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辦官學、舉賢才、興水利
他
是漢代循吏第一人，堪稱官員楷模
在成都，“四七九”中學是不少學子嚮往的學校。其中，歷史最久的石室中學（成都四中）前身可追溯到西漢時期文翁修築的石室。
兩千多年前，蜀郡守文翁在成都修築石室學宮開辦官學，建成我國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他在成都大興教育之功，令班固在《漢書》中不禁點贊，“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而今，四川省評出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文翁赫然在列。
舉賢才“定向委培”蜀地官員
文翁是一位學者型政治家，精通經學，尤其是儒家經典《春秋》。
漢景帝末年，文翁千里迢迢來到蜀郡出任最高行政長官。在蜀地任職期間，文翁在地方治理中率先運用了儒家思想。這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舉賢才。
四川大學古文字與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説，文翁大力舉用當時的蜀郡基層官吏。不少德才兼備的優秀官吏通過選拔成為培養對象，出色者，還被送到長安深造。當時，長安設立了若干博士官傳授五經。這些“定向委培”的蜀地官員就在此受業，學習儒家經典，兼學法令。為了培養這批基層官吏，文翁甚至減少郡府用度，用省下來的錢購買蜀地土特產作為“代培學費”。
舉措頗有成效。《華陽國志》記載，幾年後，這些官員學成歸來，逐漸成長，有的還成了郡守、刺史等較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只要你德才兼備，哪怕身處社會底層，也可縱向流動到社會較高階層。”彭邦本説。
在彭邦本看來，文翁舉賢才樹立了非常積極正面的導向。“他率先把儒家舉賢才的理論施展運用到地方政府具體的治理中，起到了引領時代的作用，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大勢。”
辦官學 實行有教無類，打破教育壁壘
儘管有“定向委培”的蜀地官員，但文翁還覺得，培養人才的路徑不夠寬闊。
為此，文翁在成都城南修築石室學宮，用作公立學校。此舉開了中國地方官辦學校和文廟的先河。
據介紹，學宮裏供奉孔子像，栽植森森柏樹。任教的有長安學成歸來者。而學員則從社會大眾中選拔，主要來自成都以外的“下縣”，很多人還是普通的編户齊民。這打破了先秦時幾乎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的壁壘，也是歷史上官辦學府首次實行“有教無類”的明確記載，堪稱創舉。
在學校，文翁“教民讀書法令”，提高學生文化水平和處理公務的能力，引導他們認同儒家的孝道仁愛思想。為了讓學生能安心學習，文翁還免除了他們的徭役。對於優秀學生，文翁則分別授予他們不同的職務。
文翁這些極富開創性的舉措，培養了一批人才，對一個地方的社會風氣也起到了積極的教化作用。他也因此得到漢武帝的肯定和表彰。後來，地方政府興辦學校的做法，被推廣至全國。
修水利 讓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文翁執政一方時，還效仿李冰大興水利。
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記載：文翁在任職期間，帶領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他讓蜀中水利工程體系拓展至湔江流域，他也成為第一個擴大都江堰灌區的官員。由於注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蜀郡出現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一系列的舉措對後世有哪些價值？
“文明之光跨越時空。”在彭邦本看來，這些舉措具有永恆的價值。
據介紹，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以前，蜀地的確創造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燦爛文化。但秦始皇統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之後，蜀地文化傳承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斷裂。正是在文翁有意識地提倡和獎勵之下，儒學開始在蜀地迅速傳播。學風之盛，常璩在《華陽國志》中稱讚，“蜀學比於齊魯”。之後千百年來，蜀地一直崇文重教。因此也出現了“蜀學之盛冠天下”“文宗自古出西蜀”“天下文人皆入蜀”等種種説法。
文翁重視教育、大舉賢才、關注民生的做法，在當下也具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彭邦本説，一座城市或一個地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就是能夠不斷培養人才，並源源不斷地提供充足的優秀人力資源。文翁重視文教、勤政愛民的做法永不過時，文翁也堪稱官員的楷模。
如今，文翁在蜀地的遺存僅留石室中學以及彭州紀念他的祠堂，但文翁和他的壯舉，仍是四川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
尋跡文翁
文翁最早創辦的石室學宮在哪裏？
人物名片
文翁（公元前187年—公元前110年），西漢廬江郡舒縣（今安徽省舒城縣）人，漢景帝末年任蜀郡守。
文翁任蜀郡守的西漢景帝、武帝時期，正處於中國古代第一次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因有經世致用、廉潔勤政的卓越政績，文翁發揮了引領時代的歷史作用，也深受蜀地民眾的擁戴。他還勇於創新，是歷史上最早創立官辦學校、實施“有教無類”辦學方針的地方政府官員。為此，漢武帝高度褒揚他，並將該模式推廣於天下，開創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篇章。
文翁逝世於蜀中，“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後來，他還被《漢書》列為《循吏傳》（“循吏”指政績突出、政聲揚於天下的清廉官員）第一人，聞名天下。
文翁興學，創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辦學府——石室學宮。那現在的石室中學，就是當年文翁石室所在地嗎？近年來，不少考古學者認為，石室舊址應在今成都市東御街街口附近。
2010年11月5日，天府廣場東御街口人防工程在施工至地表下5米處，發現兩塊漢碑，即現存於成都博物館的裴君碑和李君碑。碑文顯示，裴君和李君是東漢時期的兩任太守，他們的主要政績是興辦學校、培養擢拔人才。尤其是李君碑中，有“同心齊魯、誘進儒墨”的文字，頌揚文翁興學、蜀地教育可與齊魯媲美。
根據當時的現場情況看，兩塊漢碑被洪水傾覆後就沒被挪動過。再結合史料，文翁石室位於成都郡城南，在秦國張儀所築的大城以內。同時，東漢時的郫江、江橋、郡城南門等都集中於此。而能以洪水衝倒石碑的應該就是當時的郫江。
因此，結合考古現場、碑文內容和史料記載，有專家學者認為，東御街漢碑出土處極可能就是當年文翁興學所建石室之處。
此外，史料還記載，東漢安帝永初年間（公元107—公元113年），成都發生了一場大火。整個成都城裏，只有文翁修建的一間石結構建築因抗火性強，得以保存。此後，石室學宮得以原址恢復重建。然而宋末元初，文翁石室在長時期的戰亂中被徹底破壞，此後官府以石室遺名開始重建，但地址已不在原石室的範圍內。（記者 吳曉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