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唯苦吟，舉世少知音。
窗前三更雨，燈前萬里心。
這是唐代新羅人崔致遠留下的詩句，句句精煉，讓人很難想到，它出自一個外國人之手。崔致遠12歲來中國，6年後考上“賓貢進士”，任溧水縣尉（今屬江蘇省南京市轄區，縣尉相當於今縣公安局長，九品），後任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僚，因起草《檄黃巢書》名聞天下。在華16年後，以三品銜歸國。
崔致遠被稱為“東國儒宗”，堪稱留學生的代表。據嚴耕望先生考證，“自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新羅始遣派留學生起，至五代中葉，三百年間，新羅所派遣之留唐學生，最保留之估計當有兩千人”。
崔致遠
新羅留學生之外，還有日本、渤海國、大食、百濟、高昌、吐蕃、南詔等國留學生。宋代時，賓貢科舉成單獨考試，一直延續到明代。清代時，國子監延續明初政策，對琉球學生予以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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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反，古代中國“厚往薄來”，招留學生不僅不賺錢，還要倒貼錢，所以宋代後，來華留學生規模再難與唐朝相比。
周煌《琉球國志略》封舟圖
唐朝太學有8000學生
唐代招留學生，源於質子制度。
自春秋起，帝王、軍閥便將子女、妻子等近親送往敵國當人質，秦昭襄王（秦始皇的曾祖父）、秦莊襄王（秦始皇的父親）、秦始皇都當過質子。
唐太宗有三個身份：一是中原的天子，二是內亞的“天可汗”，三是代行佛法的轉法輪王。作為“天可汗”，有權要求周邊政權派質子入衞。早期到唐朝的新羅留學生都是“宿衞學生”，負責宮廷保衞工作，且在重大朝會時充任儀仗。
“宿衞學生”必須出身貴族，崔致遠即屬“六頭品”。
新羅選官依“骨品制”，共8等級，即聖骨（有資格當王）、真骨（王族，無資格當王，後聖骨盡滅，真骨也可當王），六頭品（不可當長官）、五頭品、四頭品、三頭品、二頭品、一頭品。三頭品（含三頭品）以下皆平民，不可任官。
唐太宗有鮮卑血統，不重“華夷之辨”，他説：“自古帝王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到唐玄宗時，更是“開懷納戎，張袖延狄”。
“宿衞學生”較清閒，平時在太學中讀書。比如前面提到的崔致遠，剛來華時漢語説得還不太好，不經學習，很難“登唐科第語唐音”。
唐代重教。據《唐會要》載：“貞觀五年（631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
唐太宗
房玄齡當年考砸了
唐太宗重視太學，與隋有關。
科舉始於隋，但史籍無確載。褚遂良刻《房玄齡碑》中，有“年十有八，俯從賓貢”，意思是房玄齡18歲時考中“賓貢進士”。這涉及兩個問題：
其一，房玄齡不是外國人，為何參加“賓貢科舉”？
其二，為何稱“俯從”？
著名學者高明士認為，隋開皇七年（587 年）始置“貢舉”（即科舉，此説源自宮崎市定），此時隋朝已定江南，急需培養自己的幹部隊伍，替代舊門閥。隋文帝此前已將四門學、書學、算學提升為中央學校，它們面向平民招生，本屬小學，如今與培養貴族子弟的國子學、太學同級。此時隋文帝力推“均田法”，急需數學、書法人才。
隋代科舉分三檔：秀才最高，明經低三等，進士又低三等。
早期“進士”稱“賓貢進士”，地位極低，房玄齡中進士乙第，僅從九品下，所以稱“俯從”。
“賓貢科舉”未選拔出太多人才，後來隋文帝也不太重視了。
隋末戰亂，門閥凋零，加上唐太宗刻意打壓，唐代“賓貢科舉”改名“進士科舉”，已是一枝獨秀。
《新唐書》稱：“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最為盛焉。”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又 恢復了“賓貢 科舉”，此時已和原來的“賓貢科舉”完全不同，只面向外國留學生。
留學生“壓力山大”
留學生到唐朝後，一般在國子監學習，分學問生、請益生和還學生三種。學問生長期留學，學制一般10年；請益生有一定基礎，來華研修，可長可短；還學生隨遣唐使來，並一同返回，是短期培訓。
入學前有考試，據《唐會要》，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渤海國派來16人，只有6人獲准入學；新羅派來216人，只有7人入學，其餘都被遣回。
入學前，留學生要向先生獻束脩（禮物），行拜師禮。入學後，“買書銀貨則本國支給，而書（衣）糧，唐自鴻臚寺供給”，即衣食由唐朝的鴻臚寺（相當於今外交部）典客署免費提供，如是留學僧（一般安排在長安的大寺廟中學習），鴻臚寺每年發四季衣服、糧料，並賜絹25匹。
據學者雋婭瑋在《唐代留學生教育及其當代啓示》鈎沉，留學生與本土學生的學制相同：
《論語》《孝經》一年；
