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縱橫家——清末民國初的奇人王闓運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述詩禮；
縱橫計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
——民國五年（1916年），清末民國初的奇人王愷83歲在家鄉無疾而終，他的這一對聯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王闓運是中國最後一位縱橫家，他有這傳奇的經歷，是狂狷諧謔又極有智謀的奇人。他與晚清權臣肅順是拜把自結兄弟；他是曾國藩的幕僚，曾籌謀讓曾國藩讓“大清江山改姓”；他編寫了中國近代最傑出的雜史名著——《湘軍志》，被稱為“唐後良史第一，但他卻因編寫此書差點兒被湘軍名將曾國荃宰了；他喻左宗棠為一隻“左公雞”，認為若沒有“宮保雞丁”丁寶楨，左宗棠連一隻雞都做不成，根本就不是一個人。
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改用西方陽曆紀元，楊度寫對聯調侃：“男女平等，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他取笑袁世凱政府是“瓦崗寨、梁山泊”，他還寫對聯諷刺袁世凱説：“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橫批為“旁觀者清”，聯中嵌入“民國何分南北，總統不是東西”。
楊度當了袁世凱的幕僚，王闓運寫信對楊度説：“總統系民主公僕，不可使僕為帝”，勸楊度離開洪憲政府，回鄉隱居；他翻閲齊白石的詩集後，笑稱其所寫的詩乃是《紅樓夢》中的“薛蟠體”，使得齊白石趕緊把書齋號“借山吟館”的“吟”字去掉。
王闓運娶名門閨秀為妻，納才女佳人為妾，卻與目不識丁的周媽感情最深，並巧妙地利用.周媽，辭了袁世凱政府國史館館長之職，溜之大吉……。
王闓運（1833—1916）早期的經歷是以舉子的身份而變成門客的。
他是湖南湘潭人，其先祖於明代從江西遷至湖南衡陽西鄉居住，幾代後，於憲宗成化年間又遷居湘潭城外。王闓運生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是孤兒，由他的叔父養大。王闓運幼時並不聰慧，但他勤奮好學。《清史稿》對他描述説：“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
王闓運
王闓運先天資質並不出色，然而他後天勤學苦讀，學識長進很快，他9歲便能寫出好文章。之後，進入了長沙城南書院。他性格豪放，心性超脱，利益觀念淡薄。
咸豐七年（1857年），湖南補行壬子（咸豐二年）乙卯（咸豐五年）兩科鄉試，王闓運中第五名舉人，由於文章學識很好，他受到了學政張金鏞的賞識，在三湘地區，頗有名氣。
那一時期，太平軍已對清廷發起挑戰，而清兵八旗子弟和綠營兵不堪一擊，清廷授權讓各地建立團練，助其抵擋太平軍。曾國藩在湖南創辦湘軍，王闓運經常走進軍營，與湘軍將領交往，曾國藩對他也很賞識，以優厚待遇請他當幕僚，但是，王闓運只想當清客不想進入軍營就職。
其實，當時的王闓運，還是想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場的。咸豐九年（1859年），王闓運赴京師應禮部會試，可是，他文章雖好，卻不那麼守文法規矩，而且應考落第。而他的才識被當時的朝中的權臣肅順看中了，聘其為門客，在肅府任教讀，甚受禮遇，王闓運也為肅順出謀劃策。
