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衞為何要求日本“永不公佈”汪日密約 其中包含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爭取日本支持是汪偽政權建立的最重要前提。對汪精衞等人來説，沒有日本的許可，什麼事也辦不成。所以他們積極向日本乞憐，以換取組織政權的可能。1939年5月31日，汪精衞率周佛海等大小漢奸嘍囉前往日本談判建立偽政權的條件。

雖然日本在華有直接利益的各機關，如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興亞院等在幫助汪精衞建立一個統一的漢奸政府問題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細節，如怎樣保證本機關在以後對華決策中的主導權，如何利用此次機會迫使汪精衞出賣更多的中國權益等問題上卻有分歧。為統一意見，日本政府在與汪精衞等會面前特召開由首相平沼騏一郎主持的“五相會議”，協議通過了《樹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作為與汪精衞談判時的依據。該方針規定，未來的“中央政府”須由汪精衞、吳佩孚、其他變節的重慶政權分子、已有的臨時和維新兩個漢奸政權等共同組成；須事先完全接受日本所提《調整日華新關係原則》；同時還提出了許多日本在華的“特殊要求”。

在談判中，汪精衞面對日本的酷苛要求也頗感失望，不甘心只做全無實權的傀儡，他要求日本能遵守“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諾言，幫他組成一個統一的、有實權的、一定程度“獨立”的“中央政府”，並做了有限度的抗爭。但在日本的軟硬兼施之下，最終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設想，“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幾乎是空手而返。

日本對汪精衞集團採取的是步步引誘的策略，所索取的要求也是層層加碼，它在偽政權成立前利用漢奸們急於粉墨登場的心理，再次進行敲詐。興亞院以汪日雙方要“締結條約奠定基礎”為藉口，制訂了《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等文件，作為汪必須接受的酷苛條件，內容包括了日本對中國的一切都有控制權，連今井武夫等日方人員也覺得條件太嚴苛，違背了日華雙方的“重光堂密約”，“超出了第三次近衞聲明的精神”，“不過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國主義設想的要求而已”。

談判持續了兩個月，日方只在細節上稍作退讓，汪精衞在日本軟硬兼施的威逼之下，被迫在自稱為“賣身契”的密約上簽字。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三卷》，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