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劍》裏有一個八路軍總部遇襲的片段，副總司令彭德懷不願撤離，被衞士們架着“強行”轉移。這個故事發生在1942年5月。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偷襲，而是日軍預謀已久的對華北各主要抗日根據地的一次大“掃蕩”。在日軍持續兩個月的“掃蕩”中，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兼前方總部參謀長左權不幸犧牲，根據地很多村莊被日軍“三光”政策毀滅殆盡，加上百年不遇的蝗災、旱災，根據地生活十分艱難，雖然實行開荒種地、精兵簡政的政策，仍餓殍遍野，度日維艱。
（1942年，百姓救治受傷的八路軍士兵）
新四軍主動伸出援手
得知這一情況後，新四軍代軍長陳毅致電彭德懷，表示新四軍所在地地處沿海，物產豐富，可以抽調部分錢款、物資援助八路軍，問彭德懷是否同意接收新四軍援助的物資。
彭德懷當然願意，這些錢物對八路軍來説，何止是雪中送炭？簡直就是在救命。可兩個根據地一個在淮南，一個在冀東南，相距800多公里；不僅遠，鐵路和公路幹線還都在日本人控制下，想隔着千山萬水把大批錢款、物資順利地送到到太行山區，其困難可想而知。基於這方面的考慮，彭德懷猶豫不決，對陳毅的兩次來電都沒有回覆。
沒幾天，陳毅再次來電催問。經反覆研究，八路軍總部終於覆電陳毅，接受新四軍援助，並希望新四軍派出得力干將負責此事。
八路軍則方面派出根據地工商管理總局局長王興讓，全權負責錢和物資的接收。王興讓朋友多，路子廣，懂邊區經濟，會做生意，因先天性少一支胳膊，被稱為“獨臂局長”。
王興讓聽説要從淮南往太行山運送錢物，表示茲事體大，得搞出一個穩妥的方案再給首長答覆。彭德懷告訴他，這件事關係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問題，馬虎不得，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滕參謀長商量。
籌劃幾天後，王興讓向滕代遠詳細彙報了自己的設想。
王興讓分析道：“從整體上看，北方地區有較完整的地下交通線，青島、天津也有八路軍隱蔽的商業網點，這些條件都可以利用；但新四軍那邊的具體情況我們不瞭解，想把兩地的交通線打通，得在上海建一處秘密網點作為雙方接頭地點，再物色合適的人選在那裏坐鎮，負責錢物的交接。”
篩選掌櫃
聽了王興讓的計劃，兼任八路軍情報處處長的滕代遠馬上想到一個人。此人叫吳青，29歲，晉冀豫區黨委研究室研究員，曾在抗日軍政大學秘書處工作，1940年5月，滕代遠任抗大總校副校長時，吳青被調到晉冀豫邊區。
吳青是上海人，家境好。吳父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舊民主主義者，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推選為上海老城第一任縣長。吳母當過中學教師，思想先進。吳青自小受父母愛國思想的薰陶而走上了抗日道路。所以，從各方面條件來看，吳青非常適合在上海長期居住和工作。
滕代遠找到吳青，向她傳達了總部指示，並把王興讓的計劃告訴了她，問她如果在上海待上一段時間，有沒有什麼困難。
吳青略一沉思，説：“我離開家已經6年了，很久沒和家裏通信，不知母親是否健在。只要母親還在，就能掩護我住下來，但不管怎樣，我服從組織的安排，保證完成任務！”
見吳青答應了，滕代遠很高興，讓她去找林一商量一下後續工作如何開展。
林一是滕代遠的妻子，任情報處派遣科科長，在八路軍情報界非常有名。林一與吳青都曾在八路軍總部秘書處工作過，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一見面倍感親切。
（林一與滕代遠）
林一説：“這次任務難度很大，我們得加倍小心。你回到上海先住下來，新四軍的地下交通員會和你接頭，把錢和物資交給你，你再轉交給天津駐上海的特派員。這些東西給你多少你就交多少，交接時不需要過多交談。”
為掩護吳青行蹤，兩天後，八路軍總部先把她從黨委研究室調到前方總部，再由情報處派遣科為她辦理了敵佔區“良民證”。
上海的接頭人安排完畢後，王興讓又選了趙有德為天津方面的接頭負責人。趙有德，山西屯留人，1942年起在天津從事地下工作。既熟悉天津地形，也掌握我黨在天津的地下交通狀況。
1943年9月，彭德懷從麻田去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滕代遠留在八路軍總部主持工作，鄧小平代理北方局書記。總部首長已經批准了王興讓的行動計劃，相關人員也已全部確定。
（陳毅與滕代遠）
滕代遠叮囑吳青、趙有德二人，這次任務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從上海、青島兩地將新四軍的匯款分批提出來，先匯到天津，再從天津分批匯到太行根據地。考慮款項數額可能不小，所以千萬做好掩護工作，不能引起敵人注意。
林一考慮八路軍總部人員混雜，暴露了趙、吳二人行蹤，就先把他們秘密安置在離總部三公里的一個小院內，並嚴格要求二人：即日起不能走出小院，一日三餐有專人送來；不得與周圍任何人接觸、交談，不能讓人知道他們將要去哪裏；二人要準備一套符合在潛伏地穿的衣物；二人到上海後，由地下交通員把他們介紹給新四軍的交通員；二人還要把自己的住址和聯繫方式告訴雙方交通員；除交接款項外，二人沒有其他任務，不能和上海地下黨組織聯繫，只需在上海等新四軍的交通員即可。