咸豐十一年（1861年）朝局大變。咸豐帝病死，慈禧太后抓住時機，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宮廷政變，輔弼皇太子載淳為帝、總攝朝政的肅順等八位“顧命八大臣”被慈禧和奕訢誅滅，史稱“祺祥政變”或“辛酉政變”。當時王闓運在山東，躲過一劫。只是，王闓運從來都沒有後悔在肅府的這一段經歷，他不但從不埋怨肅順，而且，他還一直對肅順感念不已。他後來還送金銀給肅順的家人。即便是躲到鄉間依、以避“肅黨之嫌”的時候，他還寫詩詠吊：“當年意氣各無倫，顧我曾為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華新。”直至他晚年時，王闓運還流着淚憶肅順：“人詆逆臣，我自府主！”他不管別人如何詆損肅順逆臣，而他一直把他當成是知遇之情的恩人。
這足見王闓運是不忘情義的人。王闓運還冒着很大風險，編寫了《祺祥故事》，為肅順等被殺辯解。
當然，王闓運在肅府任教讀的這一段經歷，既斷絕了他往後往官場走的路，也促成他養成了鄙視高官、桀驁不羈的態度和性格。
此後，王闓運當幕僚，當書院院長，當國史館館長等，主要是從事教育和文史方面的工作，從未成為正式的官員。而最能體現王闓運縱橫家理念的是他大膽為曾國藩提出了一個絕妙的策略。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闓運回到湖南，應邀進入湘軍，成為曾國藩的幕僚。但王闓運主治《春秋公羊傳》，重“改制”，講“變易”，推崇縱橫家理念，而曾國藩是晚清有名的理學家，重禮教，遵“道統”，對於“改制”極為謹慎，所以，王闓運與曾國藩常所議不合，不久，王闓運便離開了湘軍幕府。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説明王闓運與曾國藩的主張是大不一樣的。
之前，曾國藩對王闓運還是很欣賞的，咸豐三年（1854年），曾國藩開始舉辦團練，王闓運曾寫信給他，提出了一些好建議，受到了曾國藩的讚許和接納。後來，曾國藩幕府中不少人被提拔而升官，而王闓運卻沒有能升官，這可能與曾國藩對他的縱橫思想有些擔心有關，擔心若王闓運進入官場，會惹出一些麻煩，加上之前王闓運的肅府經歷，這是當時官場所忌諱的。
1858年11月，湘軍在三河鎮被太平軍擊敗，曾國藩非常悲觀消沉，而王闓運急忙趕到曾國藩駐紮的江西建昌，陪着曾國藩，伴着他共度艱難時期，與曾國藩兩次密談至三更時分。
後來，在曾國藩指揮下，湘軍不斷強大，成了當時清政府唯一可以與太平軍抗衡的軍事力量。王闓運精通春秋公羊之學，諳熟縱橫家學説，有“改制”思想，敢於“變易”，對古代的“帝王之學”也頗有研究，他知道歷史上開國帝王縱橫捭闔的策略。
有這樣一種縱橫理念，他結合當時的政治軍事局勢，對於清廷、湘軍與太平軍矛盾狀態和發展趨勢是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的。
根據時局，王闓運為曾國藩提出一個驚人的策略，他勸曾國藩擁兵自立，建立湘軍進攻太平軍不要太着急，將天下大局逐漸導向三足鼎立之勢，以便曾國藩從中圖謀。在王闓運看來，滿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已經腐爛，很難持續；太平天國內部矛盾重重，內耗十分嚴重，無法形成大的政治氣候；惟有湘軍的勢力處於發展壯大之中，只要湘軍蓄勢而圖日益強大，坐觀清廷與太平軍在角逐中衰落，曾國藩便可率領湘軍，擇機收拾殘局，將江山之主由愛新覺羅氏改為曾氏。
曾國藩
王闓運的這一策略，可謂極為大膽，又非常精到。而這一策略讓曾國藩一連數夜未眠，這既引發了曾國藩對於當時局勢的深思；又讓曾國藩感到驚恐萬分。這是謀逆的計策，一旦觸及了，搞得不好，是要被誅九族的。
曾國藩是理學家，又是以忠孝任義的旗幟拉起湘軍隊伍的，在他內心深處，乃是忠君佔主導，所以，曾國藩不但沒有接納王闓運的策略，而且，他從此以後，他便疏遠王闓運，擔心這位有“叛逆”思想的狂士會給他帶來政治禍難。
王闓運一直對曾國藩沒有能接納他的建議感到可惜，事隔多年，王闓運曾對他的門生楊鈞講起這件事，他説：“曾大帥功高望重，將士用命，他何不乘機奪取江山，自立為帝呢？何苦白替他人賣力？”他説，當時曾國藩在聽王闓運的策略時，一語不發，只是在書案的紙上寫着：“妄”“謬”。
