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讚大師| 潘序倫：現代會計學宗師，職業教育之楷模

潘序倫（1893—1985），會計學家。江蘇宜興人。1921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MBA）及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任上海商科大學教務主任兼會計系主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上世紀20年代後期起，先後創辦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和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新中國成立後，任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名譽校長。著譯有《會計學》《審計學》《勞氏成本會計》等。             

在中國當代學術界，能稱為“學科之父”的，潘序倫先生是其中之一。他被譽為“現代會計學宗師，職業教育之楷模”，他將現代會計理論帶回中國，他告誡學生“夫學識經驗及才能，在會計師固無一項可缺，然根本上終究不若道德之重要”。終其一生，恐怕沒有比立“信”更重要的事業了。   

走過許多坎坷之路             

1893年，潘序倫出生在江蘇宜興，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舉人。因兄弟輩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早年私塾受教，十二歲那年，少年潘序倫還曾參加過一場縣試。科舉廢除的第二年，入讀東坡高等小學。畢業後，得入上海浦東中學，常常考得第一，頗得校長黃炎培的賞識。二年級時，他曾越級投考天津高等工業學校，結果被取了第一名，卻被兄長以“欲速不達”駁回，未能成行。恃才而難免傲物，行將畢業之時，卻捲入因抗議某教師批分較嚴而舉行的交白卷的風潮中，“學霸”被開除了學籍，只得回鄉，考入常州府中學堂。             

1911年，潘序倫考入南京政法大學，不到兩年，學校因故被勒令停辦。不久，他又考進了南京海軍軍官學校無線電報收發講習班。一年半後學習期滿，以五門學科皆一百分的成績畢業，被派往當時海軍最大噸位的巡洋艦“海圻”號，成了一名准尉無線電收發報員。終究志不在此，一再呈請退出軍籍，費盡周折才獲批准。其後，他到南京造幣廠當過翻譯員，做過幫技士，又回鄉求了份中小學教員的差事。             

後來，人生的這段光景被潘先生自稱為“學書不成，學劍無門，不成材的青年”時光。             

29歲那年，潘序倫終於尋到了人生的轉機。這一年，他回到上海，經黃炎培先生介紹，入聖約翰大學，做了一名特別生。由於已近而立之年，起初同學們都以為他是個國文先生，搞清楚狀況之後，都覺得有些奇怪，便常常到他的宿舍門口探頭探腦。             

在聖約翰大學，章程、書信，哪怕是同學間聊天，往往都是用英文的。班級裏，潘序倫的英文程度算是很低的。教授們顧及他的體面，便不大向其發問。直到一節社會學課上，朱友漁博士破天荒地問了這位“大學生”一個問題，潘序倫錯把yes,答做了all right,引得教室裏一陣鬨堂大笑。自此，再沒有教師把提問丟給他了。             

自知基礎差，便只得拼命用功。從晨間六時起牀直至晚上十時宿舍熄燈為止，除了飲食、如廁、體操外，潘序倫便把時間都鋪在了書本上。他的學業很快便又回到了“第一名”。全校英文政治論文比賽中，竟也拿了個“狀元”。             

報上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考送留學生的廣告，潘序倫懇求校方保薦其去應試，結果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用潘先生自己的話來説，然後便“汽笛一聲，向太平洋進軍了”。             

赴美留學的三年裏，潘序倫先用兩年時間取得了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再用一年時間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他租賃的寓所內，前面是書桌，後面就是做飯的煤氣爐，“日夜只知讀書，三年沒有看過一次電影，更沒有出門參加過什麼舞會。自朝至夕，只在‘書城’裏過日子”，他竟真在一年時間裏完成了博士論文。     

“民無信不立”，是為“立信”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受“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神州大地上出現了民族工商業蓬勃發展的勢頭。1924年秋，潘序倫學成回到了中國，回到了上海，帶來了西方新式會計理論。回國伊始，他先後出任東南大學附設商科大學的教務主任兼會計系主任、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             

然而，會計學科的生命力更多體現在實操的過程當中。1927年春，潘序倫去教職，改操會計實務，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39號創辦了“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並在事務所內設立會計補習夜校，不改“育人”的學人初心。             

“民無信不立”，在潘序倫看來，信用無疑是會計工作的根本，用他的話來説，“工商業者在業務經營中，首先要建立起客户對他的信任，而以財會工作為職業的會計師，則更需要在社會上建立起一種‘誠實不欺’的信譽”。“創業”第二年，他將事務所更名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擴大補習夜校，改立“立信會計補習學校”。             

潘序倫“做生意”講究信譽和公道，再加上他的文字、外語功底紮實，中西學兼擅，無論在承辦會計及工商業的申請、諮詢還是受託申辯、訴訟時，大都説理詳盡、效率高、質量好。於是，“立信會計”很快聲名鵲起，登門的客户接踵而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永安紗廠、大中華火柴廠、郵政匯業總局、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等等便均在此列。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裏，“立信”承辦各類業務4000餘件,很是紅火。             

