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在我國古代戰爭史上，攻城戰佔據着相當大的比例。而在“攻城戰”中，雖然攻城方佔據着戰略主動，但往往付出的傷亡代價也要遠遠高於守城方，於是便有人會奇怪，為何非要攻城不可，難道不能繞城而過嗎？
與西方領主修建城堡不同，城池可以説是我國古代的典型建築，而城池作為我國古代特殊的統治模式、經濟模式、人文思想的產物，其雖然發揮着極為重要的軍事作用，但卻不僅僅只具有軍事作用。
1、城池代表着朝廷對該地的統治。與西方長期存在的領主式統治不同，我國自秦朝以後便開始進入集權統治，世卿世祿制徹底被官僚制所取代，卿大夫貴族則由朝廷派遣的流官所取代。如此，城池作為某地治所的存在，便一定程度代表了朝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如同首都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一般，城池也是各個地區的政治中心，如此一來，城池存亡的意義早已超出了城池本身，而是輻射式的決定了某一地區的存亡得失。
2、城池是該地區的經濟人口中心。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百姓的流動性普遍較低，而為了便於朝廷統治，各地的財富往往匯聚於各個城池，然後再一級級向上傳遞，進而集中於都城。因此作為該地區政治中心的城池，往往也是各地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區，再加上城池相對安全的防護，戰爭年代大量人口的湧入，也使得城池能夠凝聚大量人口。
3、軍事重鎮的重要戰略意義。除了代表的朝廷統治的傳統城池之外，朝廷往往也會在一些交通要道、險峻之地修建軍事重鎮，與傳統城池更為重要的政治意義不同，這些城池往往發揮着極為重要的軍事作用，它們的存亡則起着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一個重要關隘和城池的丟失，往往會導致大量城池陷入險地，甚至直接威脅到國家的存亡，例如襄陽之於南宋。
如上，城池在古代不僅具有着極為重要的軍事意義，同樣具有着極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圍繞城池的大量攻防戰，有時候是為了奪取進一步的戰略要地，有時候則是為了奪取該地區的控制權，有時候則是為了完成軍隊補給。
既然城池如此重要，那麼是否每座城池都要攻打呢？實際上並非如此，畢竟攻城戰對於進攻方的損耗實在太大了，如果每座城池都要攻打，任何軍隊都損耗不起。翻閲古代戰役記載，不難發現幾乎所有攻城戰，更多都是圍繞重要城池和位於戰略要地的城池而展開的爭奪。
古代戰爭，無論其為了達到何種目的，一般情況下，都不會圍繞那些小城做文章。一來，小城戰略地位一般情況下相對較低，佔之對戰爭全局影響不大。二來小城影響力實在有限，輻射範圍也不會太大，難以發揮戰略作用。
當然，凡事皆有例外，如果是為了搶奪糧草，或者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劫掠，倒是經常會選擇小城下手，畢竟小城無論是守軍數量，還是城市防禦能力，都無法與那些大城相比，反而更容易得手，反而不太願意攻打那些重兵防守的大城。
如上，古代戰爭中，戰略目的不同，往往也決定了戰爭方式的不同，但無論是哪種戰爭，都是有選擇性的進攻城池，而不會大小不分的全部攻打。
我們再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那麼在古代戰爭中，可不可以繞城而過，而不攻打城池呢？實際上並非不行，只是這麼做的條件非常苛刻，而且危險係數實在太高。歷史上，繞城而過取得勝利的，最為典型的兩個戰例，便是鄧艾和朱棣。
先説鄧艾，在曹魏滅蜀的戰爭中，鄧艾通過偷渡陰平，繞過蜀漢的險關峻隘而直抵成都，最終成功滅亡蜀漢。然而，鄧艾的戰略之所以能夠成功，一來是有鍾會率軍牽制住了蜀漢主力，二來是涪城守將馬邈和蜀漢後主劉禪不戰而降。
如果蜀漢堅守不降，或者魏軍主力被擊退，又或者姜維姜維拼死率軍回援，那麼鄧艾這支軍隊將會完全被切斷後勤補給，變成一支孤軍。雖然情形並未向最壞處發展，可鄧艾這支軍隊由於缺少補給，偷渡陰平之時也是極度危險，史載“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
再説朱棣，“靖難之役”中，朱棣雖然屢戰屢勝，但由於雙方實力差距巨大，朱棣的勢力範圍始終被限制在河北、山東一帶，難以有所發展。而其最終之所以取得成功，便在於繞城而過，直接率軍南下，直撲京城南京，最終才登上了帝位。
朱棣此戰同樣極度危險，先有駙馬梅殷率領四十萬朝廷大軍駐守淮安，卻對朱棣南下視而不見，再有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投降，燕軍這才得以順利渡過長江，再加上負責南京金川門防務的朱橞和李景隆開門投降，朱棣才得以攻破南京。
朱棣雖然最終取得成功，但這一路南下同樣極度危險，一旦攻擊受阻，或渡江失敗，或者梅殷率軍自後方追擊，朱棣前功盡棄且不説，同樣會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極可能就此戰敗。
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自古以來的戰爭之中，後勤補給都是重中之重，由於古代糧草運輸大多依靠陸運，如果無法徹底平定後方，那麼將隨時可能被切斷補給，使得大軍陷入不利。強如項羽，不也因後勤補給線經常被彭越等率軍襲擊，而最終被迫與劉邦議和退軍麼。
更何況，如果無法平定後方，很容易被後方軍隊切斷退路，從而導致己方陷入腹背受敵、孤軍深入的境地，到時不説取勝，恐怕撤退都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