“東款西調”計劃有序展開
1943年夏末，一場經過周密策劃、近百人蔘與的“東款西調”計劃有序展開。
參與這次行動的人非常多，但都有條不紊：
總指揮王興讓坐鎮河北涉縣索保鎮進行全面調度，劉靜作為局長秘書，隨時聽候調遣；曲介甫代表王興讓先去新四軍總部轉告全部計劃，又和夫人李尚平到徐州建立潛伏的商業網點；趙有德負責到敵佔區銀行進行調款，隨後返回天津做接收準備；王磊協助趙有德做好相關事宜；姬忠忱先於吳青到達上海，並與新四軍交通員取得聯繫，為吳青潛回上海探路；吳青以吳家闊小姐身份返回上海，等待錢物的交接；曹中樞在潛伏網點林縣德興貨棧坐鎮，等待錢物交接；李汝修到武安縣陽邑德慶隆貨棧，等待錢物的交接；石萬年、糜鐳負責把錢物轉入太行抗日根據地；姜世清往返各地，負責傳遞情報、接送同志；孫振武被派往天津泊鎮，開闢新的情報點任務備用……
這裏只列舉了參加行動的部分人員，在太行根據地，還有很多人蔘加此次行動。大家嚴守紀律，服從安排，認真完成任務，不亂説不亂打聽。多數人不知內情，雖然對接到大量的錢物覺得意外，卻不會想到是新四軍援助八路軍的。
趙有德趕回天津後，找到晉泰昌雜貨莊總經理宋慶祥、經理馬振華，告訴他們天津站的同志要到青島和上海接款；上海是重點，款項多，還要倒換銀行和幣種，花費時間長，需要宋慶祥去親自辦理。為此，要由宋慶祥出頭，在上海臨時開設一個門店作為掩護。青島方面需要轉的款少一些，也不用倒換貨幣，只派雜貨店的夥計蘇丕芝接款即可。馬振華則在天津不動，負責青島、上海兩方面人、錢、物、情報、信函相關工作。
所有任務安排妥當後，大家分頭行動。宋慶祥很快趕到上海，在公共租界開了一個慶豐號貨棧；蘇丕芝在青島以幫東家接手一筆財產的名義，在一個朋友的店裏設了個內莊——隆泰號，等待收到錢後就地採購貨物，運往根據地。
沒過幾天，山東派出的新四軍交通員到達天津，與趙有德接上頭，隨後到青島找到蘇丕芝，當面交清錢物。不久，趙有德收到蘇丕芝的電報：“青事順利，款肥物豐，不日到津。”
上海“四小姐”圓滿完成任務
再説吳青。
10月初，姬忠忱護送吳青進入安陽敵戰區，由安陽地區的地下黨把二人假的“良民證”換成了真的，隨後送二人登上開往上海的火車。
在上海，吳青按響了自家門鈴，一位女傭打開門，問找誰，吳青答：“我是四小姐。”（吳青排行老四）
看到母親還健在，吳青非常高興。她告訴母親，自己在河南安陽結了婚，丈夫是學校教員（事實上，她的愛人何雲已在1942年5月反“掃蕩”中犧牲，犧牲前為《新華日報》社社長），這次回家為母親過六十大壽，再順便在上海醫院看看婦科。是時，吳青三個姐姐均已出嫁，弟弟吳天蔭在上海企工銀行任職。
吳青換上了上海流行的闊小姐打扮，到大東亞旅館找到姬忠忱，把電話號碼告訴了他，並叮囑他有人來聯繫時，一定先打電話約好見面地點，不可貿然來家，以免引起懷疑。
幾天後，新四軍的交通員陳祥生打電話給吳青，二人約在了電影院門口見面。陳祥生轉交給吳青第一筆款項，並告訴她，這是華中根據地商號繳納到根據地税務機關的税款。交通員轉來的是上海錢莊簽發的莊票，憑票可到指定錢莊提取現款。
顯然，這位交通員並不知道此款的真正用途。
為避免引起日偽特務的懷疑，吳青通過弟弟在上海企工銀行的關係，把莊票換成與根據地無關的企工銀行支票，再把支票轉交上海慶豐號貨棧經理宋慶祥。
在隨後的八個月裏，吳青與陳祥生重複着這種操作，把接收的款項全部安全轉移到宋慶祥手中。
（林一（左）與吳青）
天津“晉泰昌”貨變錢提高聲望
吳青等人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同時，從淮南、青島等地轉來的款項及白糖、紙張、大料等物資也陸續到達天津。
因為火車運來的貨物太多，又不能在天津站滯留太長時間，天津晉泰昌雜貨莊也放不下，趙有德和馬振華商量之後，決定把貨物換成錢，分別存到天津的四個銀號和天津金城銀行，而且不計較利息的多少。這樣一來，銀行和銀號覺得有利可圖，既完成了調款任務，又提高了晉泰昌的聲望。
其後的幾個月裏，晉泰昌每個月都要存入各銀號和銀行裏不少錢，少則三五萬，多則幾十萬，每月有四五次。趙有德又經多次兑換，把敵佔區中央銀行的鈔票換成冀南幣，以便太行區根據地使用。
從1943年初秋至1944年10月，錢物轉移工作順利結束，兵馬回營，職員歸建。新四軍先後給八路軍太行區根據地援助錢物摺合約800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困境中的太行根據地軍民。
寫在最後
這次行動歷時一年之久，參與行動的相關負責人和地下交通員，有記錄在案的多達上百名，還有很多默默無聞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可能只代傳一句話，代送一個人、一樣東西，但均為完成這次“東款西調”工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次聯合大行動，充分體現了八路軍與新四軍精誠團結、緊密合作、協同作戰的革命精神，是國民黨軍隊互相拆台、各自為戰的散沙狀態所無法比擬的，時至今日還有深刻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