事務所規定每日上午9時上班，彼時全所工作人員60餘人，每日的簽到簿上潘序倫的名字幾乎都位列前三。而在當時，通常會計師事務所的主任會計師10點以後才會出現在辦公室裏。             

清晨走進辦公室，潘序倫的第一件事常常是翻看報紙，一來關心時事，二來字裏行間或可覓得生意的機會。一日，他照例八時來到辦公室，見當日報載北方黃河大水成災，上海各界成立“黃河水災委員會”，下設稽核一科，擬請會計師擔任。他旋即撥通了該事主持人的電話，順利獲得該職。事後，潘序倫才從該主持人口中得知，當日11時他便接聽了來自徐永祚會計師的電話，無奈晚矣。此後，潘序倫一直以此事勸勉後輩，做事當勤勉。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義勇軍孤軍抗日,深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人們紛紛募捐支援。當時有謠傳上海抗日愛國捐款共2000餘萬元,馬占山將軍只收到100餘萬元。有人指責經辦捐款的《生活》週刊社、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和上海市臨時救濟會有徇私舞弊行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受託稽核了13個經募單位的賬目。證實共收到捐款502萬元,援助東北義勇軍337萬元,其餘165萬元作了慰勞十九路軍和救濟上海戰區難民之用。潘序倫將全部收支賬目審計,出具證明,公諸社會，平息了這場信用危機，也因此與《生活》週刊社的負責人鄒韜奮先生結下深厚的友誼。就此為十年後二人合資創辦“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埋下了伏筆。             

上海淪陷後，潘序倫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一同遷往重慶，為抗戰服務。直到1946年，才遷回上海。

中國會計的“改革與改良”之爭             

日漸複雜的經濟活動對傳統的記賬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式簿記終於來到了十字路口：是全面引進西式簿記？還是在原有基礎上稍作修改？中國會計領域就此掀起了一場“改革與改良”的論爭。             

作為“改良派”的代表，徐永祚主張在保存中式簿記核算形式的前提下進行改良。他編纂了《會計雜誌》月刊，出版著作《改良中式簿記概説》，並陸續發表《改良中式簿記實例》《改良中國會計問題》《改良中式簿記緣起及簡章》等文章，以闡明觀點。             

作為回應， “改革派”之代表——潘序倫則發文《為討論“改良中式簿記”致徐永祚君書》《批評徐永祚的改良大綱10條》和《改良中式簿記之討論》等文，堅持會計屬於一種科學技術，不分國界，也無所謂中西之分，關鍵看方法科學與否。             

對於一場有關學問的論爭而言，觀點難免針鋒相對，然而學人總是儒雅的，一來一去之中，自不失風度。據説後來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門派官員與經濟界人士座談，進而達成共識——在“統一會計制度”中，既採用借貸複式簿記，又承認改良中式簿記。就這樣，這場短暫的會計領域改革與改良之爭便告結束。             但它留給潘序倫的對於會計事業的思考才剛剛開始。有了徐永祚這個標杆，潘序倫更加專注於學術，專注於現代會計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他深刻意識到，會計補習學校並非正規學校，畢業生無正式學歷，自然難被社會承認。1937年夏，“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經當時教育部批准成立。從1927年的簿記訓練班，此後一直到1947年，立信會計補習學校共計舉辦了40屆。以1937年為分界點，前十年入學學生4783人，後十年30476人，最盛時僅上海一地就設有11所分校，為我國培養了大量的會計人才。而立信會計學校的品牌也一直延續至今，發展成為如今的“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地下組織的直接領導下，徐永祚在上海以組織“聚餐會”的形式，開展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革命活動。“聚餐會”每月一次，日期和時間固定，不發通知，風雨無阻。約20位上海會計界同仁受邀參會，潘序倫及其夫人張蕙生便在其中。1948年1月，潘序倫聘請徐永祚擔任立信會計專科學校董事。             

會計史學家郭道揚教授曾評價：“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國會計之爭，是我國會計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會計學術討論與交流，是我國老一輩會計學家、學者為振興中國實業，改進中國會計行業落後狀況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國會計學術初步取得進展的重要標誌。”

“立信者，立信於人也”             

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年長潘序倫11歲，1914年便以論文《紐約的財政》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兩人同為“舊中國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的少數幾位中的一個”（楊紀琬語）。             

潘序倫潛心他的立信會計事業的同時，馬寅初創建了“中國經濟學社”，自任會長，並邀請潘序倫出任常務理事。學社的常務會議曾多次假座潘序倫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開。1927年北伐戰爭後，馬寅初常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對財政政策提出質疑，潘序倫則以知名會計師的身份加以響應。             

抗戰時期，馬寅初與潘序倫先後來到重慶，馬寅初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時聘請潘序倫兼任教授。             

1940年12月，馬寅初因抨擊“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遭到國民黨當局扣壓。潘序倫則因此拒絕繼續在重慶大學授課，以示抗議，並積極參與聲援“馬師”的營救活動。他給商學院的信中，寥寥數語卻盡顯其為人的正直與灑脱：“本人事忙，不能再來重大，講課費全部捐贈商學院學生會。”             