咸豐十一年（1861年），王闓運還建議曾國藩自請入京，阻止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避免後宮干政。而曾國藩是個謹慎的人，當然不會採納王闓運的建議。
其實，王闓運雖精通“春秋公羊學”，諳熟縱橫家學説，但他不瞭解時局，晚清已不是戰國時代，不是縱橫家發揮才能的時候了，沒有列國紛爭，只有一個腐朽但仍極力在維護專制集權的頑固力量在垂死掙扎。“辛酉政變”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被誅殺了，慈禧垂簾聽政，獨攬朝中大權。清王朝垂而不死，曾國藩所統帥的湘軍，雖力量不弱，但也不敢造次，別説他有忠君思想，有“道統”觀念，就是他真的舉起反清旗幟，也仍很難真正成功。
王闓運雖然一直在為曾國藩感到遺憾，他當時的現實局勢，也很難證明王闓運的策略是對的。
光緒元年（1875），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知道王闓運才識非凡、史學淵博，且對湘軍很熟悉，於是，請他主修《湘軍志》。王闓運真的把這事攬下了。他用了兩年時間走訪調查湘軍事蹟，並想辦法借閲了軍機處的大量檔案，他還仔細閲讀了曾國藩的日記，請人制作了湘軍與太平軍作戰的地圖，最後，他完成了十一萬字的《湘軍志》。而這一部專史，被後代學者稱為是“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認為該書“是非之公，推唐後良史第一”。
這是因為，王闓運在編寫《湘軍志》時，堅持以嚴肅的態度、公正的立場。在該書裏，他一方面恰當地褒揚湘軍的英勇善戰和功勳戰績；另一方面，他對湘軍創建初期屢戰屢敗的實際經歷，對曾國藩戰役指揮時“用將則勝，自將則敗”等作了真實記錄；特別是對曾國荃攻破江寧之後縱軍擄掠搶劫也做了真實披露。所以，《湘軍志》編印之後，湘軍將領看了非常氣憤，認為該書乃是“謗書”。曾國荃看到記錄他進天京後燒殺搶掠事實時，氣得大喊要宰了王闓運。王闓運只好把《湘軍志》的刻板全部交給了曾國藩的得力幕僚郭嵩燾，將刻板毀了，王闓運才沒有遭曾國荃的懲治。才得免禍。《湘軍志》直到光緒九年九月（1883年）才四川重刻再版。
王闓運離開湘軍陣營之後，主要是從事教育活動了。他擔任多個著名書院院長的職務，非常用心地教育學生，他培養的學生後來不少成了名人。
光緒五年（1879年），四川總督丁寶楨邀請王闓運應擔任成都尊經書院山長。
王闓運的教育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在教學中不像平日裏對待官員的態度那樣，狂狷諧謔、鋒芒畢露，而是很嚴肅、很嚴格、很認真，他愛護學生，盡其所能教育學生，他要求嚴格，每天有日記，每月有課卷。
二是傳授給學生獨特的學習經典的方法。他對學生説：“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對《易》《書》《詩》《禮》指出了與當時教學不一樣的學習要點。此外，他還強調：“説經以説宇為貴，而非識《説文解宇》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指出了學古文需要創新性的理解。當時蜀地比較堵塞，通儒不多，王闓運的教學理論讓當地的士子耳目一新，使學子們能深入地瞭解該如何研誦經史，註疏經典。
三年後，王闓運後辭退尊經書院教職，回到湖南，先後主持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的教務，並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赴江西，主辦南昌高等學堂，之後，他回到湖南，一直在湘綺樓講學授徒。他先後培養的數千弟子，可謂“門生滿天下”。他的學生中，楊度、夏壽田、廖平、宋育仁、楊鋭、劉光第、胡從簡、齊白石、張晃、楊莊等。
