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最近到幾所大學訪問，為什麼反覆講“寬容出人才”

新華社資料圖

科技部出了個19號令，公佈《科學技術活動違規行為處理暫行規定》。19號令增加了對違規行為的威懾力，有了明文規定，託人打招呼的風氣應當有所收斂，科技界的風氣將會進一步好轉。

然而，不違規只是及格標準，不違規的科技人員只是科技界的良民。嚴懲科技違規行為是發展科技的必要條件，但不是促進科技發展的充分條件。圍繞如何促進科技發展，我想講兩點感想。

一是良好的學風主要靠引導，不是管出來的。歷史上大禹治水不是採用他父親使用過的堵塞的辦法，而是疏導成功的。人的心靈淨化也主要靠遠大理想和對真善美的追求來引導。我讀初中時讀過泰戈爾的詩集《飛鳥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擊，乃是流水的載歌載舞，使鵝卵石臻於完美”。這句詩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裏。

媒體可能對科技界格外關注，出一件醜事就鋪天蓋地，滿城風雨。即使是《腫瘤生理學》集中撤稿這樣的國際醜聞，也與前一段時間逼迫臨牀醫生寫SCI論文的導向有關，受第三方公司所害。

科技界的違規行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在兢兢業業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至於申請人才“帽子”、評獎時“打招呼”託人幫忙，確實很普遍。這是一股必須剎住又很難根絕的歪風。

中國人的傳統是“情、理、法”，受人之託，總覺得難以駁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為此感到困擾。希望19號令起到清洗劑的作用，橫掃這股歪風。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我們的評審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設這些人才帽子，評成果獎不需要本人或本單位申請，本人根本不知道評審的人在評什麼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國計算機學會的評獎基本上是背靠背的，採取推薦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優秀博士論文獎因為要各個學校上報，就有人打招呼。

二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寬容。前不久，我參加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舉辦的高峯論壇，其中有一個環節是與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座談。任總最近到幾所大學訪問，反覆講“寬容出人才”。他説得很明白，“要想將不同性格、不同特長、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組織目標和願景的旗幟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寬容。”這次與我們座談，他提到一位是被網上罵成“漢奸”的清華大學畢業的海外才女高杏欣。我國從事北斗研發的科研人員已經澄清，所謂“破解北斗衞星編碼”是無稽之談。任總認為高杏欣沒犯什麼損害國家利益的大錯，這樣的人才應當吸引回國。

辨別一個科研成果的真偽和價值是件很細緻的事，既要寬容又要耐心。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煩則人勞，擾則魚潰。我覺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鮮，不要動輒擾民，更不要亂折騰。做科研需要一個靜心的環境，應儘量少打擾。基礎研究的結果很難預先安排，宏觀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隨機出現的，做了幾年沒有出很有價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號令規定的違規行為有一條是“隨意降低目標任務和約定要求”，這對立了“軍令狀”的工程任務是適用的，但對探索性的基礎研究就難以判斷是不是“隨意降低”。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為怕承擔結題時降低任務目標的風險，申請課題時普遍打點埋伏，提前降低一點目標要求，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就很難出現。

探索性的基礎研究要想獲得豐碩的果實，就要不拘一格地“廣種”，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現有思維的邊界。我稱之為“廣種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現在申請課題的目標之外。

即使是高技術開發性質的課題，技術變化很快，三年之後原來設想的技術途徑走不通了也不奇怪，調整目標和技術途徑是正常的決策。如果過於看重簽訂課題任務書時的要求，刻舟求劍，就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了。

總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當成修橋修路一樣的包工隊來管，違規的事肯定會減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難説。我們的大目標是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心中始終裝着這個大目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寬廣。

（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户端|作者 李國傑

編輯：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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