《尚書》《公羊傳》或《穀梁傳》各一年半；
《毛詩》《周禮》或《儀禮》各兩年；
《禮記》或《左氏春秋》各三年。
教學方法分講論、問難、誦讀與讀書指導四種。留學生和本土學生一樣，也要參加旬考、歲考、畢業考。
旬考是每十天考一次，須背誦一千字、講解兩千字。歲考是口問大義十條，通八條為上等，六條為中等，五條以下為下等，即不及格。如果歲考三次都是下等，必須重修，再不及格，便勒令退學。畢業考則由博士出題，校長（祭酒）監考，題目則模擬科舉。
由此看來，學業壓力夠大。
“賓貢科舉”曾引發爭執
唐穆宗開“賓貢科舉”，給留學生們提供了一條科舉成功的便捷通道。但“賓貢科舉”是單獨考試，還是與中原學生一起考，學界還有爭議，學者郭麗的觀點似更合理。
郭麗認為，唐代科舉無糊名制（武則天時，吏部招考短期取糊名制），留學生們很可能和中原士子一起參考，單設考場（比如高麗士子康撫民便“召試舍人院”，而科舉應在禮部貢院）。評卷時，考官會照顧留學生。唐代科舉重詩賦，音韻要求嚴，留學生難免“海外音訛”，只要“文意稍可”，即可及第。
“賓貢科舉”單列榜單，附在正榜末尾，即“十年觀國，本望止於榜尾科第”。第一位及第的留學生是新羅人金雲卿。
“賓貢科舉”有照顧的性質，卻引發渤海國留學生與新羅留學生爭執。
渤海國在唐玄宗時內附，成羈縻州，大量派留學生入唐，因其歷史上多次侵擾新羅，兩國關係緊張。據學者黨銀平考證，渤海國烏昭度入唐科舉，與新羅李同都通過了“賓貢科舉”，烏昭度排名在前，回國後當了國相，讓新羅大為不滿，崔致遠甚至寫道：“既致四鄰之譏，永貽一國之恥。”
崔致遠後來科舉成功，排名在前，他自得地寫道：“光榮遠播於三韓，自此以來，未之或改。”
後來烏昭度的兒子烏光贊也參加了“賓貢科舉”，名列新羅留學生之後。烏昭度當時正好出使唐朝，請求調高兒子的排名，被唐廷拒絕。
到了宋代，因有糊名制，“賓貢科舉”成了單獨考試。
江蘇省揚州市建有崔致遠紀念館
明代重視琉球學生
唐代以後，留學生數量鋭減。
一是高麗光宗九年（958年），時中原戰亂，在逃到高麗的文士雙冀建議下，高麗王朝自辦科舉。自唐朝到明朝，在中國科舉成功的朝鮮半島（含新羅、高麗、朝鮮）進士共53人，遠多於其他地區。本地也可科舉，使留學中國的動力下降。
另一方面，招待留學生的負擔重，唐代鴻臚寺每年招待費摺合成糧食，高達一萬三千斛，後來王朝減少了投入。
在中國學習後，大部分留學生回國服務，比如唐開成五年（840年），便有105名留學生離開。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高麗國金濤通過“賓貢科舉”，朝廷授予他縣丞之職，金濤卻拒絕就任，反而與三名同鄉回國了。第二年，高麗國申請再派留學生，朱元璋的回應頗為冷淡：“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省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不過，明太祖很重視來自琉球的留學生。
明初琉球“地無貨殖，故商賈不通”，“琉球最貧”，“不駕舟楫，惟縛竹為筏，急則羣舁之，泅水而逃”。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起，琉球派留學生到中國便成定例。
明太祖很可能看出了琉球巨大的地理潛力，下令遷“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在一系列幫扶下，琉球果然發展成東亞海洋貿易的支點，被稱為“梯航萬國”，成了穩定東亞秩序的重要一環。
琉球前往中國的進貢船
清代只教一門課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名琉球學生作為明代後第一批留學生，進入北京國子監學習，至同治七年（1868年）才不再派留學生。
對琉球留學生，明朝無人數限制，清朝則要求一任國王只派一批，學習年限也縮短成3年，最長不超過4年。
清朝這麼做，可能是想節約成本。據學者許可在《琉球王國赴華留學生研究》中鈎沉，清廷為每位琉球留學生日供白米二升，“雞一隻、肉二斤、茶五錢、豆腐一斤、花椒五分、清醬四兩、香油四錢、醬四兩、黃酒一瓶、菜一斤、鹽一兩、燈油二兩”，此外“每年春秋賜錦緞袍褂，紡絲綢褲各一，涼帽各一，鞋襪各一雙。夏賜紗袍褂，羅衫褲各一；冬緞面羊皮袍褂，棉襖褲各一，貂帽，皮靴，絨襪，被褥，席枕俱備”，且“每月硃墨紙筆銀兩五錢”。
唐代來華留學生可選算學、律學、四門學等，清代只有朱子學。留學生“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詣講堂聽講《小學》數條；《小學》完，講《近思錄》。飯後，講經數條，臨帖。燈下，講四六古文各一篇、詩一首，次日背誦”。
琉球學生多次提出修改教學內容，從結果看，仍以道德教育為主。當時高麗王朝雖有科舉，卻未動搖貴族制，平民子弟機會少，仍希望留學中國來改變命運，可清朝教育如此封閉、狹隘，讓人望而生畏。
留學教育有利於傳播文化、增進感情、加強交流，但好事還要辦好，效果無法量化，責權利不對等，就會越辦越差。早點商業化，也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