船山書院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湖南巡撫岑春萱念王闓運德行出眾，奏請清政府授予他翰林院檢討的官職，宣統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為翰林院侍講。
之後，王闓運雖應邀出任袁世凱政府的國史館館長，但他輕視袁世凱，並故意用一位老保姆做護身符，最後辭職溜了。
民國三年（1914年）)，王闓運已是80高齡的老人，而袁世凱知其學名遠揚，為了修史撐門面，特意邀請王闓運進京就職國史館館長。王闓運輕視袁世凱這位善變的政客，對袁氏政府很鄙視，對袁世凱請他就職的事嘲笑説：“瓦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不過，他拗不過袁氏的邀請，也只好應允。有人議論説：“公已八十高齡，夫復何求？如今折身事袁，為其下屬，似不值得。”而王闓運的傲氣地回答説：“做官是乃是極易做之事，今已老聵，百事莫辦，惟有找一最易之事為之。”
王闓運是個奇人，他之前也有過妻妾，但妻妾亡後，既不再娶妻，也不屑於與煙花女子取樂，但卻帶着一位老媽子跟隨左右。
此老媽子稱為“周媽”，王闓運常與周媽雙出雙入，很是親熱，而且從不避人。王闓運北上途經武漢，湖北督軍王佔元宴請他，他讓周媽上席，讓陪座的武漢權貴們驚訝萬分；到京之後，袁世凱設宴招待，在王闓運旁邊傳為周媽留了座位。
王闓運的“周媽”
王闓運就職國史館館長之後，他的生活全由周媽安排照顧，沒有她陪吃不好，沒有她在牀睡不香。更離譜的是，國史館安排雜役等，其人事權完全掌握在周媽手裏。後來，有人要到國史館辦事，便走後門找到周媽，找的人多了，周媽越發神氣了，據説她還印了張名片，將王闓運親筆寫的“王氏侍傭周媽”六個大字印在上面。
周媽見過的世面多了，膽子也大了，她竟借王闓運的名義，寫信替人求官職。使得當時的京城，很多人都知道國史館有個周媽。周媽替人求官接受納賄，但事情做多了，後來受賄的事敗露了，這損了王館長的名譽，王闓運要周媽錢退了，而她混過去，混不過了，便哭鬧耍賴。
周媽的事讓報界也大感興趣，上海《時報·文藝週刊》專門刊登了《周媽傳》，稱：湘綺老人無周媽，則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飽；《順天時報》刊文諷刺周媽幕後干政，國史館官以賄而成；《益世報》更有趣，載文仿王闓運口氣曰：“周媽，吾之棉鞋大被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那麼，王闓運這個縱橫學謀略家，難道就如此沉迷於“老女色”嗎？真的任由周媽把持“館政”，受賄幫人求官嗎？
其實，這是王闓運的捭闔之策。當時，他學生宋育仁在帝制運動中演了一出“鬧劇”，使他置身於危險之中，王闓運想放個煙幕彈，以求脱身。
宋育仁（1857－1931）被認為是四川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他原是重慶維新運動的倡導者，積極策劃維新大計，着力於建立君主立憲制。當楊度宣傳恢復帝制時，原本主張維新變法、君主立憲的宋育仁也參與鼓譟，他悟以為袁世凱想讓清帝復辟，其實，袁世凱並非想恢復清廷帝制，而是另有圖謀，所以，把宋育仁“請”到了警察局，而後又將他解遞原籍，王闓運對他的弟子宋育仁被抓又放的事，沒有話説，但卻從中看出了端倪。
熟知帝王權謀的王闓運對袁世凱玩的這“捉放曹”把戲看得很清楚，他看出了袁世凱想稱帝了，如此下去，他作為袁氏請來的國史館館長，將陷入困境中，他不想稀裏糊塗地跟着趟渾水，於是，便讓周媽鬧出了鬧劇。
他放任周媽為所欲為，由此引來種種非議，讓媒體筆伐，然後怪周媽“招搖撞騙”，接着，責怪自己“帷薄不修”，約束不了家人，但是，説自己是八十多歲的人，年邁多病，飲食起居皆有人料理，是無法離開周媽的，所以，既希望世人能夠同情與諒解，又請求國史館館長之職。
還沒有等到袁大總統的批准，王闓運就帶着周媽溜之大吉了。
