好氣地高聲斥道：“宣徽史宣徽史，你就只知道宣徽史，你可曉得這包拯還是御史呢!”
然而皇帝常常出爾反爾，心口不一。一年後，仁宗又授予張堯佐為宣徽南院史。這下包拯真的怒不可遏了，他聲色俱厲地當面斥責皇帝的偏執之過，力主將張堯佐謫守河陽，不得在京師供職，尤其不得任使相。仁宗拗不過包拯，又見眾心難違，只好下詔，內稱：立此存照，今後若再提升張堯佐，即按包拯此次奏摺的主張予以處置。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包拯三彈張堯佐”。鐵面無私的“包黑子”作為正義的代表，其“舉劾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的大無畏精神，由此可見一斑。當時不少朝臣為了各自的私利，向貴妃討好都來不及，連那些宰輔大臣亦不及時規勸，只是一味屈從皇帝的旨意，而包拯卻置個人利害於不顧，為了把那些有不法行為的皇親國戚拉下馬，竟敢多次言辭激烈地直逆“龍鱗”，只要兩相一比較，包拯的形象就顯得偉岸了。
包拯的執法如山，還充分體現在一追到底、除惡務盡上，很有點“追窮寇”的風采。
仁宗慶曆年間，李淑以侍讀學士、端明殿學士的顯爵出任州官府官，但他背地裏攀附權貴，竟取得翰林學士侍從之職。對於李淑的陰謀封官，許多人都極為不滿。由於包拯的苦諫，仁宗皇帝免去了李淑的翰林學士一職，但仍保留他的侍讀學士職務。包拯認為這樣處置依然是姑息，於是繼續奏本嚴加彈劾，直到仁宗最後免去李淑的這一職務才罷休。
此外，包拯在擔任諫官期間，還通過仁宗罷免了平庸的宰相宋庠，彈劾了郭承祜、王逵、李昭亮、嚴土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使“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包拯還多次上書宋仁宗，要求他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做一個能夠聽取和採納尖鋭批評意見的皇帝，對於諫官的激切言論給予理解。因為“言不激動，則不足以開宸慮而補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