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説，一入民國，河南人民該幸福無比啊！
大總統袁項城是咱河南老鄉，大總統徐世昌生於茲，長於茲，娶妻亦在河南，河南籍的大舅哥更是他的救苦菩薩，説他也是咱河南老鄉，顯然不足為過。至於豫督，張鎮芳和趙倜都是本省人，“豫人治豫”還不得處處向着老鄉，關照老鄉？不求你功德如何，起碼別使勁禍害桑梓，可結果呢？
咱們只説百年大計的教育事業，河南作為中國人口的超級大省，不説中華文化之源如何，起碼讓娃娃們能讀書上進的機會，總要保證吧？可很長一段時間內，河南的專項教育經費，都不能保障，這點連大清都不如！
河南輝縣袁公館門前，項城與徐世昌等人合影，他們多數都是河南人
清末，在各級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下，河南的學校教育漸成體系，各級各類學堂次第展開。地方上作為教育機關的教育會、勸學所，作為教育實體的高等、中等學堂、師範學堂、師範傳習所和高小、初小、兩等小學堂（完全小學）、實業學堂、女子學堂、半日學堂，一應俱全、種類繁多，不能説河南人民不重視教育，更不能説河南的領導傳統上不重視教育。
可一入民國，河南作為四戰之地，就成了各路軍閥爭奪的主戰場，於是長期的社會動盪，災荒頻繁，水旱蝗兵，接踵而來。用錢的地方太多了，領導們便擅於深入挖潛，各項税收之外更巧立名目。比如1915年，河南在全國首創“畝捐”, 土地不論好壞, 每畝加徵60文, 次年增為90文。1918年開始, 全省田賦實行“廢兩改元”, 原額地丁銀一兩, 改徵現洋5元, 比較清朝定下的原額提高一倍, 而且從1918年開始預徵次年錢糧。
但這些捐税，基本上都被軍閥們挪用於戰爭的開銷，或者自己貪墨了，教育經費當然沒戲了，都挪用了。到1920年，積欠竟達14個月之久,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 河南各級各類學校的一切經費開支全部停止, 連教師的薪資也無法發放。政府拖欠薪資如此之久, 使得許多教師家庭因為拿不到薪資，又缺少經濟來源, 基本生活幾乎都無法維持, 以至到了斷炊的窘地。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他的父親就是河南都督張鎮芳
沒辦法，從教育廳長到小學校長，教育部門的大小領導帶着會計，天天去堵省裏主要領導的門兒。您行行好，做做善事，不説增加教育經費，起碼把老師們的正常資薪，先發下來點，不然無米下鍋了！
可結果怎麼樣？領導説緊張啊，要辦的大事小情太多，教育界的朋友要堅韌，要咬牙挺住。
直到馮玉祥督豫，才發現不是沒錢，是河南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都被張鎮芳和趙倜這兩個鱉孫颳走了！張鎮芳的錢，河南人民是要不來了，不過好歹他兒子拿着他爹搜過走的民脂民膏，收存文物，解放後捐給國家，也算是做了善事。可趙倜的，得感謝馮玉祥替河南人民做主，生生給摳出來，多數還給河南人民，特別是給了河南教育。
馮玉祥先是大筆一揮，省財政廳劃出每年200萬元的教育專款, 設立教育專款監理委員會專門機構，從此河南才有了獨立的專項教育經費。而且生怕不夠使的，還特批以契税代替地丁税，比教育廳原先預想的數額，憑空多出來140萬元。
富可敵省的河南督軍趙倜，此皆河南人民的民脂民膏
同時查抄趙倜家產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的進行當中。從趙倜開設的軍裝局裏，抄出約值20萬元的銅元，當時有人建議分發各部隊，除了馮軍自己，參與河南戰役的靳雲鶚和胡景翼部隊也該都分一份，作為酬勞。
特別是胡景翼的陝軍，那也是民間武裝改編出身，換言之跟豫西的鎮嵩軍也差不到哪去，都是窮得叮噹響嗷嗷叫的窮哥們，鄭州之戰又損失慘重，立下汗馬之功，你馮玉祥脱穎而出，做了新任河南督軍，趙倜的財產這麼多，吃肉喝湯，於公於私，拿出來給兄弟們分分，也無可厚非吧？
但馮玉祥卻認為：這是趙倜取之河南的錢，是河南人民的血汗錢，應當用之於河南，不應隨便分散，於是將這筆款項撥辦平民教育。
這一下，不但靳雲鶚、胡景翼怒了，在當時在整個社會，大家對馮玉祥這種做法也很不理解，表示不相信這世上還有這樣的好人。馮玉祥的朋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甚至吐槽：“定都是發給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裏一定不平。
