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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末年，隨着滿清的入關南下，希望為南明政權振興天下的大儒顧炎武，在詳細考查了立足於東南的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八代政權的成敗興亡後，提出了“厚荊襄”、“阻兩淮”的東南立國之本，然而，隨着南明政權的最終潰敗，顧炎武的戰略構想也最終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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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後四年，公元212年，曹操跟孫權，又在濡須口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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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須口，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今安徽含山縣與無為縣之間，為了攻克這個小小的地域，魏國從212至252年，歷時四十年、先後四次發動濡須之戰，最終卻在這裏慘敗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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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元212年的第一次濡須之戰失敗後，曹操感慨地説：
“生子當如孫仲謀，劉表的兒子跟孫權相比，真是跟豬狗一樣啊！”
作為江淮流域重鎮，濡須口是孫吳的力保家門之戰
在兩軍對峙一個多月後，孫權給曹操寫信説：
意思是説春天來了、江水漸漲利於水攻，你要懂得軍事形勢，然後孫權又附上一張小字條説：
佔不到便宜的曹操，無奈下拿着信件跟各位將領説：“孫權不欺孤也。”於是主動撤軍。
然而魏國並不死心，此後一直對濡須口發起衝擊，到252年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掌權時代，魏國軍隊又在濡須口大敗，遭遇慘敗的司馬昭甚至為此“坐失候”。對於魏國來説，濡須口，是個繼赤壁之後的傷心地。
在魏國看來，濡須口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流域，而要擊敗孫吳，就必須徹底控制淮河流域，爭奪進入長江流域的主動權。
而對於孫吳來説，長江流域是老孫家的經濟命脈，如果持續在此發生大戰，必將對孫吳政權的經濟基礎造成重大破壞，因此最好的戰爭策略，就是拒敵於江北的淮河流域，為吳國提供戰略縱深，避免破壞江南之地。
作為中國七大河之一，淮河介於長江與黃河之間，在古代與長江、黃河和濟水並稱“四瀆”，其發源於河南南陽的桐柏山河谷，流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全長1000公里；而支流縱橫交錯的淮河流域更是跨越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和山東五省，流域面積達27萬平方公里。
而實際上，作為中國南北戰爭的分界線，這個地點並非在長江流域，而是在長江以北的淮河和淮河流域。
中國歷史進入三國時代以後，魏蜀吳三國的戰爭圍繞着秦嶺、長江一線展開，在魏蜀之間，戰爭的分界線主要是秦嶺地區，而魏吳之間，戰爭的分界線看似在長江，但雙方真正的爭奪指向，其實明確指向長江以北的淮河流域。
在214年第二次合肥之戰中，曹操手下大將張遼甚至以800步兵大破孫權十萬大軍，打得當時東吳老百姓每次嚇唬小孩哭泣，都説“張遼來了”，小孩立馬就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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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一直到253年，孫吳政權歷時35年前後發起了五次合肥之戰，而跟四次濡須之戰相反，東吳的五次合肥之戰最終卻以慘敗而歸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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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是控制淮南地區的要衝
而將淮河流域徹底視為戰場、沒有進行開發利用的東吳政權，則在280年最終被西晉所滅。
在淮河流域爭奪戰中，作為曹魏的繼承者，司馬家族最終笑到了最後。
作為與秦嶺並列的中國南北分界線，淮河流域北部與黃河連為一體，南部則與長江連為一體，因此無論是黃河還是長江政權，都將淮河視為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也因此，秦嶺淮河流域不僅成為了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線，而且更是成為了中國南北軍事、政治分界線。