1942年8月，國民黨當局迫於各方壓力釋放馬寅初，強令各大學不準聘其任教。潘序倫卻獨自敦請馬寅初登上立信的講台，並安排他攜家眷住在北碚立信校內。國民政府教育部向潘序倫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馬寅初，否則後果自負。潘序倫依舊寥寥數語，“立信者，立信於人也。既已下聘書，就不能無故解聘。”             

馬寅初非常感激。後來他與人説：“潘序倫對開拓中國新式會計有功，不要説來教書，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壺，我也願意。”             

另一個常常與潘序倫連在一起的名字，便是顧準。             

1927年春，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開張不久，剛滿12歲的顧準經人介紹入事務所成了一名練習生。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對其委以重任，他很快便掌握了會計學科的相關知識。直至1940年赴蘇南參加新四軍，除少數時間外，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對於立信事業貢獻頗多。             

事實上，顧准以立信的工作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顧準自述》裏曾提及：“社會職業生活安定，對我從事黨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為那時白天的辦公時間只有六小時，辦公時間還可以大量讀報……實際上白天的寫作，每天不過三四小時。中午休息的兩小時，下午五點以後的全部時間都可以利用於參加會議和‘碰頭’，有些黨的工作需要寫的公開文章，還可以在辦公時間寫。”             

雖為無黨派人士，潘序倫堅決擁護抗日。對於顧準的革命活動，潘序倫和立信同仁採取的是默許的態度，甚至暗中支持，乃至積極參與。其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曾訓告潘序倫，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動”，潘序倫未予理睬。             

在重慶期間，有一日，潘序倫收到周公館轉來的一封信，寫信人便是顧準。信中説他已至延安，生活十分艱苦，希望“潘師”匯些錢款以補充衣食之用，潘序倫隨即託周公館代為匯去舊“法幣”一萬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顧準隨陳毅將軍回上海，登門拜訪潘師，當面陳清：“那一萬元已收到不誤。”      

“三位一體”的會計事業             

1941年，潘序倫從商務印書館收回了立信會計叢書的版權，與鄒韜奮先生主持的生活書店合作籌資，同年6月創辦了“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除了出版發行立信會計叢書等會計財經類圖書以外，還印刷賬簿、表單，以滿足工商業日常經營之需。             

1947年，會計學家、審計學家管錦康留學美國，就曾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看到潘先生所著中文本《會計學》。立信會計、財經叢書的學術影響可見一斑。             

從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到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再到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自此，潘序倫“三位一體”的立信會計事業版圖終創建完成。他曾説：“事務所可以為學校提供師資；圖書社可以為學校提供教材和補助部分辦校經費；學校培養出來的會計人才，參加工作以後，可以回過來協助事務所和圖書社發展業務。”其用心良苦，不言自明。             

做學問是沒有邊界的，要時刻保持與學科前沿的密切聯繫。上世紀40年代，管錦康留學美國時，就曾收到來自潘序倫的3000美元匯款，囑其購入大批會計、審計書刊。然後，由其親自主持譯介工作。當時美國會計學術界權威貝登教授的一套會計學叢書，以及他與人合著的《公司會計準則》一書便皆在此列。             解放初期，潘序倫再次囑託管錦康從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外文部購進大批蘇聯會計書籍，並在上海組織了翻譯工作。為此，潘序倫還專門學習了俄語。俄語中的顫舌音不知讓多少學習語言的人神傷，彼時，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潘序倫竟也每日對着鏡子吃力地練習顫舌音。要知道，在他講了一輩子的家鄉話裏是沒有捲舌音的。             

1952年秋，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併入上海財經大學。直到1980年，在潘序倫等經濟界人士的倡議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覆校，潘序倫任名譽校長。潘屺瞻回憶其父當年為立信覆校所付出的心血時，曾説：“1980年，上海立信爭取覆校的時候，父親已經87歲高齡了，當時因病住進了中山醫院，視力也不是很好。但每天早晨學校領導到他牀前彙報覆校工作時，他還是聚精會神地聽着。他就是一心想要覆校成功。”             

他説：“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取之於會計，用之於會計；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於是，潘序倫為立信覆校捐出畢生積蓄，設立潘序倫獎學金，將自己的藏書與出書版税全部用於會計教育。             

他是會計學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但或許在他心裏，自己首先是個老師。“我記得在中山醫院的時候，父親已經是病危了。有位學生想出國深造，請父親來為他寫推薦信。父親非常爽快地答應了。由於當時父親已沒有寫字的力氣了，於是他便讓身邊的人幫忙寫推薦信。推薦信寫完之後，父親奮力地從牀上起身，顫顫巍巍地走到牀頭的一個小圓櫃前面，慢慢地坐下來。那時病房裏的光線比較暗，我就用手電筒給他照着，他就在手電筒的燈光下看完了這封推薦信，然後拿起筆來用力地在兩封推薦信上分別簽下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憶起“父親對學生的最後一次關懷”，95歲高齡的潘屺瞻仍不禁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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