北洋時期的馮玉祥，兩次督豫，譭譽參半
當然最恨的還是趙倜，老小子對此銜恨甚久，後來隨着奉軍反攻倒算，還要做還鄉團，你們吃進去的給我吐回來！河南最著名的老教育家張中孚，差點沒因此被趙倜扣押撕票。
其實馮玉祥重視教育是一以貫之的，來河南做督軍前，在陝西，就曾經將陝西督署辦公經費的一半，撥發給各個學校充作教育經費。
古人常説“大忠似奸，大奸似忠”，每次説到這個話題，我就想説馮玉祥在河南。
馮玉祥這個人，不是説不得，他身上毛病也不少。就在河南教育發展這個問題上，好面子的特點很明顯。簡單説就是步子邁得太大，容易扯着蛋！
馮玉祥在河南二次主政，新氣象非常強烈，又是搞貧民的安居工程，又是組織部隊清理、建設新街道，更是督促各地破除迷信、放足、剪辮子、禁娼禁毒，大辦識字班、圖書館和遊民習藝所等等，社會教育機構和經費大增。
二次督豫時期的馮玉祥，這一階段在河南曾大有作為
但問題河南是個窮省，馮玉祥的社會改革步子太大，河南人民跟不上了。從1928年到1929年河南的社會教育機構增加了10. 4倍，但經費卻只增加了2. 8倍，每個機構的平均經費410. 6元，降到了110. 7元，下降了299. 9元，所以質量就成了問題，許多事情只能徒具形式，甚至擱置。
饒是如此，我也得為他説句公道話：馮玉祥起碼是想幹事、願意幹事的人，比總是説漂亮話，不下場，永遠袖手旁觀的不粘鍋，有云泥之別！
1922年9月，梁啓超到河南當時的省會開封，見了督軍馮玉祥，還做了兩場關於教育的演講。我不知道最早提出河南一定要搞一所好大學的倡導者是誰，但梁啓超絕對是這一觀點在早期聲音最大的倡導者，並且深深影響了河南的父母官馮玉祥。
梁啓超，康梁都曾在民國時代造訪開封，相較而言，前者更造福河南人民
梁啓超當時就講：“我當希望我國各省均要辦一個大學。
唯他省須尚可緩，可代表我國五千年文化之河南，則萬不可緩。以文明最古之地，連一個大學都沒有，寧不令人失望？
我很希望於各專門之外，趕緊辦一個大學。如無經費，即將現在之專門學校合起來。組織一完備大學校，聘請有名教授，造成人才。
又外國留學生，如在美國，每人最少年需兩千元，若四五年畢業，最少須耗在萬餘元，我國在外留學生約去萬人，年費不貲，極不合算。假使以全國所耗之留學經費，年約50萬元，在中國辦大學，延聘中外名人為教授，養成的人必然很多。日本人外出留學必大學畢業後，再研究幾年，繼續派出去考察若干年。我國派出留學生，循例補送，無目的，無限制，不講需要，隨便求學。歸國後或幹縣知事，或謀一團差，即是結果。河南偏又鄭重其事，特設一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試問留學歐美，必要如此預備嗎？我以為最好將這不經濟的教育費合在一起，辦成一個大學。”
河南人不是不想搞大學，搞一所好大學，無奈從河南人袁項城到河南長大的徐世昌，下面督豫的河南人張鎮芳到趙倜，都不給力，直到馮玉祥——這個向來被批評為好名好面的外省人來河南，河南人民才看到一絲希望。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被梁啓超吐槽過的學校，即河南大學的前身
馮玉祥認為：好鋼得用在刀刃上，沒收趙倜的逆產，應該在省會開封辦一所大學，這樣的話，不僅可以把河南人民的脂膏歸還給河南人民，而且還可以起到百年樹人的功效，對河南人民本身就是個善舉。
説幹就幹，馮玉祥的親信、新任河南省教育廳廳長的凌冰，把創辦河南大學作為重要事件列入他的工作計劃，準備等省議會通過後，河南大學即日開辦。
凌冰，河南固始人，留美博士，學心理學的，南開大學實際上是他創辦的，他是南開學校大學部第一任教務長，也是河南大學由留學預科籌辦大學的產婆。順便説固始凌家也真是人才輩出，凌冰的兩位堂兄凌鉞、凌亮都參加過灤州起義，是馮玉祥的鐵哥們，另兩位堂兄弟凌濤和凌勉之，後來也都做過河南省教育廳長。
但要辦一所大學，談何容易？
最右凌冰，最左孫科，中間華人女子就是民國最高調的小三，“鄙眷藍妮”
要知道，1922年河南中州大學正式創辦前，當時全國所有公私立大學共計僅有36所，其中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才21所，而省立大學只有山西、湖北和雲南的3所，河南搞起來就是第4所了。
還好，趙倜是個富礦！
