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30年前，我的導師這樣教我

金曉峯與導師王迅（右）

師生關係是教育的一個永恆話題。當然，時代不同，師生關係也會相應變化，現實中並不存在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師生關係。值此教師節來臨之際，我想和年輕的朋友們分享幾個小故事，看看30多年前，我的導師王迅老師如何教導我，從中，你或許可以得到一點有益當下師生關係的借鑑。

1979年，我從浙江衢州考入復旦大學物理學系，專業是半導體物理與器件。大約在1982年底，我決定在本校繼續我的研究生學習。當時可供選擇的研究方向有兩個：表面物理或半導體物理，但我不清楚應該選誰作為我的碩士指導教師。為此，我諮詢了年級輔導員鄭國祥老師，他給我一一介紹了相關導師的情況。

聽完之後，我的直覺便是選王迅老師，主要原因在於：他被排在復旦民間廣為流傳的謝希德先生的“四大金剛”之首，業務水平在系裏是公認的。當然，我也被清楚地“警告”：“王老師這個人比較清高，不好相處；他待人蠻嚴厲的，我們都挺怕他。” 但是，我當時的想法比較單純，要想學本領，那就得跟水平高的人學，而業務能力之外的因素似乎都不在我的考慮之內。

在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後，鄭老師答應幫我去問一下王老師。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過了兩天，鄭老師交給我一張王老師手寫的便條，上面寫着他家的住址，讓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裏聊聊。雖是近40年前的往事，但直到現在，我仍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激動心情，因為在復旦讀了三年書，與教師的交往，除了聽課外，最多就是課後以及考前的答疑，被請到家裏聊天，這禮遇也太高了吧！

那天晚上是我與王老師的第一次見面。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當然主要是他説我聽，其中有一觀點是我之前聞所未聞的。他説，我們中國學生都太規矩、太謙虛，不敢挑戰老師、不敢挑戰權威，而美國學生在教授報告時，卻會不時打斷演講人，提出不懂的問題或給出自己的觀點。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少一點循規蹈矩，多一點闖勁；少一點唯唯諾諾，多一點大膽質疑。用他的原話説，“我們中國學生應該更加aggressive一點”，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英文單詞還可以這樣用。

這些觀點對我非常新鮮也極具吸引力，因為從小到大我所得到的老師評語中，都有一條希望，那就是讓我戒驕戒躁，實際上，這與夾着尾巴做人是同義詞。那晚的談話讓我確信，王迅老師就是我想跟的導師。不久，我們開始填寫研究生報考表，由於當時每位考生允許填寫兩位指導教師，因此報考表面物理的其他同學全都很自然地選擇了謝希德先生加上一位副教授作為導師，而只有我選擇了王迅作為唯一的導師，就這樣，我成為了王老師的學生。

圖為1989年2月，金曉峯博士論文答辯後與王迅老師的合影

（1）王老師如何引我跨入科研之門

全國研究生統考在1983年初的寒假中進行，之後的本科最後一學期，主要的事情就是做大學畢業論文。當我去問王老師我應該做什麼課題時，他給了我兩個選擇，要麼在剛進口不久的一台大型多功能電子能譜儀上工作，要麼在另一台只有一個四極質譜功能的國產設備上工作。

這兩台設備的差別，打個比方，就像一輛嶄新的寶馬豪車與一輛破舊的平板車之間的差距，誰不想開寶馬而去拉平板車呢？但王老師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我聽了他半個小時的介紹之後，不僅心甘情願，而且可以説是滿心歡喜地選擇去拉平板車。他當時是這麼説的，進口設備當然好，但在這台設備上工作的教師和研究生已經不少，你作為本科生，可能發揮的餘地不大，或許只能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而這台國產設備上目前沒有任何人工作，雖然功能少一點，但卻可以充分發揮你的主觀能動性，作為一項科研鍛鍊，不見得比在進口設備上效果差。之後的事實確實證明，他是完全正確的。

在接下來的四個月中，我幾乎每天與這台“平板車”親密接觸，這讓我對科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特別享受這種探索的過程。或許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取得的成果也比我預期的好很多，文章還發表在《物理學報》上，這在當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一提的是，王老師接着將我這項工作，與其他幾項在“寶馬豪車”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投給了將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半導體物理學會”，結果是，其他幾項工作都被拒了，唯獨我這項在“平板車”上拉出的工作被大會接受，1984年夏天，由王老師在會上報告。

