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社會等級是按“士農工商”劃分的，儘管商人排在了最末位，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國出現一大批商人、商幫。明清時期迅速崛起的晉商，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有數據統計，清朝四大晉商的年總收入已經趕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在那時，晉商可以説是富可敵國，呼風喚雨。為什麼明清時期的晉商可以脱穎而出，他們富甲一方有什麼秘訣嗎？
現在，一説起商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馬雲為代表的“浙商”。而在明清時期，情況可大不相同，因為那時出名的是秦商、晉商。
在明朝，最先崛起的商幫其實是秦商，也就是陝西商人。但歷史上，陝西和山西素來有“秦晉之好”的友好傳統，因此陝西和山西兩大商幫在全國各地經商時，也會結成同盟，共同進退。許多城市裏的“山陝會館”正是 兩地商幫友好相處、密切合作的見證。
不過，晉商雖然起步晚，但發展卻很快。他們走南闖北，足跡橫貫歐亞，後來居上，在明朝中期已經能與秦商分庭抗禮，到了清朝以後，正式超越秦商，成為了我國商業甚至金融領域不可或缺的力量。那晉商的迅速崛起，有什麼秘訣嗎？
明朝建立以後，為了抵禦蒙古軍南下的侵擾，朝廷在北方重兵防守——九大軍事重鎮、80萬邊防大軍。有了守軍，自然就會擁有糧餉問題，為了解決軍隊的糧餉問題，明朝洪武三年施行了“開中法”。
根據開中法規定，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糧倉之後，就可以向政府換取鹽引。
哪怕只看過電視，我們也能知道，鹽作為民生必需品，一向是有專營制度的，而鹽引，就是販賣食鹽的許可證，憑藉着鹽引就可以到指定的鹽場支取食鹽，併到指定區域進行售賣。
而山西，比其他地方更靠近九大軍事重鎮，晉商們在軍事重鎮附近大規模屯田，佔領了軍糧運輸的絕對優勢，通過這項制度受益頗多。
明朝正統三年，朝廷為了解決軍隊戰馬短缺的問題，允許山西、陝西等省份從事鹽馬貿易，以食鹽換取邊地的馬匹。山西商人們紛紛響應，從殺虎口進入草原，深入鄂爾多斯大草原腹地進行鹽貿易，不僅擴張了晉商的商業網絡，更是形成了山西商人“走西口”的傳統。
到了明朝中葉，因為朝廷赤子越來越大，政府大規模超發鹽引，導致商人拿着鹽引卻領不到鹽。商人們替朝廷墊付了軍餉，卻拿不到食鹽進行販賣，紛紛“宣告破產”，倒逼朝廷進行變法，將軍糧換鹽引改為了用錢買鹽引。
這一制度的變化，讓山西商人們紛紛放棄在軍事重鎮屯田的傳統，直接大規模南下，前往淮鹽的貿易中心揚州。
在這個時期，晉商先是通過為朝廷運送軍糧獲得食鹽銷售的專賣權，在食鹽貿易中賺取了晉商崛起的第一桶金。隨後，晉商果斷抓住朝廷變法的機遇，南下揚州擴張商業網絡、擴大業務範圍。
一開始，晉商南下是為了花錢買鹽引、繼續從事鹽貿易的。可到了揚州之後，晉商很快發現了新的商機——南茶北運。
山西雖然資源豐富，但並不產茶葉，因此在晉商發展的初始階段，晉商鮮少涉足茶葉貿易。但正如後世資本論所總結的，只要有足夠的利潤，商人們什麼事都願意幹，晉商們的茶葉貿易最初就是因為高額的利潤而開始的。
因為晉商的商業網絡深入鄂爾多斯大草原，他們在明末時期就已經與滿清貴族開始了生意往來，更是利用貿易往來與努爾哈赤家族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因此，當滿清入關、清朝建立後，晉商憑藉着與滿清貴族良好的關係，獲得了大量“貿易特權” 。這些貿易特權極大地降低了晉商的交易成本、分散了經營風險、降低了經營中的不確定性，中俄邊境茶葉貿易的壟斷權正是其中之一。
以現代角度來看 ，俄羅斯處於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日常飲食以肉類為主，缺乏水果、蔬菜，俄羅斯人平常都靠喝茶來補充維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據説當時俄羅斯人每天喝茶的次數高達五次、茶葉需求量巨大。