馮玉祥攆走趙倜是1922年5月，查抄逆產進行差不多是當年的10月，省長張鳳台向馮玉祥提出，是不是可以撥出一些搞搞公益？沒想到馮玉祥所圖更大，想基本都投在河南教育上，畢竟欠債太多了！
根據馮玉祥的建議，河南省政府把趙倜的產業：靈寶縣房產21處，棗園53畝，田地9頃21畝7分9釐，開封縣房產23處，田地37頃27畝8分7釐9毫又地16畝2分9釐8毫，信陽田產88擔，房產1處，汝南房產9處，地25頃55畝1分，確山地58畝1分3釐，許昌房產3處，天津奧租界房產1處，共計田產88擔，地67頃32畝2分1釐5毫，房產58處，經先後分別查存在案。除將汝南縣屬地53頃零4畝撥充河南女中學校經費，北京汪芝麻胡同一處撥歸豫籍國會議員招待所外，所有查存田地房屋等產，悉數撥歸河南大學，作為創辦河南大學基金。
河南中州大學時代的校門
然而，當年10月31日，馮玉祥就被撤銷河南督軍的差事，改任陸軍檢閲使到北京南苑去了，他沒有看到第二年河南大學的開學典禮和首批招生。
河南大學是馮玉祥的心結，在他在兩次主政河南期間，都鉚足勁發展河南大學，使之成為河南的窗口，也是自己的樣板工程。
1927年6月，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開封分會議決，合併前中州大學及農業、法政兩專門學校為國立開封中山大學，又經河南省政府重行決議，改稱河南省立中山大學，設置文、理、法、農各本科預科及農業推广部。等於在原有文理學院的基礎上，增加了法學院、農學院，後來又搞了醫學院。
當時有個大環境，就是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所頒佈了《大學組織法》，對“什麼是大學”進行了極為嚴格的規定，你沒有至少三個學院，就不能叫大學；只有兩個的，你就得拆分為獨立學院。這一刀切下去，就坑慘了內地省份的高等教育，本來就教育經費少、基礎薄弱、底子薄，不能跟東南富庶地區相比，剛搭起架子，發出萌芽，就被你給掐死了。於是甘肅中山大學變成了甘肅學院，貴州大學停辦，陝西中山大學降格為省立高級中學。
河南大學校園內的博文樓，1915年動工，1919年竣工，1925年李大釗同志曾此演講
要不是馮玉祥創造的大環境好，河南大學在《大學組織法》頒佈之前一兩年就完成了合併，河大也難有日後的發展，甚至被打回原形，回到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原點，成為託福補習學校，至多是個新東方。
在5個學院的基礎上，河大篳路藍縷一路向前，到1947年時，己形成了文、理、法、農、醫、工6個學院的格局。當時在全國55所綜合性公私立大學中，擁有6個學院以上的綜合性大學僅有10所，除河南大學外，還有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四川、貴州、雲南、長春和台灣9所。
而且馮玉祥在河南重視教育，不僅僅是搞河南大學這一個面子工程，基礎教育也得到很大發展。根據民國教育部《第一次教育年鑑》的數據：1930年河南千人平均入學兒童數是25稍強，是鄰省湖北的3倍還多，接近安徽千人平均入學兒童數的3倍，甚至比教育發達的北平和江蘇也多。
風雪河大，百年高校
這裏順便吐槽一下，果粉整天吹蔣介石“黃金十年”的實際教育成果。
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江蘇常熟農村調查時，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學生，以至於在調查日記中慨然寫道：“我們跑過的鄉村並不少，碰到中學生卻是第一次。”自南宋中國文化重心開始南移以來，蘇浙一直是人文薈萃的文化淵藪，可到了“黃金十年”，卻連中學生都成了鳳毛麟角，同時期中國其他地區農村的文化衰敗景象可想而知。
二十八畫生的《尋烏調查》報告裏，也有旁證。尋烏的地主羔子，在城東小學混張畢業文憑後，回鄉就能大擺知識分子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大字，每年可以和前清的秀才舉人在家族祠堂裏，平分學谷和胙肉，鄉民諷曰“騙祖宗”。
民國二一年（1932）的小學畢業證書，在那個時代，有小學文憑，就能在名片上炫耀
河南教育，曾有黑馬之勢，但問題是到了1930年，馮玉祥的主要心思，已不在於此了，中原大戰，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