他的辭職信寫道：“為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請罷免本兼各職。”（參看《光宣以來詩壇旁記》）
後來，章太炎看出了王闓運的謀略，指出：“湘綺此呈，表面則嬉笑怒罵，內意則鈎心鬥角。不料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媽者，真湘綺老人之護身符也。”
王闓運狂狷諧謔，傲氣而又睿智。下面舉三個例子，看他是如何“諧”，如何“傲”，和如何表現他的睿智的。
第一個例子，是王闓運評點齊白石詩集的故事。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齊白石很恭敬地拿臘肉作為束脩，登門拜訪王闓運，説完禮貌話之後，齊白石呈上了自己的詩集，請王闓運指教。王闓運翻閲了他的詩集，他笑着對齊白石説：“你着寫的是‘薛蟠體’。”齊白石有些不好意思了。
王闓運所説的“薛蟠體”是怎樣的一種詩體呢？
其實，這是王闓運以《紅樓夢》中的薛蟠所寫的詩為例，詼諧地評點齊白石的詩。
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在與大觀園裏的才女們一道比詩時，薛蟠也作詩，他的詩寫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之後，他還哼起了“哼哼韻”：“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
這讓齊白石覺得他寫詩的功夫還大欠火候。接着，齊白石的印譜和畫作，王闓運認真評點起他的印和畫，他對齊白石説：
“你奏刀有力，佈局開張，缺點是篆字的功夫還不到家，今後還得多練練字。你的畫氣韻生動，大大超過了時下的一批畫人，尤其是那些魚蝦雞蟲，一隻只似可呼之欲出，令人觀之賞心悦目，其樂無窮。你今後的成就必定在繪畫上，再努力幾年，曹霸、韓幹當不足法也。至於詩文，只能作為你的畫、印的陪襯，但這陪襯也是很重要的，我就來幫你提高這門功課吧。”
後來，齊白石將他的書齋名號“借山吟館”中的“吟”字去掉，可能與他的詩被評為“薛蟠體”有關。多年以後，齊白石表示：“回憶往日師門的恩遇，銘感不忘。”（參看《白石老人自傳》）
第二個例子，是王闓運硬懟左宗棠的趣事。
王闓運經常表現出傲氣、狂妄，連心高氣傲的左宗棠都覺得難以理解，所以，左宗棠便對人評論王闓運“太過狂悖”。
而這一評論傳到了王闓運的耳裏。王闓運難以接受，他憤怒地立即寫信硬懟左宗棠，對其大家聲討，信中説：“節下久與遊而不知，是不智也；無以易之，是無賢也。將兵十年，讀書四紀，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賢，亦不如淳于之日進七士，而焦勞於旦暮，目營於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
左宗棠一貫傲氣，且鄙視酸儒，收到了王闓運指責他“不智”“無賢”，未能禮賢下士，沒有賢才會搭理他，一定是氣歪了脖子。
第三個例子，是王闓運教育他的關門弟子楊度的故事。
楊度是年少英才，十七歲中秀才，十八歲中順天府舉人，不過，他十九歲、二十歲時，卻因為甲午科、乙未科兩次會試皆落第，只好入學院求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楊度入船山書院，拜當時的學院山長王闓運為師。楊度進書院後，王闓運問楊度説：“書院有三門主課，你想想修哪一門？”楊度恭敬地老師：“請先生明示，書院有哪三門功課？”
王闓運説：“一曰功名之學，一曰詩文之學，一曰帝王之學。”
楊度聆聽着，王闓運繼續説：
“所謂功名之學，顧名思義，乃是為功名而來求學的。這些人來我門下讀書，其目的在考取舉人進士點輸林，以此為終生榮耀。此等人，老夫只教他熟讀四書，精通八股，作試帖詩，寫策論。做官是他的目的，詩文只不過是酸開功名之門的磚石。聖賢的精奧不必深究，做人的道理不必身體力行，功名一到手，磚石儘可扔掉，到那時只需博得上司的歡心，用不着對天地良心負責，古聖昔賢不會來追究，房師也不會來一一驗核。此乃老夫子門下最初等之功課，然要真正學好亦大不容易。”（參看唐浩明《楊度》）