晉商抓住了這個商機，精心挑選出江西贛茶和福建武夷山茶，不遠萬里將茶葉運送至當時的中俄邊境恰克圖鎮（位於如今外蒙邊境），在此處將茶葉賣到俄羅斯，這條從福建到恰克圖的“南茶北運”路線能為晉商帶來125%的利潤。
數據顯示，到1852年，晉商通過恰克圖出口的茶葉高達17萬箱，價值上千萬兩白銀，一度佔到俄羅斯對中國貿易總量的60%，在晉商壟斷中俄茶葉貿易的150年裏，盈利總數高達數億兩白銀。
可以説，晉商就是依靠着壟斷貿易快速崛起，一躍成為中國最富有、最有實力的商幫。
晉商迅速崛起，可以説是因為抓住了朝廷給的機遇，但晉商能夠興盛數百年，就不光是抓住機遇這麼簡單了，晉商內部的文化和制度才是讓晉商長久興旺的真正動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內部的觀念轉變。我國儒家文化一向提倡“學而優則仕”，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儒家文化中，商人即使再有錢，也得按照“士農工商”的順序，排到社會的最末位。
而晉商則衝破了這一封建觀念，倡導“學而優則商”。他們認為商人可以研究儒家學説，成為儒學大家，儒生也能轉而經商；商人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為官，為官者也可以重新“辭官下海”。甚至在許多晉商大家族中，都是選拔讀書優秀的晚輩去經商，而只有資質普通的小輩才會去參加科舉。
在晉商眼中，從商才是各行各業之首，他們徹底顛覆了傳統觀念，為晉商崛起掃清了思維障礙。
一旦沒有了“商人低人一等”的思維障礙，晉商們就更加着力培養後代。他們不僅培養後輩的商業技能、經商技巧，更着力於提升家族子弟的知識水平和自身修養。
以祁縣晉商喬家為例，喬家在經商發跡後，就開始教導子孫勤儉持家、多讀聖賢書，更花重金聘請當地名儒教導執教，提升喬家子弟的知識修養。
在這樣的大力培養下，晉商不僅擁有完備的商業知識，還深諳儒家修身之道，重視誠信與人品，這滿足了商業發展的人才需求，保證了晉商代代相傳的“可持續發展”。
想要長久的成功，光有思想的轉變，當然也是不夠的，完善的制度也是讓晉商迅速超越其他商幫，並持續幾個世紀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晉商發展起來之後，晉商內部的也逐漸形成了一系列規範的制度。
首先是家庭經營制度。對內，以父權為核心，晉商在家族內部有完善的婚姻、繼承、財產權相關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家族商業的發展和壯大；對外，晉商以地緣關係為基礎，通過會館建立了同鄉商幫集團，形成了一種“擬家族式”的忠誠意識和集體主義觀念，增強了晉商對外的競爭力。
其次則是晉商先進的經營管理制度，比如經理負責制、人身頂股制、同業合作制以及嚴格有效的人事制度、多功能的風險管理制度、責權分明的組織制度、“制約互利”的業務制度等。
最後，則是晉商涉足金融的資本運營制度。晉商的資本運營制度，可能也是從中俄茶葉貿易中獲得的“靈感”。因為中俄貿易線路跨越萬里，當時又是通過銀兩進行“現金”交易，不管是將茶葉運到俄國還是將銀兩運回都需要很長時間，商人們通常都會選擇一年為賬期，每年結賬一次。
但這就帶來了資金週轉的問題。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晉商們制定了貿易融資制度：晉商將賺到的白銀集中到山西太谷縣，由當地商人根據銀根鬆緊情況，制定“基準貸款利率”，並根據貸款期限不同，設置不同的利率。
商人們可以按照自己使用自己的時間選擇不同期限的“貸款產品”，解決自己的貿易融資問題。這其實已經形成了一種類似現代貨幣市場的機制，這些貸款本質上就是短期商業票據，而浮動的利率則是產品的收益率。
由此可以看出，晉商內部其實已經形成了非常先進的、近似於現代商業觀念的各項經營制度，如此站在時代的前端，晉商能夠迅速崛起並保持興盛數百年，也就不難理解了。
時代機遇讓晉商迅速崛起，“學而優則商”的新觀念及完善的經營制度則幫助晉商長久繁榮， 天時地利人和俱有，這大概就是晉商崛起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