大概在1983年秋，謝希德先生邀請了國際表面物理領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學的Spicer教授訪問復旦並給系列學術報告。與當時國內大多研究機構不同，我們系的學術報告已經不再翻譯了，這對像我這樣英語水平的一年級碩士生來説，幾乎是在聽天書。但即便如此，我不僅堅持全程聽完，而且還下定決心，一定要用英語提一個問題，結果在一個我大概知道他講什麼內容的地方，終於“擠出”了一個問題。因為擔心提問時出現語法錯誤被笑話，所以還專門把問題寫在紙上，等他已經轉到下一頁講解時，我才舉手打斷他。估計當時太緊張了，唸的時候肯定是發音不清或是咬字不準，結果他還沒聽懂，讓我再重複一遍，當時腦子嗡的一下，心跳頓時加速，心想完了。好在馬上鎮靜下來，把問題重複了一遍，這次他聽明白了，而且還客氣地加了一句：“這是一個好問題！”然後開始耐心回答。説實話，他接下來説了什麼，我真的完全不懂，但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的目的就是要打斷演講人用英語提一個問題，實現了一年前王老師對我的要求。

有了這次“零的突破”，之後就比較輕鬆了，我的老師和同學都可證明，我肯定是當年物理學系學術報告會上提問最活躍的那個學生。就在Spicer教授訪問期間的一個上午，王老師專門安排了一項活動，由我們教研室的教師向他介紹幾項我們的工作。完全出乎意料，王老師竟然讓我也作為其中一員，用英語向他彙報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工作。我説我的英語口語，哪有這個水平啊！但王老師説，不少日本人在國際會議上就是完全照稿子唸的，你也可以照做。這不明擺着是趕鴨子上架嘛！不管怎樣，那天反正我是連滾帶爬地應付過去了，當中，Spicer教授還不時打斷我，向我提問，當然回答就全由王老師代勞了。

我那天具體講了什麼，現在早已忘了，但其中發生的一個插曲，至今仍記憶猶新。在講到使用的研究手段四極質譜儀時，我不知道“四極”的標準英語術語是quadrupole，卻生造了一個four-pole 的新名詞出來，顯然把Spicer這個美國教授完全搞糊塗了，而我們教研室的教師都明白，我這是在講地道的洋涇浜外語了，一個個都在抿嘴偷笑，這可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玩笑”啊。現在回想起來，王老師當時這麼做，可以説是用心良苦，無非是想給我提供學習和鍛鍊的機會，否則他自己去講，會簡單得多，也清楚得多。

（2）“與其在國外讓外國人訓，不如在這裏讓我給你做做規矩”

可能僅從上面幾則我與王老師交往的事例，似乎很難讓人將他與“清高”“嚴厲”“怕他” 聯繫在一起，但我想，下面發生的事一定會讓王老師的形象立體起來。

自從1982年底去過他家，我覺得與王老師的距離一下拉近了，別人口中的清高形象，似乎與我的個人感受完全對不起來，但幾個月後，我就發現，別人説的還是很有道理的。

有一天，我在物理樓走廊上與王老師迎面相遇，像對其他熟悉的老師一樣，我主動與他打招呼，但他的表情卻絕對不是我所期待的熟人的感覺，他似乎像沒聽見似的，面無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就擦肩而過了。接下來的幾次相遇，情況完全相似。這時我才有點明白，為什麼那麼多老師説他清高，因為他根本不屑與別人打招呼啊！逐漸地，我發現這可能就是他的習慣和個性，因此，在之後的日子中，每當我與他迎面相遇時，只要他不主動招呼我，那我也就點頭示意，然後擦肩而過，不再主動打招呼了。

1985年，教育部出台了碩博連讀和提前攻博的新政，因此，我在讀了兩年碩士後就提前開始了攻博。由於此時王老師還不是博士生導師，我就這樣成為了謝希德先生的博士生，當然，具體工作仍是跟着王老師做。

1987年，教育部又出台了中外聯合培養博士生的新政，可能因為我的表現還算不錯，謝先生和王老師推薦我去了法國同步輻射國家實驗室聯合培養一年，回來之後將國內和國外的工作結合起來，直接進行論文答辯，並授予復旦大學博士學位。