楊度繼續聽着，表情依舊，王闓運繼續説：
“詩文之學，乃以探求古今為學為人之真諦而設。或窮畢生之精力治一經一史，辯證糾誤，燭幽發微或登羣籍之巔峯，覽歷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或發胸中之鬱積，吟世間之真情；或記一時之穎悟，啓百代之心扉。總之，其學不以力行為終極，而以立言為本職。”（參看唐浩明《楊度》）
楊度聽着，集中精神期待着，王闓運提高聲調説：
“老夫的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幹，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則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畫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幹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取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字，功標青史。帝王之學雖是大學問，然自古以來樹大招風、功高易謗，大德大善與大罪大惡，不過一紙之隔耳。入凌煙上封候榜的是他們，油烹刀鋸，甚或毀家滅族的亦是他們，究竟不若功名之學的穩當、詩文之學的清高。”（參看唐浩明《楊度》）
楊度聽了，眼睛都亮了，興奮不已，他恭敬地對王闓運説：
“先生之學問，浩浩乎如同大江之長流，決決兮如同東海之揚波，先生之聲望，朗朗然如同北斗之在天，巍巍焉如同泰山之鎮地。學生愚昧，幸蒙我師指點迷途，得以負笈東洲，求學書院。學生雖極慕翰苑清貴，開府權重，又想著作等身，文壇傳名，然輔一代名主，成百年相業，更為學生所朝思暮想，所惜以求。”（同上）
楊度停頓一下，感到王闓運很欣賞他的説法，他便大膽説：
“不是學生今日在先生面前説大話，學生從小便自認有領牧天下之才，越辦大事越有精神，越處難境越有興致，且生性頑梗，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先生請置功名、詩文之小道於一邊，教學生以帝王之大學以竟先生年輕時未竟之志，為天下蒼生謀求福社。清君側，誅權臣，自來幹大事者橫屍路旁的多得很，學生不敏，然於此則早已深知。學生主意已定，倘若蒙先生所教，能成就一番大業，雖不得善終，亦心甘情願。”（參看唐浩明《楊度》）
楊度
王闓運後將帝王之學都教給了楊度。光緒三十四年春天，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保薦楊度，認為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提出調他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京堂銜。朝廷恩准。王闓運得到消息後很高興，他對楊度説：官場複雜，處政極難，號稱“中興名臣”之人，皆以知人著稱，而實乃名不副實。胡文忠（胡林翼）求人才而不知真才，曾文正（曾國藩）收人才而不能用才，左文襄（左宗棠）訪人才而不容才，諸賢皆如此，何況其他人！
楊度求教恩師進入京師的立身之道，王闓運送他六字個字——“多見客，少説話。”
楊度後來成了一代縱橫大才。
民國五年（1916年），83歲高齡的王闓運在家鄉無疾而終，逝世後，當時仁總統的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而他的得意門生楊度寫了挽恩師的名聯：
“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