與東吳政權因為失去淮河流域導致亡國不同的是，東晉以及後繼的南朝劉宋、蕭齊、蕭梁帝國，則因為奪得了淮河流域的主動權，而得以與北方實現了持續兩百多年的對峙，甚至時不時在戰爭中獲得主動權。
從襄陽沿着淮河流域東進的前秦大軍，首要的攻擊地很自然地指向了淮西的藩屏壽陽，而根據統計，截止公元1600年以前，中國歷史上發生過30次以上戰役的地方除了長安、洛陽和南京，壽陽（壽縣）排行第四，合肥第五，湖北襄陽第六，甘肅臨夏第七，江蘇徐州排行第八，河南開封和南陽分列第九和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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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見，作為淮河流域重鎮，在今天看起來似乎名不見經傳的壽陽（壽縣），在古代戰爭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今天似乎默默無聞的壽縣，卻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兵家必爭要地之一
淝水之戰後二十年，倚靠着淮河流域的精兵北府兵，劉裕甚至不僅一度收復洛陽和長安，甚至率兵攻滅南燕、後秦，兵鋒一度進入山東等地，達到了南朝時期的軍事巔峯，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建立在淝水之戰後，南方政權控制、經營淮河流域的基礎上。
“汝乃自毀萬里長城也！”
檀道濟死後，北魏君臣立馬相互慶祝説：
檀道濟死後，淮河流域的屏障北府兵逐漸瓦解，檀道濟死後15年，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軍甚至進攻到了與建康（南京）隔江相對的瓜步，對此，宋文帝劉義隆登上石頭城北望感慨地説：
“如果檀道濟還在，怎麼會到這個地步！”
而失去了淮河流域主動權的南朝各國，從此步步進入守勢。
到了梁武帝後期的公元548年，東魏叛將侯景從壽陽起兵南下，一年後攻佔梁朝首都建康（南京），梁武帝活活餓死。侯景之亂後，梁朝在長江以北的淮南領土幾乎全部淪喪，此後，失去淮河流域屏障、代梁建立的陳朝成為南朝四國中領土最少、實力最弱的朝代。
而在北方奪取淮河流域、奠定北強南弱的局勢後，陳朝最終如東吳一般，走上了覆滅的道路，被代北周而立的隋朝滅亡。
對於中國古代南北方政權來説，在作為各自政治中心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決戰，都不是理想之地，也因此，相對遠離核心區的淮河流域，也就成了南北爭戰的主戰場。
淮河流域控遏南北
唐朝安史之亂後，江淮流域各地藩鎮割據，斷絕了江淮流域的財賦貢獻，使得長安政權岌岌可危，其中作為淮西節度使的吳少誠家族更是割據淮西長達三十年。
此後兩年，唐憲宗東征西討，一度結束了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出現的藩鎮割據局面，使得唐朝一度出現了“元和中興”的有利局面。
而歷時38年的宋蒙襄陽之戰（1235-1273年），隨着南宋戰敗丟失江淮流域，最終也極大改寫了此後中國史的走向。
公元1234年，稀裏糊塗的南宋與蒙古聯合攻滅金國，在消滅障礙金國後，此後蒙古人頻繁南下，對作為淮河流域和漢水重鎮的襄陽發起了持續達38年之久的攻城戰。
“先攻襄陽，撤其捍蔽！”
“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也”。
作為南宋名將孟珙的老部下，劉整深諳南宋帝國的命脈之所在，而隨着劉整的叛逃獻計，馳騁亞歐大陸，但在此前二十多年攻宋戰爭中卻始終找不到北的蒙古人，才終於建立了攻滅南宋的至高戰略。
此後，宋元戰爭進入到了新階段，忽必烈則耐心佈局，最終歷時六年，終於在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攻下與襄陽一江之隔的樊城，迫使襄陽守將呂文煥力竭降元。
襄陽失守後三年，蒙古軍又順着江淮流域步步推進，最終於1276年攻佔臨安，又三年後，隨着南宋最後的十萬軍民在1279年的崖山之戰中失敗，不甘屈服的陸秀夫最終揹着宋帝昺在廣東江門海域跳海自盡，至此，南宋最終滅亡。
襄陽失守後，南宋的江淮流域全部暴露在蒙古軍鋒線之下
1948年淮海戰役之前，白崇禧也向蔣介石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戰略構想，但在解放軍的迅猛攻勢下，內部分裂的國民黨軍隊迅速土崩瓦解，從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僅僅耗時兩月的淮海戰役最終徹底摧毀了國軍在淮河流域的勢力。
隨後，國民黨軍隊李延年第6軍團、劉汝明第8兵團放棄了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廣大地區，撤往江南，而失去了淮河流域的軍事屏障，國民黨軍最終在南方一潰千里，而失淮河則失天下的古訓，最終在淮海戰役後再次得到驗證，隨後，解放軍在沒有經歷重大戰役的情況下節節推進，順利解放全國。
而從212年曹魏孫吳的濡須口之戰開始，到1949年淮海戰役結束，歷史最終以無數的興亡成敗，驗證了淮河流域在中國南北方軍事戰爭中的至高地位，所謂“得淮河者得天下”，歷史誠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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