不像現在，那時候出國算是件大事，而且要出去一年之久，因此出國前與家人吃個團圓飯，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因為知道王老師嚴厲，所以我沒敢向他請假，而是向教研室副主任林榮富老師請了假，但沒想到這竟然闖出了大禍。

那天，大約晚上六點半左右，正當全家人在杭州歡聚一堂開始舉杯之時，突然樓下有人喊我的名字，説有加急電報。我完全被搞糊塗了，我怎麼會此刻在此地有加急電報呢？我一口氣衝下樓去，拆開電報一看，就六個字：“火速返校，王迅！”哇，一下子腦袋就炸了，知道情況不妙了，但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帶着這樣一份加急電報回到餐桌邊上，可想而知，再好的飯菜早已索然無味了。

由於家庭電話在當時的杭州還遠未普及，因此，想給王老師打個電話問問，就得去武林門的長途電話大樓。沒辦法，我只能三下兩下把肚子填飽，然後立刻騎車去了電話大樓，排了半個多小時隊，終於輪到我了，拿起電話問王老師找我有什麼事情？能夠聽得出來，因為氣憤，他説話聲音都有點顫抖，他問：“你讀過復旦大學研究生守則嗎？” 我説沒有，他又問：“你知道請假一節課需要誰批准嗎？請假半天需要誰批准嗎？請假一天需要誰批准嗎……” 一陣劈頭蓋臉的問題，搞了半天，他就是想説，我這個情況已經需要學校研究生院批准了。

頓時，我的心情平復了不少，因為知道沒出什麼大事，但憑着多年與王老師的交往，我知道這時的最好反應就是不辯護，否則火力會更猛。等他訓斥完後，我説我馬上去買火車票，連夜返回上海。回到家，我父親問，王老師找你什麼事？我説不知道，也沒敢問，反正現在得整理行裝，馬上去火車站了。

最後，唯一的選擇只能是一張綠皮火車的慢車坐票，從杭州到上海要走八個小時，到達後就直接去實驗室了。在王老師到之前，林老師已在了，我趕緊問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法國那邊的導師恰巧找我有點事，傳真發給了王老師，讓他轉交給我，結果王老師找不到我，一問，知道我回杭州了，這才有了那份加急電報。

等王老師出現後，我立刻去了他的辦公室，等待他的“宣判”。沒有太多廢話，他説：“與其在國外讓外國人訓，不如在這裏讓我給你做做規矩；你現在馬上回去寫檢討，一式三份，一份交到系裏，另外兩份分別貼在實驗室的三樓和五樓的櫥窗裏。” 當我把檢討書送到系裏主管研究生的李白雲老師手上時，她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但讀過之後便笑着對我説：“你懂的，王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3）王老師教我如何講課

我在法國期間，與王老師始終保持着通信聯繫，期間我知道我將會留校工作。當時只要留在專業教研室，基本上就不必從事教學工作了，而上課的任務主要由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理論物理教研室承擔。或許是由於成長環境的影響，加上天生的興趣，我對講課情有獨鍾，因此，我主動向王老師提出，希望回國後的秋季能有機會上《固體物理》這門課，他非常支持。

但按復旦物理學系當時的習慣，上大課前必須要先給主講老師當輔導，講習題課，效果不錯之後才有資格講大課。為此，王老師與系領導多次溝通未果。最後，他對系領導説：“既然這樣，那這門課的任課教師就寫王迅和金曉峯，但我明説了，我是不會去上的。”就這樣，1988年9月我給復旦物理學系1985級的學生主講了《固體物理》大課。然而，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想象，王老師從頭到尾全程聽完了我整個學期的講課，而且我每次上課結束之後，他都會讓我去他辦公室聽他對我上課的點評。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課後，他問我：“你感覺如何？”我説：“我自己覺得還可以。”畢竟第一堂課總是花了大精力去準備的。但讓我震驚的是，他回答説：“不是還可以，我覺得是一塌糊塗。”接着他一點一點仔細給我剖析，什麼地方不行，什麼地方不能這樣講，什麼地方應該這樣講而不是那樣講等等。

所以，我在復旦的第一次上課，就是在王老師這樣手把手的耐心指導和幫助下完成的。我原計劃在1988年8月進行論文答辯，但備課的工作量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不得已，我只能將答辯時間推遲到了課程全部結束後的1989年2月。因此，可以説，在我的學生生涯正式結束之前，這是王老師給我上的最後一堂無比生動的指導課，其意義遠超課程本身而直抵靈魂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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